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日，宗元白：

　　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独见病，亦以病吾子。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

　　仆自谪过以来，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骚吾心？则固僵仆烦愦，愈不可过矣。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庭，荐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怃然。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虽仆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後，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若定是非以敎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吾子前所欲见吾文，既悉以陈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观子气色，诚好恶如何也。今书来言者皆大过。吾子诚非佞誉诬谀之徒，直见爱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釆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远矣。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择焉，有余以告焉。苟亟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而为外廷所笑，则幸矣。宗元复白。

　　全文围绕“取其名而去其实”的中心论点，分为两大部分展开论述：前平论师道，后半论创作。虽前后侧重点不同，但其内在筋脉却终始一贯，浑灏流转。

　　开篇即针对韦中立提出的“欲柑=相师”明确作答，说自己“不敢为人师”。下文连举两例，陈述不敢、也不愿为师的理由。其一是韩愈为师之例，其而是孙昌胤行冠礼之例，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二例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流俗不问是非，见怪即吠，倘若独为众所不为之事，必然招致厄运。

　　韩愈为师事是最有力的址明。魏晋以降，世风日下，人们耻于言师。而韩愈却不顺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为师，结果招致众人笑骂，被目为狂人，不得不匆匆东行。由此见出为人师者的下场，也见出世风的浇薄。为了更形象地印证世俗的少见多怪及其严重危害：“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这就是说，为师者并无过错，问题出往那些见怪即吠的世人身上，而且这些人是如此之多，能量是如此之大，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忧惧，并力避“召闹取怒”。进一步看，“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遭群犬之吠，那么，“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就不是明智之举了。更何况作者身为被贬之人，已蒙罪名；谪居九年，病疾不断；又有什么必要仅为一个为师的名号而自取其辱，让那此“呶呶者”一天到晚住耳边聒噪，扰乱心境呢？在这里，作者所举之例、所说之话看似带着谐谑味道，但其内里实则隐含着无比的悲凄和沉痛，隐含着对韩愈的同情理解以及对浮薄世风的愤懑。

　　柳宗元之不为师，并非否定师道，实在是因为怕遭世人非议而不愿空担一个为师的名号。在此后所作《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巾，他曾这样说道：“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虽若是，当叫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由此可知，柳宗元当年在长安时就已经一方面避师之名，一方面行师之实了。证因为如此，所以下文话题一转，回到韦中立身上-，非常客气地表明可以行师之实——“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後，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但决不愿担为师之名 “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

　　既然可行师之实，就有必要将自己为文的心得告诉对方。于是，下文开始专力论为文之道。从少年时的“以辞为工”，到成年后理解的“文者以明道”；从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参考的对象，娓娓道来，有条不紊，深刻惊警，启蒙发凡。作者是既重“道”又重“文”的，虽然“文”的目的在“明道”，但“文”本身又有其独立自主性，要将全副精神投入，才能将之作好，才能有所创新。这就要求为文者既要去除“轻心”、“怠心”、“昏气”、“矜气”，避免浮华、松散、杂乱等弊端，又要根据不同情形，或抑或扬，或疏通文气，或删繁就简；与此同时，还要扩大视野，遍览《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庄子》、《国语》、《离骚》、《史记》等文史精品，充分吸收古人创作上的经验，借以磨砺气势，畅达条理，纵横思绪，增多意趣，使其既含蓄深沉义简洁明净。这段论文之浯，是作者多年来的创作心得，堪称一篇精到的创作论，如今和盘托出，以示韦中立，这种做法，不正是老师淳谆教诲弟子的行为么？但作者虽行师之实，仍坚决不要师之名，因而在文章结束处再次告诫对方：“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既回应前文，又一笔点题，曲包余蕴，令人回味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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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曾说柳宗元的诗歌“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卷二），能做到“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此诗正是这样一首好诗。

　　诗题点明写作时间是在贬官柳州时期。诗的内容是抒发种柑树的感想。开头用叙事语泛泛写来：“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首句特别点明“手种”和株数，可见诗人对柑树的喜爱和重视。次句用“新”字来形容柑叶的嫩绿，用“遍”字来形容柑叶的繁盛，不仅状物候时态，融和骀荡，如在目前，而且把诗人逐树观赏、遍览城隅的兴致暗暗点出。

　　关于自己对柑橘树怀有如此深情的原因，诗人这样说：“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原来他爱柑橘是因为读“楚客”屈原的《橘颂》引起了雅兴，而不是像三国时丹阳太守李衡那样，想通过种橘来发家致富，给子孙留点财产。（事见《太平御览》果部三引《襄阳记》）心交古贤，寄情橘树，悠然自得，不慕荣利，诗人的心地是很淡泊的。然而透过外表的淡泊，正可以窥见诗人内心的波澜。屈原当年爱橘、怜橘，认为橘树具有“闭心自慎，终不过失”和“秉德无私”的品质，曾作颂以自勉。今天自己秉德无私，却远谪炎荒，此情此心，无人可表。只有这些不会说话的柑橘树，才是自己的知音。这一联的对偶用反对而不用正对，把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分别灌注到两个含意相反的典故中去，既做到形式上的对称，又做到内容上的婉转曲达，并能引起内在的对比联想，读来令人感到深文蕴蔚，余味曲包。

　　接着，诗人从幼小的柑树，远想到它的开花结实：“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几岁”、“何人”都上承“怜”字来。“怜”之深，所以望之切。由于柑树已经成了诗人身边唯一的知音，所以愈写他对于柑树的怜深望切，就愈能表现出他的高情逸致，表现出他在尽力忘怀世情。这一联用“喷雪”形容柑树开花，下一个“闻”字，把“喷雪”奇观与柑橘花飘香一笔写出，渲染出一种热闹的气氛；用“垂珠”形容累累硕果，展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前景。但这毕竟出于想象。从想象回到现实，热闹的气氛恰恰反衬出眼前的孤寂。他不禁向自己的心灵发问道：这幼小的柑橘树究竟要过多久才能开花？将来由谁来摘它的果实？言外之意是：难道自己真的要在这里呆到柑橘开花结果的一天吗？

　　尾联本可以顺势直道胸臆，抒发感慨，然而诗人仍以平缓的语调故作达观语：“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字面的意思是说：如果让我等到柑树成林的时候，它的果实滋味还能够供养我这个老人的。但这是托词，实际上的意思是感伤自己迁谪时日已久，唯恐延续到黄柑成林，自己还能亲尝。清人姚鼐说：“结句自伤迁谪之久，恐见甘之成林也。而托词反平缓，故佳。”（《唐宋诗举要》卷五引）

　　这首诗的整个语调都是平缓的，而在平缓的语调后面，却隐藏着诗人一颗不平静的心。这是形成“外枯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艺术风格的重要原因。其妙处，借用欧阳修的话来说，叫做：“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欧阳文忠公集》卷二）全诗言淡意远，韵味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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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头二句写初到柳州时的感受。“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这两句是总起，“不可亲”三字，深含感叹之情，很自然地开启下文。

　　中间四句接着写峒氓的生活、习俗。柳州峒氓，多住在山村，日常生活必需品尤其是盐，要到郡城集市去买，所以三、四两句接着描写他们赶集的情景：“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这两句是用倒置法，说峒氓们赶集买盐往返甚是辛苦。第五句“鹅毛御腊缝山罽”，写峒氓御寒之物，说在天气寒冷的腊月里，峒氓们用鹅毛制成的被子来抵御寒冷。下句接着写峒氓的迷信风俗。“鸡骨占年拜水神”。“鸡骨占年”，是峒氓的迷信风俗，以为占卜可以知道年景的好坏。“拜水神”，即向水神礼拜。峒氓们用鸡骨去占卜，问水神祈祷一年的好收成。以上四句描写了柳州峒氓的贫苦生活和迷信风俗，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最后两句抒写心意，表示愿意随俗。“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庄子·逍遥游》里说：宋国人到越国去贩卖章甫这种礼帽，越国人断发文身，用不着这种礼帽。这里化用这个故事，表示愿意随俗。作者不乐意只在公庭上通过译员来和峒氓接触，而宁愿抛掉中原的士大夫服装，随峒氓的习俗，在身上也刺上花纹，学习他们的样子，与他们亲近。

　　这首诗用朴素的语言，如实地描写出诗人和柳州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接近的情况。起初虽然感到“异服殊音不可亲”。最后却“欲投章甫作文身。”诗人自己本来不信神，而民间有迷信风俗，但他不肯疏远他们，而愿意和他们在一起，表现出了入乡随俗的思想。对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地方官来讲，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这样，他在柳州刺史任上，施政能够从人民的生活实际出发，为他们兴利除弊，做了不少有利于民的好事，如减轻赋税，引导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特别是想方设法赎回许多被典质的贫苦人民的子女，使他们从奴隶的命运中解放出来，因此作者任柳州刺史虽仅四年便病逝了，却一直深为柳州人民感激和怀念不已。至今柳州还有纪念他的“柳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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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宗元的《雨晴至江渡》，只有短短的四句话，二十八个字。初读起来好像很容易理解，诗的前两句，写他在雨后初晴的一天傍晚，独自到江边散步。后两句写他在愚溪渡口旁，雨停水退后所见到的景像。

　　河里的洪水太大，大到连村旁的小路都被淹没了。而且，水中漂浮的木筏，也被冲散了，有的高挂在岸边的树枝上。说明这场雨下得太猛，下得太久，自己在屋里憋的时间太长了。久雨初晴，才迫不及待地要到江边来走一走，放松放松自己被压抑的心情。第二句中有一个“独”字，用得非常巧妙，不仅是写实，也是写虚。写实，是指他独自一人到江边来散步；写虚，是指当年一起参加“永贞革新”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都被发配到偏远的州府，自己孤身一人来到永州，势单力薄，难以再成气候。第四句中有一个“在”字，用得鲜活。因为木筏所处的位置，应该漂浮“在水中”，此刻却被漫天洪水冲到岸边的树上，“在高树”三字，让人叹然思然，不胜感慨。真是几多凄凉，几许伤感。

　　永州，在湖南省的西南部，每年的春夏两季，雨水格外繁多。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舜庙祈晴文》，其中有几句的大意是：“浓云密布，阴雨连绵，洪水泛滥，不仅河岸崩塌，而且冲断河堤，淹没了稻田和菜地，百姓遭灾，苦不堪言”。因此，祈盼舜帝体恤民情，赶快诛杀妖龙，驱散云雾，使阳光重新普照大地，不再让雨水危害百姓。结合这篇文章，再读《雨晴至江渡》，反复咀嚼，诗人久雨蛰居之苦、远谪漂泊之痛、同情百姓遭遇的忧患意识、感叹自己空有经国济世的抱负，却又无法施展的愤激心情，皆在不言之中，凸显出来。诗人采用了小中见大、平淡之中寓含深意的写作手法，从表面上看来，四句都是写景，其实字字皆在抒情，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柳宗元这首作于永州溪居的七绝诗，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解析。如，有的注“槎”为“折、木筏子”，视该诗为一首闲散诗（《柳宗元诗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版），有的注“槎”通“楂”即“水中浮木也”，视该诗为“渡口退潮之景”、“偶然景”（《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有的不作任何注释只是笼统地视该诗为“抒写孤寂忧愤的心境”（《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诸多的解析给读者带来了诸多的疑窦：“槎”究竟是什么意思？诗的旨趣究竟何在？等等。笔者带着这些问题，怀揣有关资料，凭着世居愚溪之源和长期工作在永州的有利条件，一脚踏进柳宗元溪居遗址，目光投向千百年前，实地进行了连续几个暑假的细致考察，经过一番贴近生活的理性分析，似乎找到了一种全新而又真切的理解。

　　我们从柳子的《愚溪诗序》得知，柳子“永州溪居”是一座“八愚”（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园林群景。由于柳子诗文直到他死后两百多年才公之于世，所以这群景点对当时人来说就根本不晓得，因而也就没有认传下来。加之后代人们未看到其能表明的“八愚”群景位置的关键一景“愚亭”之所在，所以这座群景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就成了一个谜。这了解开这个谜，永州学人做了大量的考寻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专家考证，发现柳子永州溪居“八愚”群景就在今天永州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之间的愚溪北畔注①，背山面水，座北朝南。笔者曾反复实地察看，看那“八愚”各景点方位与《愚溪诗序》所述吻合，唯一空缺的就是“愚亭”，但见得“愚亭”所在位置正处于愚溪北滨，其址是一座用青石方料铺筑起来的呈圆形（直径约 五米 ）的码头——但决不是什么码头。因为在“其流甚下……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连小舟也进不去的愚溪，当地老百姓不会也没有财力去砌这样一座规模甚大的码头闲置在那里或专作洗衣用。笔者认为，它是“愚亭”基址无疑。想必是筑在这个位置上的三面环水的“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罢了（注②）。

　　“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了呢？有没有被洪水冲毁的事呢？请看下面的分析。“愚池”正北约 十米 远的小山坡上（今天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街道靠北）建有一个当地人们世代相称的“十五亭”，据 张绪伯 先生考证就是柳子重建的“愚亭”（注③）。何以知之为柳子重建？从其命名以知之。因为柳子有“以数代名”的习惯。例如他称刘禹锡为刘二十八，称周韶州为周二十二，称娄图南为类二十四等。“愚”乃十三点画，怎么用“十五”称之？ 张绪伯 先生说，柳子写有《永字八法颂》（《外集补遗》）。同朝文人卢肇云：“永字八法，乃点画尔”；《翰林禁经》亦云：“八法者，永字八画也……古人用笔之术，多于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势，可通一切字也”（注④）。由此可见唐代文人是把“愚”看作十五点画的。这样看来，“十五亭”即“愚亭”之别称无疑，既是柳子命名又是柳子所建也无疑。而柳子把当初建在“池之南”的“愚亭”迁建到“池之北”去的事，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其亭的确被大水冲毁了，毁于哪年夏天，我们不得而知，但毁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无疑。

　　研究家们认为，《雨晴至江渡》诗大致写于元和六年的夏天，即是说，谁也无法知晓其诗的准确写作时间，但写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则是可靠的。那么，“池之南”的“愚亭”被洪水冲毁可能就成了《雨晴至江渡》诗的写作背景。

　　依据这样的情境，再来品读柳宗元这首七绝，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内容了。“江南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你看，“江雨初晴”，诗人首先想到要出去走一趟；已经到了“日西”时分，诗人却还“独”自一人向愚溪渡口（愚溪入潇水处）走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雨初停，时近黄昏）出去？一个“思”字，表现出作者心中有一桩难以割舍的心事。什么事？且看后面的诗句：“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诗人踏着刚露出水面的泥泞小路，艰难地走到愚溪渡口一看，只见一些木料和稻草已经“撩乱”变成“浮槎”并挂在愚溪两岸的高树上！原来，诗人是寻找因下大雨涨大水而被冲毁的“愚亭”来了！愚溪“幽邃浅狭”，“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愚溪诗序》），小舟也不能进，无运放竹、木筏子事，自古至今皆然。所以，末句诗中的“槎”既不是“竹、木筏子”，也不是其他“水中浮木”，而是“愚亭”被大水冲毁后散落的那些“木头和草料”。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这首七绝既非“闲散诗”，又非“偶然景”，更非“抒写孤寂忧愤之心境”，而是一首即事兴怀诗，它记叙了“愚亭”被大水冲毁瞬间瓦解的真实怀景，流露出一种对“愚亭”被毁的十分惋惜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实质上表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与追求。

　　柳宗元诗的总特色可概括为“冷峻”二字（前人有所谓“秾秾纤简淡、清峭森严”的说法），这是诗人谪居永州十年“恒惴栗”的主观心绪和那“南夷”“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自然环境相互交织在诗中的必然反映，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每一首诗都如此。在他的永州山水诗中，也有一些写得“冷”而不“峻”，“清”而不“峭”的，如古体诗《渔翁》和这首《雨晴至江渡》的七言绝句就是这样，它文笔简淡却描写传神，画面清幽而意境深远，给读者以广阔的空间想象美而绝无丝毫森严峻峭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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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诗前四句写被贬前的事情，柳宗元少年得志，21岁考取进士，26岁又中博学宏词科高第，授集贤殿正字，后又任蓝田县蔚，监察御史里行。在“永贞革新”中，他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成为改革派中的重要骨干。王叔文集团执政的时间总共半年，真正大刀阔斧改革朝政也不过两、三个月，但却有力打击了弄权的宦官和跋扈的藩镇，革除弊政，打击贪暴，选用贤能，减免赋税，“百姓相聚欢呼大喜”。这在历史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王叔文集团被称为“二王、刘、柳”，这足可见柳宗元在改革派中的地位与影响。他后来在信中自述“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书》），也充分表明了他在推动当时的改革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前两句写了年青时的抱负，渴望贡献才力创建公侯般的业绩，决心报效国家不考虑个人的得失。三、四句是对参与“永贞革新”遭到挫折的概写，像一只搏击长空的苍鹰，突遭险遇，“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变成了“笼鹰”，被贬到遥远的永州，壮心瓦解徒然落得个囚犯的身分。从“超取显美”的朝中命官到流落南荒的谪吏，打击是残酷的，身心都受到摧残，。然而，即使万受摈弃，名列囚籍，也“不更乎其内”，“不变其操”，这就他的胸襟和节操。

　　后四句写今后的打算，“缧囚终老无馀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囚徒到老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希望在潇水冉溪边选择一块地安居。调子不高，先抑后扬。他喜爱这里的风光“尤绝”，“清莹秀澈，锵鸣金石”，故改“冉溪”为“愚溪”，还在溪边构建“愚堂”，并写了一系列以愚溪为题材的诗文。“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姑且学习寿张侯樊重的榜样，在南园种上漆树，待它长大成材后制做器具。柳宗元在这里引用樊敬侯这一历史典故，表明自己不甘心无所作为，决心像樊重那样，不怕打击嘲笑，经过长期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种漆南园”不过是一个比喻，不仅仅局限于种树，而包括培养人才，“复操为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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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两句是说，11年前被贬于4000里外的永州，此时终于回来了，语含喜悦，也有感慨。后两句借用景物来描写回京路上的欢快心情。春光，鲜花，是实景，但也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反映。这样借景抒情比直接叙述更加生动，真切。末句“处处新”三字用得精当，值得好好体味。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这里看来是对事实的描述，其实精炼地概括了诗人复杂和激动的情感。其中包含着他对当年遭受贬斥的愤懑，对长期放逐生活的回忆，以及重回长安时的激动心情。交集的百感凝聚在诗句的朴素描绘之中，增强了抒情力量。

　　“诏书”使他伴随着温暖的春天一同回到长安来，路上的景物明媚喜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朝廷诏返京城，又是红这阳春季节，驿路上花开簇簇，既清新又温暖，此时面对此景，再有一步就可迈入长安东城门的诗人不能不深感激动、喜悦，激动、喜悦而不明说，仅用“处处新”三字来见意，便胜过了万语千言。因此“驿路开花处处新”，这是诗人自己精神状态的写照，反映出诗人的愉快心情和愿望。这是写花，更是写人，是将人的情意寄托于花，又由花来表人之情意，含蓄蕴藉而不失自然流转，堪称得体。

　　然而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事实上，顽固保守势力并没有放松对他的打击，他回到长安后所得到的却是再一次贬逐。所以，诗篇在抒发他的战斗理想的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对顽固派头子唐宪宗始终存有幻想，反映出诗人自己的阶级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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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诗大体分两层笔墨。前八句，着重在描写南涧时所见景物。时方深秋，诗人独自来到南涧游览。涧中寂寞，仿佛秋天的肃杀之气独聚于此。虽日当正午，而秋风阵阵，林影稀疏，仍给人以萧瑟之感。诗人初到时若有所得，忘却了疲劳。但忽闻失侣之禽鸣于幽谷，眼见涧中水藻在波面上荡漾，却引起了无穷联想。诗的后八句，便着重抒写诗人由联想而产生的感慨。诗人自述迁谪离京以来，神情恍惚，怀人不见而有泪空垂。人孤则易为感伤，政治上一失意，便动辄得咎。如今处境索寞，竟成何事？于此徘徊，亦只自知。以后谁再迁谪来此，也许会理解这种心情。诗人因参加王叔文政治集团而遭受贬谪，使他感到忧伤愤懑，而南涧之游，本是解人烦闷的乐事，然所见景物，却又偏偏勾引起他的苦闷和烦恼。所以苏轼认为“柳子厚南迁后诗，清劲纡徐，大率类此”（《东坡题跋》卷二《书柳子厚南涧诗》）。这是道出了柳宗元贬后所作诗歌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基本特色的。

　　清人何焯在所著《义门读书记》中，也曾对此诗作过较好的分析。他说：“‘秋气集南涧’，万感俱集，忽不自禁。发端有力。‘羁禽响幽谷’一联，似缘上‘风’字，直书即目，其实乃兴中之比也。羁禽哀鸣者，友声不可求，而断迁乔之望也，起下‘怀人’句。寒藻独舞者，潜鱼不能依，而乖得性之乐也，起下‘去国’句。”他这种看法，既注意到了诗人在诗歌中所反映的思想情绪，又注意到了这种思想情绪在诗歌结构安排上的内在联系，是符合作品本身的实际的。“秋气集南涧”一句，虽是写景，点出时令，一个“集”字便用得颇有深意。悲凉萧瑟的“秋气”怎么能独聚于南涧呢？这自然是诗人主观的感受，在这样的时令和气氛中，诗人“独游”到此，自然会“万感俱集”，不可抑止。他满腔忧郁的情怀，便一齐从这里开始倾泻出来。诗人由“秋气”进而写到秋风萧瑟，林影参差，引出“羁禽响幽谷”一联。诗人描绘山鸟惊飞独往，秋萍飘浮不定，不正使人仿佛看到诗人在溪涧深处踯躅徬徨、凄婉哀伤的身影吗？这“羁禽”二句，虽然是直书见闻，“其实乃兴中之比”，开下文着重抒写感慨的张本。诗人以“羁禽”在“幽谷”中哀鸣，欲求友声而不可得，比之为对重返朝廷之无望，因而使他要“怀人泪空垂”了。这诗写得平淡简朴，而细细体会，蕴味深长，“平淡有思致”。苏轼称赞此诗“妙绝古今”，“熟视有奇趣”，道出了它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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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一开篇以杜鹃啼血的典故，实写久不量移的悲苦。“子规”就是杜鹃，又称之为“杜魄”，相传为古蜀帝杜宇所变，日夜悲啼，叫声似“不得归去”，直叫得眼睛出血，是历来诗文中悲苦的象征。武元衡《送柳侍御裴起居》诗说：“望乡台上秦人去，学射山中杜魄哀。”诗人取白居易“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琵琶行》）的诗意开篇，一个“倦”字点明悲苦之久，“不意”的喜悦可想而知。诗人闻“乡禽”黄鹂的叫声而思念故乡，展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时空关隘，以优美的语言、眷恋的情怀，向读者描绘了一幅鲜活有趣、令人向往的故园乡土风情画。故园长安既是诗人的出生、成长之地，也是诗人建功立业、实现平生抱负的希望所在。在迭经变故、风雨如晦的日子里，诗人无时无刻不在渴望朝廷恩赦，祈盼擢用，于是，家乡变成了作者魂牵意绕的精神寄托。由此，诗人不惜浓墨重彩，礼赞了日思夜想的家乡，如痴者之喃，意者之呓，亦真亦幻，如歌如画。春天的故园，春意盎然、生机勃勃。故乡土地平阔，产出丰富，人情醇厚，生活恬愉，连鸟儿在曾经显出卓著功绩的昆明湖、细柳营上空自由自在地飞翔。现实是严酷无情的，复出的机会日益渺茫，使作者心灰意冷，徒生伤悲。诗句着力刻画故乡风物，字里行间既蕴涵着往日“翻日迥度昆明飞，凌风斜看细柳翥”的惬意和欢愉，又弥漫着“我今误落千万山，身同伧人不思还”的悲苦和忧伤。结尾以拟人的手法，借问黄鹂“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心生忆桑梓”，嘱咐黄鹂速归，将作者戚苦、郁闷、无助、不平而又不甘放弃的情绪宣泄得淋漓尽致。

　　此诗创作于诗人离开永州的前一年。作品显示，作者对现实既失意迷惘，同时对复出抱有强烈的追求和幻想，一颗赤子之心始终在逆境中顽强地跳动。所以语言未失活泼，风格依然俊朗，在意境上有喜有悲，大起大落。全诗以黄鹂一脉贯通，寓意高远，气韵流畅，开合自如，大气泱泱，读后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扼腕生情，回味无穷。

　　《杨白花》这首诗是柳宗元在永州后期写的一首乐府旧题诗。许顗《彦周诗话》说：“子厚乐府杨白花，言婉而情深，古今绝唱也。”有人说这诗是作者自况，也有人说是作者读书咏史，不是自况。但不管是什么，读者从诗中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情”去探讨，就可以知道了。

　　作者在诗中第一句就直描杨白花被风吹走了，吹到江南去了，风吹走的不仅仅杨花，吹走的更是宫中的春光。人去楼空，即使是春的季节，却已无春意，因为整个宫里的树木都已凋落了，没有一点春色。作者用极简洁直白的语言抒写在大好时光里却感受不到春意的遗憾之情。这就像宫廷大贬有用之才后，朝廷已无栋梁之才，就没有了勃勃生机，就不能振兴中唐业已颓败的形势。作者在诗的前两句中直呼直叙，使得全诗蒙上悲愤怨恨的情绪色彩，读者读罢无不为之心中震撼，为之动容，为之流泪。

　　这首诗，是作者站在朝廷的角度，从朝廷的立场来写的，所以这首诗应写于柳宗元在永州的后期。因为在永的后期，作者的思想已发生了变化，回乡无望，他作好了在永长期呆下去的思想准备，因而也改变了他刚到永州时仅对个人命运的悲叹，从更广阔的角度，认为朝廷大贬有识之士，也是朝廷的悲剧。宫中凋零，而江南却是柳色青青，白絮翻飞，春光融融。但是江南春色却没有人赏识，那春光就毫无意义。大贬有用之材，对朝廷，对人才个体都是重大损失。

　　最后一句，作者更是借用诗题的源头，来诉说悲愤之情。通宵达旦歌之的是“悲绝的哀歌”，哀什么，悲什么呢？托“白花”抒哀怨之情者，古已有之，比如《诗经·小雅·白华》就是借菅、茅白花起兴，抒发了一个被遗弃了的女子对情人朝思暮想的哀怨。然而，这首诗决不是男女之间的相思离别情。柳宗元主张的是“文以载道”，他的诗文作品无不是饱含他个人的政治理想、治国主张和他失败之后的悲愤之情。只不过这首诗，作者所站的角度不一样，他从另一个角度借用想象，抒发自己被贬的情感。纵观柳的诗文，他写男女悲欢之情的作品是没有的。他是一个有救国复兴主张的人，这首诗的悲哀是人才的悲哀，作者是从朝廷的角度，来抒写对人才的呼唤，抒写对朝廷滥贬人才的悲愤之情，抒写的是作者对朝廷怨而不恨，悲而不怒的复杂情感。这首诗字字句句都包含了悲愤、哀婉之情，没有切肤之痛，是不可能写得出的。

　　这是一首“感旧”之作。所感怀的对象为三十年前见到的“德公”，德公已如海鹤仙逝。当年一别，转眼三十载了，生死存亡真是无常啊!触发其感怀的媒介则是“长沙驿前南楼”。陈景云《柳集点勘》说：“长沙驿在潭州，此诗赴柳时作，年四十三。观诗中‘三十秋’语，则驿前之别甫十余龄耳。盖随父在鄂时亦尝渡湘而南。”据诗意，大约三十年前，宗元之父柳镇任鄂岳沔都团练判官，宗元随父曾在长沙驿前南楼与“德公”话别。“海鹤”自然是指德公，但称德公为“海鹤”，却自有其独特的蕴涵。其具体所指，今日虽已不可确知，却可从中领略到一种潇洒、自由、无拘无束、来去自如的意味，并由此给全诗增添一种空灵的诗化的情调。

　　通首抒情，蔼然仁者之言。无一字不质朴，无一语不出自肺庸。今昔之感，洋溢在字里行闻，字字句句扣紧感旧的题旨，一气贯注，自然浑成。“存亡三十秋”，蕴藏着无限的伤感。既有世路的艰险，更有人生的坎坷，既有昔日的情愫，又有今朝的思慕。“数行泪”是哭德清公，也是哭自己的功业未就，谤责飞腾。着一“独”字，而身世之寂寥。前路之渺茫，概可想见。诗人怀旧伤今，所以有诸多感慨。

　　其实还有一层无常感他没说出来：仕宦更是无常!一月奉命北归，二月到京，三月又贬柳州，人生太难预料了!怀旧伤今，诗人禁不住流下数行清泪。这首诗与前《过衡山见新花开却寄弟》诗相较而读，一喜一悲，炎凉相继，颇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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