黍苗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

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

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

　　《黍苗》是宣王时徒役赞美召穆公（即召伯）营治谢邑之功的作品，诗意自明。《毛诗序》说它是“刺幽王也。不能膏泽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前人多有辩驳，朱子直言：“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诗序辨说》）可谓干净利落。

　　此诗是纪实性作品，要对作品有较为深刻的理解，须知如下史实：宣王是在其父厉王出奔并死于彘（今山西霍县），整个周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即位的，“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在其执政的四十七年中，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史称中兴。作为一代中兴贤君，周宣王重用了一批贤能之人，如仲山甫、尹吉甫、方叔等，《黍苗》诗中所赞美的召穆公召虎也是当时一位文武双全的贤才。诗中所述召伯营谢的事发生在宣王鼎盛时期。为了有效地加强对南方各族的攻守控制，宣王便封其母舅申伯于谢（在今河南唐县，与湖北枣阳近），并命召伯虎带领徒役之众前往经营谢邑。在营建任务圆满完成的时候，随行者唱出了这首诗歌。《诗经·大雅》中还收录了一首宣王的大臣尹吉甫作的《崧高》，也是叙述申伯迁居封地谢邑的事，可见当时申伯封谢确实是件大事，读者可参照阅读。

　　全诗共分五章，章四句。

　　第一章以“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起兴，言召伯抚慰南行众徒役之事。召伯如前所言，他是宣王时的贤臣，曾在“国人暴动”时以子替死保住了时为太子后为宣王的姬静性命，与宣王关系非同一般。他还曾率军战胜淮夷，建立奇功，《诗经》中多有吟唱，《大雅·江汉》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句子。经营谢地这样的要冲重邑，非文治武功卓著的召伯没有人可担当此任。诗首两句兴中寓比，言南行众人得召伯抚慰如黍苗得时雨滋润一般。正因为如此，谢邑的营建才会那样迅捷而有序。首章用了两句（也是全诗仅有的两句）兴句开头，使得这首记录召伯营谢之功的诗作多了几许轻松的抒情味。车辇南行路途之遥远、跋涉之艰辛是可以想像的，但有召伯之劳，就没有什么让人不胜劳苦的。

　　第二、三两章反覆吟唱，既写建筑谢城的辛劳和勤恳，又写工程完毕之后远离故土的役夫和兵卒无限思乡之情。“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在短句中同一格式反覆出现，急促中反映出当时役夫紧张艰辛、分工严密且合作有序的劳动过程；“我徒我御，我师我旅”以同样的节奏叙述兵卒在营建谢邑中规模宏大也同样辛苦的劳作场面。这两部分看似徒役在谢邑完工之后对劳动过程的美好回忆，实际上也是对召伯经营谢邑这样的庞大工程安排有方的热情赞美。这两章后两句言：“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行既集，盖云归处。”是长期离家劳作的征役者思乡情绪真实而自然的流露。但尽管思乡之情非常急切，语气中却没有丝毫怨怒之气，确实是与全诗赞美召伯的欢快情绪相和谐的。

　　第四章是承接二、三两章所作的进一步发挥，言召伯营治谢邑之功。谢邑得以快速度高质量地建成，完全是召伯苦心经营的结果。“肃肃谢功，召伯营之”两句照应第二章，不过第二章是铺排，这两句是颂辞，重心有所不同。“烈烈征师，召伯成之”，颂扬召伯将规模甚众情绪热烈的劳动大军有序地组织起来营建谢城的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两句与第三章相照应。由此观之，此诗在结构安排上颇具匠心，严整的对应，反映出雅诗的雅正特点，与风诗不同。

　　诗最后一章言召伯营治谢邑任务的完成对于周王朝的重大意义。“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是说召伯经营谢邑绝非仅修城池而已，还为谢邑营造了必要的生存环境。修治田地，清理河道只是末节，但连这些都已安排到位，就不会有什么疏漏了。这个时候，谢邑作为周王朝挟控南方诸国的重镇已建成，周宣王心中当然舒坦多了。“召伯有成，王心则宁”，于篇末点题，为全诗睛目。在用韵上，末章一改前面几章隔句押韵的规律，句句押韵，且用耕部阳声韵，使节奏和语气顿时变得舒缓起来，极具颂歌意味。

　　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

　　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

　　王毁军而纳少师。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

　　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本篇反映了春秋时代对于民和神的关系的一种新的进步主张：民是主体，神是附属。所以好的君主必须首先做好对民有利的事，然后再去致力于祭祀神祇一类的事，即“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季梁先是忠民信神并提，然后深入论述应该以民为主，神为附。在谈到神的地方都是从民着眼，所以说服力很强，能使“随侯惧而修政”。

　　大丈夫言而有信，一言九鼎。现代人早就认识到，信用是人们立身处事的原则，他们将狡狤视为人的恶习之一。本文正说明这个道理。

　　确实，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不得不使自己与社会兼容，而这纷纭复杂的社会包含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依靠种种社会规范来维系这些关系，使社会得到正常的健康发展。如果都像鲁君那样言而无信，这个社会也就不可能成为正常的有秩序的社会，人与之间就除了互相欺骗以外，不存在任何关系。因此，做人须讲信用，无论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应明白这个道理，朝令夕改乃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尔虞我诈是人际关系淡漠的结果。但愿这种状况不复存在。至于柳季将个人表现置于国家之上，显然不太妥当。

　　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崔子弑之。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岂不尔思？劳心忉忉。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岂不尔思？我心忧伤。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岂不尔思？中心是悼。

　　古今学者一般认为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全诗表达了身处末世的臣子深切而无奈的心痛感觉及深切思虑。

　　诗首章“羔裘逍遥，狐裘以朝”两句看似叙述国君服饰，但言语间充满感情色彩。钱澄之分析说：“《论语》：狐貉之厚以居。则狐裘燕服也。逍遥而以羔裘，则法服为逍遥之具矣。视朝而以狐裘，是临御为亵媟之场矣。先言逍遥，后言以朝，是以逍遥为急务，而视朝在所缓矣。”（《田间诗学》）这段分析为读者更深一层地理解诗旨提供了门径。即便是大国之君，身处盛世，不以仪礼视朝，不以国事为务，犹为不可，更何况当时桧国“国小而迫”，周边大国正虎视眈眈，存亡生死危在旦夕，处境如此而不自知，不能不让人心存焦虑。“岂不尔思，劳心忉忉”，这是身处末世的臣子深切而无奈的心痛感觉。

　　第二章诗意与第一章相同，但在回环往复中更让人感受到诗作者对国之将亡而桧君仍以逍遥游宴为急务的昏庸行为的幽远绵长之恨。

　　诗末章一改平铺直叙的路子，选取羔裘在日光照耀下柔润发亮犹如膏脂的细节性情景，扩展了读者的视觉感受空间，使诗人的心理感受有了感染读者的物象基础。在通常情况下，面对如此纯净而富有光泽的羔裘，人们会赞叹它的雍容华美和富丽堂皇之气，但在诗人为读者提供的独特的情景上下文中，如膏脂一样在日光下熠熠发亮的羔裘是这样的刺眼，令人过目之后便难以忘怀，这难以忘怀之中又无法抹去那份为国之将亡而产生的忧愤之情。“岂不尔思，中心是悼。”意思是：不为你费尽思虑，怎么会离君而去心中却时时闪现那如脂羔裘呢？思君便是思国，作为国之大夫，无法选择国之君主，只能“以道去其君”，但身可离去，思绪却无法一刀两断，这便是整首诗充满“劳心忉忉”“我心忧伤”“中心是悼”层层推进式的忧伤和愁苦的历史原因。

　　全诗没有风诗中常用的比兴手法，叙事也显得急切且繁复，但从这近乎祥林嫂式的絮叨中确实可以感受出诗作者的深切思虑。

参考资料：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枢》通篇口语，可以将这首诗理解为一位友人的热心劝勉，他看到自己的朋友拥有财富却不知享用，也许是斟为节俭，抑或是因为生性吝啬，又或者是因为忙于事务没有时间，无法过上悠游安闲的生活，无法真正地享受人生，因此，不禁怒从中来，言语激烈，严厉警醒，一片赤诚。

　　第一涨中“山有……，隰有……”是起兴之语，与后文中所咏对象没有多少联系，只是即兴式的起兴。首章言友人有衣服车马，但没有用正确的方式使用，作者以为应该用“曳”、 “娄”、 “驱”、 “驰”的方式，尽情享用它们，否则自己死去之后，只能留给别人。这里的“曳”、“娄”，是一种非同一般的穿衣打扮方式，不同于日常， “驱”、 “驰”所指的也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赶路，而是郊游等娱乐活动，代表一种安闲的生活方式。

　　第二章与第一章相似．只是把笔触转向房屋钟鼓，说它们需要“洒扫”、“鼓考”。可见主人并不是吝啬，而足节俭或太忙，因为越是吝啬的人，越会对自己的财物爱惜得无以复加，一定会把它们收拾得整齐干净，不会“弗洒弗扫” 再结合主人空有编钟大鼓，却从来都不敲不击，可以推测出主人真的灶忙。虽然家资殷富，但没有享乐的时间和闲心。

　　第三章是整个诗篇的重点，关键四句为“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涛作三章都是口语，到这里突兀地出现了“喜乐”和“永日”两个内涵深远的词，显得不同寻常。关于“喜乐”的意思，有评论者提出是“诗意地栖居”、“诗意地生存”，“永日”为“延日”之意，即延长自己的生命，使生命变得美好而隽永。这两个词．将诗的意志和内涵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使得通篇口语和直接言死的粗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由此，整篇文章的脉络和内涵变得清晰：作者和友人都是贵族阶级，家资殷富，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尽相同，诗人的主张是，生命是短暂的，应该及时行乐，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喜乐，达到永乐。而那个侧面描写的友人，则主张努力工作，认真创造价值。这首诗作，就是在讨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更加健康、更加有价值，诗意深刻之处正在于此。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