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孟子从小丧父，全靠母亲倪氏一人日夜纺纱织布，挑起生活重担。倪氏是个勤劳而有见识的妇女，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读书上进，早日成才。

　　一次， 孟母看到孟轲在跟邻居家的小孩儿打架，孟母觉得这里的环境不好，于是搬家了。

　　这次她把家搬到了荒郊野外。一天，孟子看到一溜穿着孝服的送葬队伍，哭哭啼啼地抬着棺材来到坟地，几个精壮小伙子用锄头挖出墓穴，把棺材埋了。他觉得挺好玩，就模仿着他们的动作，也用树枝挖开地面，认认真真地把一根小树枝当作死人埋了下去。直到孟母找来，才把他拉回了家。

　　（学商人磨刀，如果没有这一段不成立下一段第三次搬家）

　　孟母第三次搬家了。这次的家隔壁是一所学堂，有个胡子花白的老师教着一群大大小小的学生。老师每天摇头晃脑地领着学生念书，那拖腔拖调的声音就像唱歌，调皮的孟轲也跟着摇头晃脑地念了起来。孟母以为儿子喜欢念书了，高兴得很，就把孟轲送去上学。

　　可是有一天，孟轲逃学了。孟母知道后伤透了心。等孟轲玩够了回来，孟母把他叫到身边，说：“你贪玩逃学不读书，就像剪断了的布一样，织不成布；织不成布，就没有衣服穿；不好好读书，你就永远成不了人才。”说着，抄起剪刀，“哗”的一声，把织机上将要织好的布全剪断了。

　　孟轲吓得愣住了。这一次，孟轲心里真正受到了震动。他认真地思考了很久，终于明白了道理，从此专心读起书来。由于他天资聪明，后来又专门跟孔子的孙子子思学习，终于成了儒家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

　　这首词借描写夜宿驿亭苦况诉行旅艰辛。

　　远离故乡亲人，置身陌生之处，独宿驿亭之中，其内心不平自不待言。词以“遥夜”开头，即表现出流放之人身虽憩而心未稳，一夜辗转无眠觉得夜色太深、夜程太久的特有感受。 “沉沉如水”的比喻，别有深意。时当深秋，水已寒凉，以夜沉如水为喻，透出词人内心的寒凉疲惫之感。接下一句，交待夜里凉意来源：原来的阵阵秋风借着夜色不断袭来，虽然驿亭的门已经紧闭，却仍然挡不住那一阵紧似一阵的寒意。欧阳修有著名的《秋声赋》其状秋声云：“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凛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遭受贬谪，远离故土的作者，对深秋夜风的感受，当然比欧阳修更加敏感，其悲感也必然更加深重。欧阳修在夜读之时，闻声而惊心，继而起赏玩之兴，而作者却对这透骨寒冷的秋风，躲之惟恐不及，将驿亭的门闭了又闭，层层阻障，无非是想少受寒凉，暂时获得心灵的安宁与乎静。这两句写景，看似平实，实际上是字字含情，句句见意，真个是羁愁满纸。

　　接下两句，写梦醒之后的所见所感。一人在外，当然免不了乡思人梦，而且看来词人还是做了一个好梦，所以从梦中惊醒之后，他觉得那份美好的幻想，被残酷的现实给击破了。回到现实之中的词人所看到的，是如豆的油灯，饥饿的老鼠。 “鼠窥灯”的意象，既写环境之静，又写出了环境的寒凉冷清：惯于隐藏在暗处的饥鼠，竟至大胆地窥视起油灯来，可见已经是好久没有任何人声动静了。沉沉如水的夜幕之中，一点如星的灯火，是那么的飘忽不定。以一点暖色调，反衬整个环境的冷色调，冷暖对比，使整个环境更显清冷寒凉，“霜送晓寒侵被”，既可以说是梦破之后的词人，切身所感，也可以说是他看到这样一组景象之后，心生的凉意。

　　最后一句，写“梦破”直到天明的所感所闻。由于秋寒袭人，加以思绪难平，词人再也睡不着了，两个“无寐”，正是他归梦难成，夜阑无绪，欲眠不能，欲怨无由的心理写照，使人仿佛觉得是词人在万般无奈之时脱口而出的怨语。“门外马嘶人起”，终于，一片人声马嘶，打破了沉沉夜幕，无寐的词人也可以暂时抛开那秋夜的寒意，那紊乱的心绪了。但是，一个白昼之后，不又得回到那沉沉如水的遥夜当中，品味那似乎永远品不完的离愁和凄凉！

　　词中抒发的是一种悲苦的离情，而词的用韵也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水”、“闭”、“被”、“寐”、“起”等韵脚，都不是响韵而是哑韵。可以想像，这首词演唱时细而低而哑的发声吐字与拍点结合在一起时，所造成的幽咽滞涩之感，会给听众留下什么样的效果。词在当时并非纯粹的案头文学，而是通过演唱传布于大众口耳之间的。所以，一首好词不仅要有优美的意境，鲜明的人物等文学性要求，还应该有表演时声情并茂的要求。

　　细味全词，词人高明之处在于善用省净的笔墨（共33字），描绘了一个典型环境──古代简陋的驿馆。鼠之扰闹，霜之送寒，风声阵阵，马嘶人起，如耳闻目睹，俱以白描手法出之。毫无缘饰，不用替代，只坦直说出，却别有一番感人的力量。这是由于词人下笔精到，所写驿馆种种景况，无不蕴含着天涯飘泊的旅思况味，婉曲地传出了郁积于心的人生不平──遭谗受害，屡遭贬谪，岁暮飘零如是。白描手法的运用，不仅要求描写之逼真，尤重在情味之活现，使人读之有一目了然之快意，味之而作深长之联想。

参考资料：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发端二句飘然而至，虽明白如话，但决非一览无味，须细加玩味。词人连用梨花、杏花比拟，可知所咏之物为花。道是梨花——却不是，道是杏花——也不是，则此花乍一看去，极易被误认为梨花，又极易被误认为杏花。仔细一看，却并非梨花，也并非杏花。因此可知此花之色，有如梨花之白，又有如杏花之红。

　　“白白与红红”紧承发端二句，点明此花之为红、白二色。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极简炼、极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二色并妍的风采，也暗指它风韵别具一格，既有梨花之白，又有杏花之红，白中带红，如佳人冰雪肌肤微露红晕，有娇羞之态。 “白白”、“红红”两组叠字，简练、传神，使人如亲眼目睹红粉交错、繁花满枝的娇妍景致。

　　“别是东风情味”上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不再从正面著笔，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超拔于春天众芳之上。实在少此一笔不得。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结笔仍是空际著笔，不过，虽未直接点出花名，却已作了不管之答。“曾记。曾记”，二语甚妙，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呼唤起读者的记忆，且暗将词境推远。“人在武陵微醉”，武陵二字，暗示出此花之名。陶渊明《桃花源记》云：武陵渔人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原来，此花属桃源之花，花名就是桃花。句中“醉”之一字，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词境以桃花源结穴，馀味颇为深长。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宋词习以桃溪、桃源指妓女居处），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

　　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这是桃花的一种，“桃品甚多……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红白桃花，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北宋邵雍有《二色桃》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极好注脚。

　　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它纯然从空际著笔，空灵荡漾，不即不离，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境界愈推愈高远，令人玩味无极而神为之一旺。就艺术而言，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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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客时，秋江冷。商女琵琶断肠声。可知道司马和愁听。”瑟瑟秋水，朗朗秋月，江滨送客，以酒饯行，歌女弹着送别的曲调，牵引出作者万般的离愁别绪，和着愁绪倾听着这断肠的曲调，时问仿佛己倒流，依稀可见当年唐朝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时，浔阳江头夜送客，写下《瑟琶行》的情景。如今作者身临其境，郁郁不得志的遭遇使之对此诗产生了真切的共鸣。

　　“客乍醒”，是小令的收尾之笔，也是整篇的高潮，虽言“客”醒，实则主人和客人都己醒来。明写从酒中清醒过来，暗指作者从宦游生涯中醒来，产了强烈的隐归山野之心。一个“醒”字，表明了作者的醒悟，猛然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已到此为止，再在宦海沉浮已无多大意义，只有隐归山林，享受山村野趣，才是自己应该选择的道路。

　　词人把自己的经历、感受融迸了对历史往事的追思中，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沉浮宦海、郁郁不得志所产生的矛盾心情，这也是元代下层文人的普遍情绪。

　　本首小令怀古伤今，虽然篇幅较短，但辞句清淡，韵味悠长，与自居易的《琵琶行》一脉相通，表现出略带忧伤的官场失意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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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俞文豹《清夜录》：“范文正公镇钱塘，兵官皆被荐，独巡检苏麟不见录，乃献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

　　范仲淹是宋朝时的一位政治家、文学家，他学问很好，能诗能文。他写的《岳阳楼记》十分著名，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

　　范仲淹曾多次在朝廷担任要职，也曾镇守过地方。有一段时间，他镇守杭州。任职期间对手下的人都有所推荐，不少人得到了提拔或晋升，大家对他都很满意。

　　这时候，有一个叫苏麟的官员，因担任巡检，常常在外，却一直没有得到提拔。当他见到自己周围的同事，无论职位比自己高的、低的都一个个得到了升迁，而自己却没人理睬，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担心自己一定是被这位范大人遗忘了。怎么办呢？直接去找范大人吧，是去争官位，又不便说。不说吧，心里又很不平衡。为此，他心情非常沉重。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委婉的办法来，这就是写首诗去向范大人请教，实际上去提醒他：千万别忘了自己！想到这里，苏麟高兴起来，他赶忙拿出纸认真地写了首诗，并将诗句呈给了范仲淹，很虚心地请他赐教。

　　范仲淹读着苏麟的诗，很快就会意地笑了。他吟诵着诗中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的诗句，完全懂得了苏麟的言外之意。是呀！怎么能把他忘了呢？很快，苏麟得到了提拔。

　　苏麟的这首诗，因为只写了两句，所以称为“断句”。“易为春”，后来演变为“易逢春”、“早逢春”。

　　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塞翁失马》通过一个循环往复的极富戏剧性故事，阐述了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如果单从哲学角度去看，这则寓言启发人们用发展的眼光辩证地去看问题：身处逆境不消沉，树立“柳暗花明”的乐观信念；身处顺境不迷醉，保持“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从寓言本身包含的思想倾向来看，存在与主流思想不和谐的因素：“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胡人大举入侵，国难当头，青壮年都拿起武器去打仗了，而且有那么多的人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足见战争之惨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善术者”父子没有尽匹夫之责，倒是“以跛之故”保全了性命。

　　问题不在于“父子”是否上战场，毕竟年老和腿瘸的客观现实给了他们没上战场的理由。问题的关键是作者把“父子”因为没有上战场而保全了性命当做了莫大的“福”分，并为之而庆幸。这与培养爱国主义感情、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的要求很不一致。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善术者”因为腿被摔瘸了而没有为国尽力，理当感到遗憾甚至惭愧，特别是在有那么多战死者的情况下，作为苟活者，应该感到内疚甚至耻辱才是。但“父子”没有，他们只是庆幸，庆幸“堕而折其髀”的灾祸，庆幸逃脱了去战场捐躯”，庆幸继续活下去的福气。

　　这里没办法去讨论战争的正义与否，毕竟只是一则寓言，是为了诠释一个道理而演绎的故事。如果单从祸福相互转化的关系去看，对这则寓言不能有什么非议。但既然选入了中国的学生教材，就应该特别在乎是否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了。

　　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塞翁失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无论遇到福还是祸，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去观察问题，要考虑到事物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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