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不毁乡校颂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众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这是一首充满禅趣的妙诗，全篇抓住嘉陵江水声展开构思。

　　发端两句借大禹治水的传说写嘉陵江水声的由来。意思是说，大概由于大禹的神奇力量，他凿开险峻的山崖，使飞流急湍奔腾直泻，发出巨响。起笔即紧扣诗题，显得气势雄伟。

　　诗的三、四两句写诗人夜宿出门店，由于水声的喧闹，通夜无法安寝。这两句一方面承接上文，进一步具体写出嘉陵江水声之大；另一方面又极自然地引发出下文对水性的议论。这是阐发禅理、表现禅趣的转折点。

　　而五、六、七、八四句借水声与山石激荡出巨响的自然现象展开议论，颇含折理。大意是说，水性本来是安静的，山石也不会发出声响，可是两者一激荡，竟发出惊雷一样的巨响，完全丧失了水石的本性。我们从这一自然现象中，可以悟出很深的禅理：人在社会中，应当以无念为宗，不取不舍，不染不著，任运自然，自在解脱，应当象水石一样保持安静和无声的本性，清静无为，也就具备了佛性。水石保持住本性就具备了佛性，人向自性中求取，保持住清静无为的本性，也就具备了佛性。韦应物这种思想带着很浓的消极成分，应予批判。不过，从这首诗中，却可看出韦应物禅学修养是很深的。

　　诗的最后两句，表示自己写这首诗的目的是以此赠给深上人，彼此交流禅学心理，并对深上人彻悟物我之情的禅学修养无限向往。诗的结尾颇有意味，诗人提出了问题，但是自己并不去回答，而是把疑惑推给了老友，有一种故意责难的狡黠。另一方面传达了一种深奥的禅意，表达了诗人对于物性和人情的感悟。因为人的心性在遇到外物相激时，也会产生强烈反映，物性和人情本来就是相通的。我们不知道深上人是如何作答的，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回答。这个结尾，写得既很切题，又留有余味，不失韦氏平淡有味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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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或756年（天宝十五年），封常清兵败削官之后，诗人感到更加孤单，无所依靠，因而诗中多漂泊之意。

　　当时，安史之乱初起，天下为之骚动，边塞也不得安宁。在此人心惶惶之际，久居塞外的诗人自然黯然神伤，更兼送友东归，孑然自处，因此说“相送泪沾衣，天涯独未归”。诗人供职封常清幕府颇见任用，可是如今封常清兵败洛阳，被削去官职，诗人不由有物伤其类、痛失知己之感，故曰“将军初得罪，门客复何依”，觉得无所依傍，孤单伶仃。“梦去湖山阔，书停陇雁稀。”意即路途遥远，信息难通，愁郁之情无可排遣。“园林幸接近，一为到柴扉”两句是诗人强自安慰之语，实则是心伤故人远去后，自己将更加孤独，思乡之情将更加浓烈。全诗言辞凝滞，愁肠百结。读来感人肺腑，令人满目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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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表现了当时诗人逆境难熬，情绪郁闷状况。前四句，诗人运用大胆夸张的手法，极力描绘了巫山高入云天、巴水急流滚滚的壮丽景色。“巫山夹青天”，“夹”字用得极其到位，既写出了巫山险峻，遮天蔽日的形势，也包含着诗人喟叹青天的形象。“巴水流若兹”，含有无奈之意。三、四两句，并非说巴水可以行到尽头，而是写出了巴水纡曲，舟行迟迟的情景。“巴水忽可尽”，著一“忽”字，山回水转，尽在眼前；“青天无到时”，既写实又在写情。这两句诗由对客观景物的描写逐渐过渡到诗人的主观抒情，即由景入情，融情于景，达到情景交融。

　　诗的后半部分对三、四两句诗意作了进一步阐发。“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明写逆水行船艰难，船行缓慢，实际表达的是诗人的感受和心态。五、六两句既用互文笔法写朝暮赶路，又暗含时间的承续：早起赶路到晚上也没能走多远。“不觉鬓成丝”，写出诗人因船行缓慢而愁白了头，包含着时光难度，逆境难熬的感受。末两句情景交融，既在描写景象，又在抒发感情，从中可体味出诗人悲愁愤懑的心境。诗中连续重复“三朝三暮”，极有船工号子的感觉。古时有歌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最后四句是从这首民间歌谣脱胎而来的。但古歌谣指提到舟行的缓慢，而李白的诗除了说“三暮行太迟”外，还有“不觉鬓成丝”，旅途艰辛和心情忧郁使诗人在不知不觉中鬓发都愁白了。这就把客观叙事和主观抒情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含蓄委婉地映衬出诗人当时愁苦的心情。

　　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李白诗里《上三峡》相映成趣的是《下江陵》（《早发白帝城》），后者是诗人流放途中忽闻赦书，旋即乘舟东返时写下的名篇。《上三峡》写于诗人流放途中，诗中描写巫山险峻，巴水纡曲，舟行迟迟，愁令发白。流放者唯觉逆境难熬，心情愤懑，壮丽风光为之减色。《下江陵》是诗人流放途中忽闻赦书，旋即乘舟东返时写下的，城高入云，晨光初灿，气象开朗，舟行轻快。“一日千里”是诗人心态轻松的主观感受，喜悦心情渲染得淋漓尽致。同一位诗人，同一处景致，却气象迥异，正是“融情入景”的鲜明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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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庭湖中的君山，由于美丽的湖光山色与动人的神话传说，激发过许多诗人的想象，写下许多美丽篇章，如“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刘禹锡《望洞庭》），“疑是水仙梳洗处，一螺青黛镜中心”（雍陶《题君山》）等等，这些为人传诵的名句，巧比妙喻，尽态极妍，异曲同工。方干这首《题君山》写法上全属别一路数，他采用了“游仙”的格局。

　　“曾于方外见麻姑”，就像诉说一个神话。诗人告诉读者，他曾神游八极之表，奇遇仙女麻姑。这个突兀的开头似乎有些离题，令人不知它与君山有什么关系。其实它已包含有一种匠心。方外神仙正多，单单遇上麻姑，就有意思了。据《神仙外传》，麻姑虽然看上去“年可十八九”，却是三见沧海变作桑田，所以她知道的新鲜事儿不少。

　　“闻说君山自古无”，这就是麻姑对诗人提到的一件新鲜事。次句与首句的起承之间，在情节上有一个跳跃，那就是诗人向麻姑打听君山的来历。人世之谜有很多，诗人单问这个，也值得玩味。那烟波浩渺的八百里琼田之中，兀立着这样一座玲珑的君山。诗人泛舟湖面，“四顾凝无地，中流忽有山”（许棠《过君山》），这个发现，使他惊喜不已；同时又感到这奇特的君山，必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来历，从而困惑不已。诗人大约就是带着这个问题去方外求教的。诗中虽然无一字正面实写君山的形色，完全从虚处落笔，闲中着色，却传达出了君山给人的奇异感受。“君山自古无”，这一说法既出人意表，很新鲜，又证实了人们的揣想。写“自古无”，是为引出“何以有”。诗人不一下子说出山的来历，似乎是故弄玄虚，这种效果犹如是古代演义里的“且听下回分解”。

　　“元是昆仑山顶石，海风吹落洞庭湖。”不说则已，一说惊人：原来君山是昆仑顶上的一块灵石，被巨大的海风吹落洞庭的。昆仑山，在古代传说中是神仙遨游的地方，上有瑶池阆苑，而且有很多美玉。古人常用“昆冈片玉”来形容世上罕有的珍奇。传说昆仑山是神仙遨游之所，上有瑶池阆苑，而且有很多美玉。诗中把“君山”设想为“昆仑山顶石”，用意正在于此。“海风吹落”一句，想象奇瑰。诗人在《题宝林寺禅者壁》中写道：“台殿渐多山更重，却令飞去即应难。”题下自注：“山名飞来峰。”这首作品中的想象也受到了“飞来峰”一类传说的影响。

　　全诗运用奇特想象，从题外落笔，神化君山来历，间接表现出君山的奇美。这就是所谓“超以象外，得其圜中”（司空图《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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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风慵展一行书，眼暗休寻九局图。”中风，指四肢风痹。八行书，指信札。暗，是形容老眼昏花，视力不明。九局图，指棋谱。“手风”和“眼暗”，都写自己病废的身体。“慵展”和“休寻”，写自己索寞的情怀。信懒得写，意味着交游屏绝；棋不愿摸，意味着机心泯灭。寥寥十四个字，把那种贫病潦倒、无所事事的情味充分表达出来了，正点明诗题“安贫”。

　　“窗里日光飞野马，案头筠管长蒲卢。”就室内景物略加点染，进一步烘托“安贫”的题旨。野马，指浮游于空气中的埃尘，语出《庄子·逍遥游》。筠管，竹管，这里指毛笔筒。蒲卢，又名蜾蠃，一种细腰蜂，每产卵于小孔穴中。两句的意思是：闲居无聊，望着室内的埃尘在窗前日光下浮动，而案头毛笔由于长久搁置不用，笔筒里竟然孵化出了细腰蜂。这一联写景不仅刻画入微，而且与前面所说的“慵展”、“休寻”的懒散生活正相贴合，将诗人老病颓唐的心境展示得淋漓尽致。

　　“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中“安蛇足”，即寓言“画蛇添足”，此处用以讽刺精心谋私。“捋虎须”，典出《庄子·盗跖》，孔子游说盗跖被驱逐后说：“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头，编虎须，几不免虎口哉!”比喻诗人忠于唐王室，敢于与权倾朝野的篡逆之臣进行抗争。如《新唐书》本传载：一次，权高震主的强藩朱温同崔撤“临陛宣事，坐者皆去席，握不动，曰：‘侍宴无辄立，二公将以我为知礼。’全忠(朱温)怒偓薄己，悻然出。”全联以表面上的谦逊之辞，叙述了诗人舍身为国的壮烈情怀。句中，前后两次用典，珠联璧合，情采熠然，丰厚的意蕴中，流动着刚直不阿的气势，突出地反映了诗人作为李唐王朝忠臣节士的形象。对此，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称之为“凛然有烈丈夫之气。”。

　　“举世可能无默识，未知谁拟试齐竽。”则又折回眼前空虚寂寥的处境。试齐竽，事见《韩非子·内储说上》：齐宣王爱听吹竽，要三百人合奏，有位不会吹的南郭处士也混在乐队里装装样子，骗取一份俸禄。后愍王继立，喜欢听人单独演奏，南郭处士只好逃之夭夭。这里引用来表示希望有人能像齐愍王听竽那样，将人才的贤愚臧否一一判别，合理使用。整个这一联是诗人在回顾自己报国无成的经历之后迸发出的一个质问：世界上怎会没有人将人才问题默记于心，可又有谁准备像齐愍王听竽那样认真地选拔人才以挽救国事呢？质问中似乎带有那么一点微茫的希望，而更多是无可奈何的感慨：世无识者，有志难骋，不甘于安贫自处，又将如何！满腔的愤懑终于化作一声叹息，情切而辞婉。

　　题作“安贫”，实质是不甘安贫，希望有所作为；但由于无可作为，又不能不归结为自甘安贫。贯串于诗人晚年生活中的这一基本思想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复杂心理变化，都在这首篇幅不长的诗里得到真切而生动的反映，显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诗歌风貌上，外形颓放而内蕴苍劲，律对整切而用笔浑洒，也体现了诗人后期创作格调的日趋老成。前人评为“七纵八横，头头是道，最能动人心脾”（邵祖平《韩偓诗旨表微》），殆非虚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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