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晓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吒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闻。

艺术价值

　　作为军用文书的檄文，本篇确实达到了“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文心雕龙·檄移》)的要求。首段历数武氏罪恶昭彰，警醒李唐社稷面临生死存亡之秋，为兴兵讨武铺垫了充足的理由，可谓“事昭而理辨”；次段接写敬业举义之名正言顺和兵威强盛之必胜无疑，可谓气盛京藩，文武响应，示之以大义，动之以刑赏，更是理直气壮，慷慨果断。

　　首段分两层：先历数武氏之罪不容诛，紧扣首句一个”伪”字(篡位不合法、非正统)。第二层先以呼吁领起，前两段感叹王佐之臣已被杀尽，讥刺现有朝臣中再无霍光、刘章那样辅佐；以汉成帝后赵飞燕，周幽王褒拟为喻，直斥武后是亡国灭君的祸根，说明李唐社稷危在旦夕。为下段写兴兵讨武、匡扶唐室刻不容缓，做了有力铺垫。

　　次段亦分两层，先写起兵之正义，再写其兵威之壮大。从多方面铺张扬厉，说明天时、地利、人和均占优势，必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整段从道义之正和实力之强两方面来争取人心，理直气壮，慷慨磅礴，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骆宾王提出了文章的主人公——李敬业。敬业乃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英国公徐世绩之后，所以骆宾王说：“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寥寥数语就表明李敬业为国尽忠的决心，其言语使人信服，富有号召力。之后文章由痛诉武则天的暴行转而号召宗室功勋、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反对武氏之暴行、拯救大唐江山水火之中。“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

　　末段针对各方先示之以大义：前四句呼吁在朝诸君，皆厚蒙国恩重托，不论宗室异姓，讨逆义不容辞；接以“一抔之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诘问，激发故君之思和新君之危，是动之以深情。再以“凡诸爵赏，同指山河”正面饵之以赏赐：以不察征兆，“后至之诛”怀之以刑罚。末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气势磅礴，充满必胜信心，成为后世经常引用的警句。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第一句话就表明了，武则天的伪善。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中少有的毒妇，其任用酷吏、奢靡淫乱、兴佛伤民，陷大唐锦绣山河于水深火热之中，屠杀皇室宗亲、功勋权贵，是一个双手粘满皇室和人民鲜血的屠夫、一个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暴君。骆宾王的《为李敬业讨武曌檄》乃反武之至文。文章从开头就直指武则天的种种恶性，精明简洁、鞭挞入理，将一个丑陋猥亵的毒妇形象展现在我们眼前。使读者愤恨、听者泣涕，皆哀大唐之不幸、怒武贼之淫虐。文章写武则天淫乱的“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等，将其靡乱不堪的私生活及为达目的兜弄色相、出卖肉体的事实交代的一清二楚，在我们的眼中出现了一个可比妓女的形象。如果仅仅如此，也不过是商纣王的妲己、周幽王的褒姒等惑主之狐姬耳。但事实并非如此，武则天还有很大的野心，“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自掌权以来残暴不仁，“近狎邪僻，残害忠良”。骆宾王如实的记录了其恶绩，“杀姊屠兄，弑君鸩母”，对于其罄竹难书的罪行骆只用了一句话形容：“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虽然仅止一句却概括了宇宙的一切，充分的说明武则天罪恶之深以为世人所不容。武则天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她的淫乱、她的残暴都是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包藏祸心，窥窃神器”。为了这样的终极野心武则天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大肆排除异己、任用亲信、屠杀宗室、罢黜功勋，致使大唐江山风雨飘摇，“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一时之间先代君王所打下来的大唐帝国几欲崩溃。

　　以振奋人心之语、发人深省之言，刺武氏之痛处、壮义军之声望。并近一步形容反武的可能性必然性，“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夸张的形容义军的强大威猛，既振奋己方的士气、争取民众的支持，又威慑敌军、打击武氏的气焰。提出“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文章达到高潮，使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激情澎湃，读到此处尚感心动，可见当时之人。这是这篇檄文最鼓动人心之出，我们可以想象当年一个个热血男儿读及此处，投笔从戎、舍身报国的情景，可以说此处是文章的精华，是今古檄文的典范。在体会激情之后，话锋一转又循循善诱说服意志不坚定的亲贵，动只以情晓之以里，以无法回避和驳斥的话语再次强调讨武的必要，提出“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并指出“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与李室江山共存亡的必要，最后提出苍凉的提问，“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再次将文章带入小高潮，以发人深省的方式结局。

　　《为李敬业讨武曌檄》笔力雄健，行文流畅，其名垂千古的文学价值向为学人所尊奉。或许其历数武氏罪状极具文献价值，在最终将武氏钉于历史的耻辱柱上功不可没。如果将此文印证于其创作时代，又会从其文里文外，体味出它隐涵深刻的历史文化命题。其中尤以社会权力的形成与维系、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最为令人警醒。这方面的严酷，不仅构成了知识分子几千年来的困惑，同时也与几千年来知识阶层沉重而扭曲着的命运纠缠在一起，千古以下仍令人深思难解。

　　本篇通体骈四俪六，不仅句式整饬而略显错综（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六四、四六四六参差成趣；每句中的音步变化如四字句有二二结构，有一三结构；六字句有三三、三一二、二二二、二四、四二等结构），平仄相对而低昂有致（如“入门见嫉”四句，一三两句，二四两句平仄完全相反对应），对仗精工而十分自然（如“南连百越”对“北尽三河”，“海陵红粟”对“江浦黄旗”，不仅词性、句法结构相对，而且方位、地名、颜色等事类也相对），用典贴切委婉而不生硬晦涩（如用霍子孟、朱虚侯、赵飞燕、褒姒、宋微子，桓君山等典故），词采华艳赡富而能俊逸清新；尤其难得的是，无论叙事、说理、抒情，都能运笔如神，挥洒自如，有如神工巧铸，鬼斧默运，虽经锻炼而成，却似率然信口。音节美与文情美达到了高度统一，堪称声文并茂的佳作；与六朝某些堆砌典故藻饰、晦涩板滞、略无生气的骈体文，自有霄壤之别；而与王勃的《滕王阁序》，堪称骈文的双璧。

　　全篇雄文劲采，足以鼓舞斗志；事彰理辩，足以折服人心。李敬业的举义，终被武则天的三十万大军彻底打垮了，骆宾王从此也“亡命不知所之”(《新唐书》本传)，然而他的这篇檄文却传颂千古，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

人文价值

　　《为李敬业讨武曌檄》的巨大人文价值集中体现在其篇首，即历数武氏罪状的部分，不仅为历史提供了一个丑恶的统治样本，也提示了一些历史未解之谜。为方便叙述，将这一部分内容分句标识。其文曰：

　　“1、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

　　2、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

　　3、洎乎晚节，秽乱春宫。

　　4、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

　　5、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

　　6、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7、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

　　8、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

　　9、近狎邪僻，残害忠良。

　　10、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所同嫉，天地所不容。”够了。

　　引文至此，已基本体现了该文的巨大价值——其可证实内容已足为世人提供一个道德败坏的掌权者的标本；而其不可证实部分，则给研究者指出了用力的方向。

　　1、文章开头就将当时的现状与历史结合到了一起。现实是什么？皇帝已经成年，太后临朝称制与古制不合。更值得诧异的是，这个违制称制的太后的品行也很成问题。“性非和顺”确有所指。早年唐高宗为立武氏为后，欲废当时的皇后王氏，为此与大臣褚遂良见解不合。高宗出言叱退遂良，一直藏在帏帐之后的武氏出言道“何不扑杀此獠”。“地实寒微”或有数解。武氏之父地位本不甚高，她在自己家里因非正室所出，就更见低微。正因为此，武氏在太宗宫中只是一介才人，此其一。武氏被唐高宗从沙门超擢入宫，此其二。皇后、太后，都是应以母仪天下之面目面世，武氏显然与此无缘。此等人物临朝，实在是开了历史的大玩笑。

　　2、进一步张扬武氏的来历。既然武氏曾为太宗所御，高宗再以其为妃为后，显然是高宗的不是了。当然，骆宾王的着眼点，并不在编排两位先帝的不是，只是着重强调武氏的尴尬出身。

　　3、此句费解。昔人以为此晚节是相对于太宗朝而言。武氏以事太宗之身，再事高宗，确实称得上秽乱。但以武氏日后的荒淫习性来看，如果在高宗宫里，有秽闻传出亦属情理之中。

　　4、此句又一次提到武氏身事两帝之事，并表明其原有的皇后地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联系到当年的皇后废立风波，武氏的个中伎俩当是朝野皆知的。

　　5、6两句回顾了武氏登上皇后之位的简要过程及关键所在。确实如此。一向庸懦的唐高宗在废后立后一事上，表现了他绝无仅有的刚毅。其结果昭示，朝野的一片反对之声，也挡不住皇上的一意孤行。

　　7句是5、6两句的结果。后半句前人解为，因武氏以一身事父子两帝，从而陷太宗、高宗父子于兽行。确实，若武氏只是隐事高宗，不示丑于世，纵使这种乱伦行径为人不齿，但若隐晦行事，总较之冠冕堂皇张扬于世让人容易咽下这口气。怎奈唐高宗喝了武氏的迷魂汤，非示丑于天下，这也叫无可奈何。或许前人的解释还不充分，高宗朝前期，曾由武氏授意，赐其长子、废太子燕王李忠死。而李忠的谋反罪名又显然不为朝野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宗的此等兽行又是拜武氏所赐。

　　8、此句为武氏品行定论，却并非臆断。武氏之毒也是大大有名的：为了搬倒王皇后，她不惜闷毙亲生女儿；如愿称后，她又将王皇后及萧妃斩去手足扔进酒缸溺毙；至于毒死亲生的儿子太子李弘，饿死儿媳等事，更是令人发指。

　　9、此的前半句，前人多解为武氏重用李义府等奸人。此解不确。李等人士毕竟还是朝廷大臣，不能一概指为邪僻。在高宗乾封年间，武氏招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行巫祝之事，被高宗发觉，差点酿成了一场废后风波。自汉武帝起，巫祝之事就被皇室严厉禁止。作为皇后，武氏以身犯事，尽管至骆宾王写此文时，年代已远，但仍是大罪一件。后半句无需解。长孙无忌、来济、韩瑗、褚遂良、于志宁都相继遭武氏陷害。

　　10、此句的“姊、兄”可以指出其证据：姐指韩国夫人——武氏的同母姐，因与高宗有染，被武氏毒死；兄指武氏异母兄长武元庆、武元爽，堂兄武惟良、武惟运——此四人因早先对武氏母女无礼，及武氏立为皇后，升他们的官，他们毫不领情，终被武氏找罪名处死。而“君、母”二字一向无解。史料中也找不到武氏谋害高宗的明证。但武氏的长子太子李弘被毒死后，曾由高宗破例尊号为孝敬皇帝，这或可给弑君一辞提供弱证。鸩母一说，则没有丝毫痕迹。或许是骆宾王写作时为了与前句配对凑音节而作。但在此之前，其所列武氏罪状足以骇人听闻，骆宾王及其主使似没有必要编排一条伪证，使武氏罪状的整体真实性受到破坏。在没有证据而只能臆断的情况下，笔者猜测此事可能与韩国夫人之死有关。武氏毒死其姐，或会受其母杨氏的诘难，母因此而遭毒手。究竟如何，恐怕已成千古无解之谜了。

　　行文至此，武氏之罪大恶极已无可辩驳。而问题也随之产生。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固然是昏君暴君层出不穷，但可以肯定，像武氏这样有如此之多的品行低劣、公开罪恶者，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从理论上讲，皇帝应是天下道德伦理的准绳。毫无疑问，以武氏为首的政权在道德上已经破产。即使以前没有破产，经过骆宾王这一番张扬也必定破产无疑。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道德破产的武氏政权曾有过任何意义上的权威削弱。据此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个政权的生存与否，道德因素并非至关重要。这样说确实令人吃惊，然而却是严酷的事实。那么，维系一个政权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呢？或曰，是权力带来的利益分配——当一个权力可以有效地予人以好处时，它总是能有效地运转，正是武则天时代，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武则天不以杀功臣著称，但她杀功臣的数量之多，在历史上亦可名列前茅。这里所谓功臣，是指为其取得权力出过死力之人，其中有一大半为她所杀，过河拆桥的意味极重。值得一提的是，她如此作派，竟毫不担心会无人替她的政权效力。据传，确实有人为此提醒过她，可她的回答很耐人寻味，她以飞蛾扑火为譬，指出，尽管有飞蛾因扑火而死，并不能阻挡其它蛾子继续向火扑来，因为只要是蛾类，就非如此不可。原来如此，社会培养的士人都必须通过入仕才能体现其社会价值，难怪他们义无反顾地以能入朝为官为毕生追求。所以，尽管中国古话里就产生了“伴君如伴虎”之感叹，迫不及待以求伴君者，仍然多如过江之鲫。这或许与供需关系有涉，因为由皇权决定社会地位分配的数量，总是远远低于社会显在与潜在的求职人数。而在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欲为社会服务，除了入仕一道，竟再无其它出路。所谓“练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除了皇上的“恩典”，人们并没有其它途径。就是武则天本人，也是靠了笼络住唐高宗才一步一攫取权力、扩大权力的。深谙权力三味又修成正果的武则天之流，从骨子里轻贱知识分子和其它人才，先是使用他们，然后毫不留情地干掉他们，而绝无人才断档之虞。于是，在很多人还愿意为这个政权效力时，它是很难垮台的。这就是武氏政权岿然不动的秘密所在。同时，这种现实又印证了这样一条严酷的社会法则——不论社会精英受到何等程度的摧残，都不会使一个政权迅即崩溃。它所必须承受的代价，只是社会发展的停滞与社会生活的黑暗，而这一切灾难恰好是由社会底层，包括被摧残阶层最为深切地感受着。既然施虐者在施虐时没有任何直接损失，又怎能奢望这些暴虐会停止下来呢？

　　除了对武氏的揭露，骆宾王文章还揭示了一个反抗者自身的问题，即，武氏的种种劣迹并非到骆宾王写作时才广为人知，为什么到李敬业起兵时才一下子提出清算总账呢。原来李敬业等人因触犯了武氏之法，遭到贬黜，一些心怀不满分子聚到一处，才酿成了一场大乱。那么，如果不是这样，武则天再有十倍罪恶，李敬业等也不会起事。于是，李敬业等人的反抗，并非只是出于公心义愤，完全是因为武则天革命革到了他们头上，严重损害了他们个人的既得利益，他们动了私心私愤，最终铤而走险。最妙不可言的是，他们居然也做成了这篇慷慨激昂的公论，尽管骨子里并不硬气。难怪武则天之流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只要他们可以依附，他们总是会安之若素，依附不成时，才会发难，而这种发难又多半成不了事。所谓秀才造反，十九不成。更有甚者，李敬业造反不成，自己人头落地、全家灭门不算，连祖坟都让武则天扒了。想当初，正是李敬业的祖父李绩一言九鼎，为武则天当上皇后铺平了道路，并为武则天主持史无前例的封后加冕仪式，其对武氏的贡献应是无与伦比的，其最后竟落得个掘墓鞭尸的下场。凡为武则天出力的人，多没有好下场。不知是报应，还是为虎作伥的必然结果，中国历史已提供了太多这方面的范例。也许正是这种不良预后，使得整个社会保持了一份良知，也使恶势力的膨胀有度可限。无论怎么说，武则天政权持续时间之长还是令人惊异的。由于武氏早先的卑微以及其追逐权力的行径，受到绝对多数的朝廷正统势力的强烈抵制，故武氏政权对所谓的正派人士有一种天然的敌视。如同武氏本人唯权是务、品行俗劣一样，武则天时代朝中的下三滥也异乎寻常的多。并且这些下三滥根本不屑以假仁假义的面目出现，处处以丑恶本色招摇得势，整个朝廷乌烟瘴气，有正义感及有才干的人处处受倾轧，常常处于下风，且人材凋零。就在这种状态下，武则天的政权经历了诸多的外忧内患，策动了无数次腥风血雨，竟是无往而不利。是不是那些品行极差之人身负治国之才呢？当然不是。那些败类充其量只能是构成武氏权力，并为其壮大声势，而事关天下气运的国计民生料理，又非正派人士料理不可。于是，历史又产生了一个奇异现象，即，尽管在相当多数的情况下，有才干的正直人士饱受摧残，仿佛生物生理上的代偿功能一般，那些幸免于难的知识管理人才超负荷超水平的运作，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完成了那些看来无法完成的事，终于维系了社会不至于崩溃。

　　如同历史上多数暴君一样，武则天的政权基本上没有输给任何政治势力，只是由于时间的自然法则而终结。于是，一千多年前由骆宾王《讨武氏书》揭示的诸多命题，始终占据着人们的思考。人们沉痛地发现，此问题尚未因时代的演进而得到彻底解决。所幸的是，现在的知识阶层已可以不通过仕途而实现自身的价值。

　　骆宾王《讨武檄文》流传千古，而李敬业的讨武战争，在华夏军事史上却难觅其踪！

参考资料：

　　头两句是说，11年前被贬于4000里外的永州，此时终于回来了，语含喜悦，也有感慨。后两句借用景物来描写回京路上的欢快心情。春光，鲜花，是实景，但也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反映。这样借景抒情比直接叙述更加生动，真切。末句“处处新”三字用得精当，值得好好体味。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这里看来是对事实的描述，其实精炼地概括了诗人复杂和激动的情感。其中包含着他对当年遭受贬斥的愤懑，对长期放逐生活的回忆，以及重回长安时的激动心情。交集的百感凝聚在诗句的朴素描绘之中，增强了抒情力量。

　　“诏书”使他伴随着温暖的春天一同回到长安来，路上的景物明媚喜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朝廷诏返京城，又是红这阳春季节，驿路上花开簇簇，既清新又温暖，此时面对此景，再有一步就可迈入长安东城门的诗人不能不深感激动、喜悦，激动、喜悦而不明说，仅用“处处新”三字来见意，便胜过了万语千言。因此“驿路开花处处新”，这是诗人自己精神状态的写照，反映出诗人的愉快心情和愿望。这是写花，更是写人，是将人的情意寄托于花，又由花来表人之情意，含蓄蕴藉而不失自然流转，堪称得体。

　　然而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事实上，顽固保守势力并没有放松对他的打击，他回到长安后所得到的却是再一次贬逐。所以，诗篇在抒发他的战斗理想的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对顽固派头子唐宪宗始终存有幻想，反映出诗人自己的阶级局限性。

参考资料：

　　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这是一篇寓言小品，通过描写小虫蝜蝂善负物、喜爬高的特性，讽刺“今世之嗜取者”聚敛资财、贪得无厌、至死不悟的丑恶面目和心态，它的寓意为要懂得知足常乐，不要太贪心，嘲讽了追求名位、贪婪成性的丑行。

　　文章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抓住蝜蝂善负物，喜爬高两个特性；第二部分讽刺腐败官僚的贪得无厌。这两部分分别扣住蝜蝂和腐败官吏各自特点展开议论，两部分相互对应，意理一贯，内在逻辑十分严密，将小虫和官僚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虽然篇幅短小，却像是一面明镜映射出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作者善于观察生活，写小虫持物负重的本性如可目睹；更善于思考社会人生问题，写贪官污吏的贪婪成性入木三分。

　　此文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塑造了蝜蝂这一艺术形象。柳宗元的文章善于绘声绘影，因物肖形，创造了比较完整的、个性化的寓言形象，既集中动物本身的特征， 形象鲜明生动，又揭示了现实生活中某些人的嘴脸，寓意深刻。这篇《蝜蝂传》就是集中了许多善执物、好上高的小虫的特点，塑造了一个贪婪，愚顽的蝜蝂小虫形象。蝜蝂是一种由作者幻形出来的小动物。此名虽出现在《尔雅·虫部》中，而郭璞却无法对它注释只注上“未详”二字。可见，蝜蝂不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小虫。柳宗元创造这一形象的目的，是讽刺吏道的黑暗和腐败。作者对这种小虫的特征作了非常细致的描绘，其身上具有了贪官典型的特征：一是好物：“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苟能行，又持取如故。”有贪得无厌的特点。二是好高：“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有攫取权力的特点。其所讽对象非常明确，作者在后面的议论部分更明确了讽刺的指向。因此章士钊在《柳文指要》 中直接指出，文中蝜蝂所讽刺的是柳宗元熟悉的唐朝宰相王涯，此人无比贪婪，其结局与蝜蝂一样，死于自己所积累的财富。其实蝜蝂形象的刻画主要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官场中的社会现象。

　　此文的另一个特色是运用了象征的表现手法，通过描写蝜蝂贪得无厌，最终因此丧身于这一性格，形象地写出贪官污吏的贪婪愚蠢以及最后的悲惨命运，表达了作者对于官场腐败的厌恶以及批判。联系作者的政治历程来看，这篇文章同时应包含着作者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所取得的教训。

　　这篇文章，行文简约精妙，说理师法自然，结构细密，逻辑严谨，类比恰切，过渡自然，语言犀利，叙事生动，议论精警，寓意深刻，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更妙的地方是，连作者自己都可能始料未及，此文给后世的阅读者、研究者提供不尽的想象空间，千载以后，仍能警戒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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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描写奔赴前线的戍边将士听到前方部队首战告捷的消息时的欣喜心情，反映了唐军强大的战斗力。

　　“大漠风尘日色昏”，由于中国西北部的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均呈自西向东或向东南走向，在河西走廊和青海东部形成一个大喇叭口，风力极大，狂风起时，飞沙走石。因此，“日色昏”接在“大漠风尘”后面，并不是指天色已晚，而是指风沙遮天蔽日。但这不光表现气候的暴烈，它作为一种背景出现，还自然对军事形势起着烘托、暗示的作用。在这种情势下，唐军不是辕门紧闭，被动防守，而是主动出征。为了减少风的强大阻力，加快行军速度，战士们半卷着红旗，向前挺进。这两句于“大漠风尘”之中，渲染红旗指引的一支劲旅，好像不是自然界在逞威，而是这支军队卷尘挟风，如一柄利剑，直指敌营。这就把读者的心弦扣得紧紧的，让人感到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读者会悬想：这支横行大漠的健儿，将要演出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呢？

　　在这种悬想之下，再读后两句：“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这可以说是一落一起。读者的悬想是紧跟着刚才那支军队展开的，可是在沙场上大显身手的机会却并没有轮到他们。就在中途，捷报传来，前锋部队已在夜战中大获全胜，连敌酋也被生擒。情节发展得既快又不免有点出人意料，但却完全合乎情理，因为前两句所写的那种大军出征时迅猛、凌厉的声势，已经充分暗示了唐军的士气和威力。这支强大剽悍的增援部队，既衬托出前锋的胜利并非偶然，又能见出唐军兵力绰绰有余，胜券在握。

　　从描写看，诗人所选取的对象是未和敌军直接交手的后续部队，而对战果辉煌的“前军夜战”只从侧面带出。这是打破常套的构思。如果改成从正面对夜战进行铺叙，就不免会显得平板，并且在短小的绝句中无法完成。现在避开对战争过程的正面描写，从侧面进行烘托，就把绝句的短处变成了长处。它让读者从“大漠风尘日色昏”和“夜战洮河北”去想象前锋的仗打得多么艰苦，多么出色。从“已报生擒吐谷浑”去体味这次出征多么富有戏剧性。一场激战，不是写得声嘶力竭，而是出以轻快跳脱之笔，通过侧面的烘托、点染，让读者去体味、遐想。这一切，在短短的四句诗里表现出来，在构思和驱遣语言上的难度，应该说是超过“温酒斩华雄”那样一类小说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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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过一蝉噪，飘萧松桂秋。”从“蝉”和“秋”这两个字来看，其时当为初秋，那时蝉噪本已嘶哑，“一蝉噪”，说明音色的凄咽；在风中摇曳的松枝、桂树也露出了萧瑟秋意。诗人在表现这一耳闻目睹的景象时，用意遣词十分精细。“蝉噪”反衬出禅智寺的静，静中见闹，闹中见静。秋雨秋风则烘托出禅智寺的冷寂。

　　接着，诗人又从视觉角度写静。“青苔满阶砌，白鸟故迟留。”台阶长满青苔，则行人罕至；“满”字写出了台阶上青苔之密，间接地写出了来人稀少，渲染了环境的空寂凄清。寺内白鸟徘徊，不愿离去，则又暗示寺的空寂人稀。青苔、白鸟，似乎是所见之物，信手拈来，呈现孤单冷落之感。

　　“暮霭生深树，斜阳下小楼。”从明暗的变化写静。禅智寺树林茂密，阳光不透，夕阳西下，暮霭顿生。于浓荫暮霭的幽暗中见静。“斜阳下小楼”，从暗中见明来反补一笔，颇得锦上添花之致。透过暮霭深树，看到一抹斜阳的余辉，反映了禅智寺冷而不寒，幽而不暗。然而，这毕竟是“斜阳”，而且是已“下小楼”的斜阳。这种反衬带来的效果却是意外的幽静，格外的冷清，分外的沉寂。

　　“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运用了衬托的手法，以乐衬哀，用歌舞喧闹、市井繁华的扬州反衬出禅智寺的静寂，更突出了诗人孤独凄清和有所失落的心境。

　　至此，诗人通过不同的角度展示出禅智寺的幽静，似乎文章已经做完。然而，忽又别开生面，把热闹的扬州拉出来作陪衬：“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禅智寺在扬州的东北，静坐寺中，秋风传来远处扬州的歌吹之声，诗人感慨系之：身处如此歌舞喧闹、市井繁华的扬州，却只能在静寂的禅智寺中凄凉度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伤感油然而生，不可遏止，写景中暗含着诗人身世感受、凄凉情怀。

　　这首诗写扬州禅智寺的静，开头用静中一动衬托，结尾用动中一静突出，一开篇，一煞尾，珠联璧合，相映成趣，艺术构思十分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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