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三首 其二

　　这首诗通过清明节没人祭扫荒坟的一个生活面，写出经过元末大战乱后，农村萧条凋敝的情景。此诗前两句写陈秀才还乡的情景，之后诗人自己也免不了悲从中来；后两句想象清明节墓地上的情景，反映了元末战乱后的萧条景象，表现了诗人对战争的厌恶和对统治者的不满。全诗由此及彼，由个别到一般，意境渐宽，感人至深。

　　“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两句写此时此地，写诗人送陈秀才“还乡”之景。“满衣血泪与尘埃”表现了陈秀才本人的形象，陈秀才劫后余生，还乡时的形象，很是悲哀。“乱后还乡”点题，交待了时间背景，继而引出后两句。

　　“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两句写彼时彼地，是诗人想象清明节广大农村墓地上的情景。乱后家乡，百姓家破人亡，没有后辈到尊长的墓前来祭扫家乡，已经满目荒凉。这两句反映出战乱后萧条破败的乡村景象，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厌恶和对统治者的不满。

　　这首诗写战乱后，人生悲伤，农村荒凉之场景，感叹了元末大战“乱后”广大百姓家破人亡的惨象，诗笔由近及远，由个别及一般，意境由浅入深，由窄变阔。全诗表现了诗人同情民生疾苦的心境。诗笔由近及远，由个别及一般，意境由浅入深，由窄变阔，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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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联写的是他卜居山林的日常生活状态。有客人的时候就兴高采烈，欢喜无已；无人来访之时，没有人可以与之派遣寂寞、交流思想心得，就只能与落花对话，寂寞之情油然而生。仅仅依据这首诗的行文风格，从诗面上来分析，“有客”是衬“无人”的，而写“开青眼”的短暂喜悦，正是为了更好地表现“问落花”的孤独。

　　实际上，在李贽的独居过程中，“有客”确是极少数，更多的时候是寂寞一人。当然这里的“客”并非指任何来访者，而是与李贽志同道合、思想统一的人，只有这样的人在李贽看来才能称之为“客”，否则他是闭门不见的。在《高洁说》中，李贽对这一点有很明确的解释： “谓予自至黄安，终日锁门，而使方丹山有好个四方求友之讥；自住龙湖，虽不锁门，然至门而不得见，或见而不接礼者，纵有一二加礼之人，亦不久即厌弃。是世俗之论我如此也。殊不知我终日闭门，终日有欲见胜己之心也；终年独坐，终年有不见知己之恨也。”其实不着手于此，仅仅从诗面“有客开青眼”，亦可略见一斑。一个“开”字写出了蓦然惊喜的心情，同时表明了更多的时候他是像阮籍那样，“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的。

　　“无人问落花”一句中，“落花”是古典诗词里的常见意象，落花暮春，象征着美好事物的消逝和时光无可挽回的流淌。沈周因伤其子之逝，赋《落花诗》十首；林黛玉有葬花之哀；王维细数落花，心有所感而独坐良久，皆有此意。究竟李贽有没有“问落花”类似的举动，其实不必坐实，作者只是借这样一个常见意象来借代自己独处时的寂寞心情，或亦有叹老之感。这样，首联就为全诗营造了一种伤感落寞的气氛。

　　颔联一句，前为春，后为秋；前为白天，后为夜晚，是通过四季转换、昼夜交替来表现终年独坐的状态。这两句没有用常见的艺术手法，通过主观感觉把自然景致极端化，从正面或反面表现内心的情感。而是用很轻柔的笔触，描绘了山间淡雅平静的氛围。如果把“凉月照晴沙”试写成“凉月照寒沙”，其透骨冰凉，就完全是另一种意境了。你看微醺如酒的春风拂弄着细细的草叶，皎洁的月光映照着广阔的沙滩。这种生活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王维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夜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雅趣。然而李贽是向往激烈快意的生活、要高举大旗，领导社会风气变革的时代先驱，这种山林野逸之乐，是难以使他心情平静的，只是越发使他觉得寂寞。

　　“客久翻疑梦”，客居在外久了，使得他反而有了一种不真实的错觉，像是梦境里一样飘忽不定，梦醒时又能回到家中安稳度日的时光。一般诗词文赋中的“家”都指故乡，即在父母身边从小长大的故居。而李贽不到二十岁就外出宦游，其后更是一生辗转迁徙、漂泊无依，没有所谓的“家”，故此处的“家”更应该的乡居故里。虽然李贽“平生不爱属人管”，少年居家读书的经历亦未必尽其所愿，但人在漂泊不定、受尽艰辛时有倦鸟归巢之感，是很正常的心理。“朋来不忆家”，只有朋友来的时候，高谈阔论，一抒心臆，才能暂时放下思乡的愁怀。但是正如第一句所分析的，朋友散落在天涯，要来访一次，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更多的时候，李贽还是独自在乡愁的煎熬中寂寞着。这一句的对比手法，其实和首联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反衬之句，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是文章变换法。这里点明了的“朋”，即首联的“客”。变换字法，亦是使文势跳脱之意。

　　尾联一句写的是：一天又在这样的疏懒遐思中过去了，准备收拾琴和书回去了，不经意回头，看见天边绚丽的晚霞，竟然不觉陶醉其中。然而晚霞虽美，却无人分享，只有自己独看，是否有寂寥之感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两句写得极妙，琴以娱情，书以励志，古人携琴带萧是很普遍的风尚，尤其是明代以后。在早期山水画里，常常能看到高士拾阶而上，童子负剑后随的形象，而渐渐就演变成童子携琴了。这说明士人的社会习惯已经从李白“十五好剑术，三十成文章”的追求转变为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琴棋书画”的雅趣了。一天已经告终，诗句就顺势收尾，恰到好处，夕阳的冉冉落下还给人意犹未尽的回味余地，不知作者如何想来。

　　全诗表现了李贽晚年“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寂寥之感，回想其坎坷的一生，顿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慨叹，是其晚年真切感情的流露。

　　《易》之《泰》：“上下交而上志同。”上《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上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 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上北曰太极门，上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明朝到了中叶,武宗朱厚照,昏庸无道,只知淫乐嬉游,不过问政事,的接见群臣,国家大事都由宦官刘瑾、谷大用等决定。针对这一情况，王鏊写了本文上奏武宗。文中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引经据史，条理分明，文字朴实无华，但颇有分量。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君不见，
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呤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白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白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爵叮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荷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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