陆龟蒙

　　《吴宫怀古》是一首七绝。前两句诗言穷奢极欲必然导致覆灭——吴国的馆娃宫和长洲苑，如今都是荆棘丛生；吴王宫中当日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荒淫生活，现在只留下一股悲风在吹拂。意在说荒淫腐化生活是吴王亡国的根本原因。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怀古喻今，蕴含深远。

　　后两句与罗隐的诗句“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旨意相近。意思是，吴王夫差亡国是因为他做的每件事都埋下了亡国的祸根。是他无道，并非因为西施生得格外美丽，比六宫后妃更能蛊惑夫差而导致亡国。亡国的罪魁祸首是帝王，后妃仅推波助澜而已。这两句诗讲清了吴国亡国的因果关系，抨击了“女祸亡国”的论调。

　　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中称莲花为“花之君子”，说它“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说它“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并且对其作了具体介绍：“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这些描写，形象而具体地写出了莲花的特点，作者对莲花的赞美之情主要寓于对莲花的描写之中。《白莲》这首诗却不同，这首诗虽然是以“白莲”为题，以莲花为吟咏对象，但诗人没有对白莲作具体描绘，而是抓住白莲颜色的特点，借题发挥，直述诗人自己的看法，抒发自己的感情。

　　咏物诗，描写的是客观存在着的具体事物形象，然而这形象在艺术上的再现，则是诗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感觉表现出来的，多少总带有一点抒情的意味。以抒情的心理咏物，这样物我有情，两相浃洽，才能把它活生生的写到纸上，才是主客观的统一体。陆龟蒙的这首《白莲》，对我们很有启发。

　　“素花多蒙别艳欺，此花端合在瑶池”。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素雅之花常常要被艳丽之花欺侮。白莲花总应该长在瑶池里面。

　　鲜红的太阳，照耀着透出波面的莲花，明镜里现出一片丹霞，艳丽的色彩是有目共赏的。莲花红多而白少，人们一提到莲花，总是欣赏那红裳翠盖，又有谁专门注意这不事铅华的白莲！然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真正能够见出莲花之美的应该是在此而不在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红莲不过是“别艳”罢了。

　　“无情有恨无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月儿明风儿轻花儿要凋谢，只有恨却无情谁能了解你？

　　白莲，她凌波独立，不求人知，独自寂寞的开放，好像是“无情”的。可是秋天来了，绿房露冷，素粉香消，她默默的低着头，又似乎有无穷的幽恨。倘若在这“月晓风清”朦胧的曙色中去看这将落未落的白莲，你会感到她是多么富有一种动人的意态！她简直是缟袂素巾的瑶池仙子的化身，和俗卉繁葩有着天人之别。

　　这诗是咏白莲的，全诗从“素花多蒙别艳欺”一句生发出新意；然而它并没有粘滞于色彩的描写，更没有着意于形状的刻画，而是写出了花的精神。特别是后两句，诗人从不即不离的空际着笔，把花写得若隐若现，栩栩如生。花，简直融化在诗的意境里；花，简直人格化了，个性化了。

　　《白莲》一诗从“素花多蒙别艳欺”一句生发新意；然而它并没有黏滞于色彩的描写，更没有着意于形状刻画，而是写出了花的精神。“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白莲好像无情，但却有恨，在天欲晓而残月尚在，凉爽的晨风吹着，无人知觉的时候，这正是白莲的花瓣将要坠落的时候。这样的想象和描写是既适合作者心目中的白莲的性格的特点，而且又很有情致和余味的。因为有诗的感觉和想象的诗人写诗，并不是仅仅打一个比喻，借题发挥，发一点个人的牢骚，而是对他所歌咏的对象，总是感到了诗意，感到了有动人的地方，然后才可能写出可以打动人的真正的诗来。最后两句，诗人从不即不离的空际着笔，把花写得若隐若现，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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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讽刺属于喜剧的范畴，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也就是对“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那些“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的事物，“有意的偏要提出”，给以嘲讽和鞭挞。讽刺的本领在于巧妙地运用“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抓住讽刺对象的本质特征，诉之于可笑的形象，通过貌似出乎常情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描述，表现出隐而未显的客观事物的真相，从而收到引人发笑、发人深思的喜剧效果。

　　此诗反映的是当时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封建官府对农民敲骨吸髓的赋税剥削。全诗笔锋犀利，想象丰富，运用高度的夸张，尖锐的讽刺，近乎开玩笑的幽默语言来揭示现实，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

　　“渤澥声中涨小堤，官家知后海鸥知。”渤澥：即渤海。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在偏僻的渤海湾，随着经年的潮涨潮落，逐渐淤垒起了一处小小的沙洲。海鸥终日在海面上盘旋飞翔，可是最先发现这块沙洲的却是官府。

　　诗的开头一句描绘渤海岸边新形成了一片沙荒地的图景。这短短的七个字，反映的是一个长期、缓慢而不易察觉的大自然变化过程。这里的慢，与下句的快；这里的难以察觉，与下句的纤毫必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诗的讽刺意味更加强烈。海鸥一直在大海上飞翔盘旋，对海边的情况是最熟悉的；这片新沙的最早发现者照理说必定是海鸥，然而海鸥的眼睛却敌不过贪婪的注视着一切剥削机会的官家，他们竟抢在海鸥前面盯住了这片新沙。这当然是极度的夸张。这夸张既匪夷所思，却又那样合乎情理。它的幽默之处还在于：当官府第一个发现新沙，并打算榨取赋税时，这片新沙还是人迹未到的不毛之地——盐碱地。连剥削对象都还不存在，就打起榨取赋税的如意算盘，这仿佛很可笑，但对官家本质的揭露，又何等深刻！这首诗的第二句，夸张却已经到达极度，如果下面仍采取此法揭露官家的剥削本性，是很不容易的。诗人没有回避艺术上的困难，而是把夸张与假设推想之词结合起来，翻空出奇，更上一层。

　　诗的三、四句“蓬莱有路教人到，亦应年年税紫芝”，则把夸张与假想揉为一体，从虚拟的画面中进一层镂刻官府“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贪婪本性。蓬莱仙山本为神仙所居的极乐去处，其间既无尘世之争，更无苛捐杂税之扰。但官府并非不想到仙境中以掠取其间的奇珍异宝，而只是由于蓬莱“烟涛微茫信难求”、无路可通罢了。这里，假设的画面是可笑的，似乎纯属荒唐悠谬之谈，但在这荒唐悠谬的外壳中却包含着严峻的历史真实──官家搜刮的触须无处不到，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逃避赋税的净土乐园，从本质上揭示了官府心灵最深处的秘密，从中也反映了诗人爱憎分明的美好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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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窆，用木。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汉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称矣。余之碑野庙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纪，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无名之土木而已矣！

　　瓯越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曰将军；有温而愿、晰而少者，则曰某郎；有媪而尊严者，则曰姥；有妇而容艳者，则曰姑。其居处则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级。左右老木，攒植森拱，萝茑翳于上，鸱鸮室其间。车马徒隶，丛杂怪状。甿作之，甿怖之，走畏恐后。大者椎牛；次者击豕，小不下犬鸡鱼菽之荐。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不朝懈怠，祸亦随作，耄孺畜牧栗栗然。疾病死丧，甿不曰适丁其时耶！而自惑其生，悉归之于神。

　　虽然，若以古言之，则戾；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何者？岂不以生能御大灾，捍大患，其死也则血良于生人。无名之土木不当与御灾捍患者为比，是戾于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解民之悬，清民之暍，未尝怵于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驱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佪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尔，又何责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

　　既而为诗，以纪其末：土木其形，窃吾民之酒牲，固无以名；土木其智，窃吾君之禄位，如何可仪！禄位颀颀，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视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野庙碑》是一篇讽刺杂文。文章的题目便发人兴味，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文章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种悲哀的原因，野庙里的神祇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段就是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作者自己的悲哀。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是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此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一篇碑文。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之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此文各个段落，层次之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此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之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此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跟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步深入，表现出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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