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同年共乐台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家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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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片，写眼前无限开阔凄迷的景象。 一个“涌”字，将静立的大山写得极富有动感。如此突兀奇崛的神来之笔，能感受到他那无穷的诗思也是从这里喷涌而出，读者很自然地就想起吴文英登苏州灵岩山的天外奇想：“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八声甘州》）天上掉下的巨旱，水中涌出的巨鳌，真是异曲而同工。“影横”句写山问黄昏暮霭景象。“楼台对起”三句，交代自己重来登临以及全词的“视点”所在。山川依旧，是词人两次来此凭栏的感受，也隐含了对南北对峙形势发生了变化而南宋仍然偏安一隅、仍然划淮水为疆界的喟叹。词人举目北望，但见天低四远，江空万里。梁苑和汴堤都极其遥远，非目力所能及，想象之中他似乎已经看到了一片荒芜野草的梁苑，垂柳稀疏的运河。它们与苦难的民族一起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

　　下片，词人抒发厂自己英雄失路的激愤和中原恢复遥遥无期的悲哀。淮水两岸已经习惯了南北分裂的既成事实，众人皆醉，沉浸在春风箫鼓之中，没有人能够理解像自己这样系念中原恢复的英雄。夕阳向西沉去，淮水往东流淌，边塞的云北去，月亮初照南浦，东南西北，同人苍茫独立于中，深情地北望中原。送别是送别谁，是青春还是英雄之志，还是与中原父老从此水别，多少凄凉感慨都在此不言之中。

　　全词写得壮烈激昂，掷地有声，颇具特色。该词感情沉郁低回，不事雕饰，风格较为质朴，有很强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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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的前两联即描写沧浪亭的静谧。首先诗人安排了“静”的背景，营造出“静”的意境：“独绕虚亭步石矼”。“独”“虚”二字表明诗人此时是独自一人在沧浪亭中散步。偌大的园林，四处静谧无声，或许有人会感到冷清孤寂，而诗人却专爱这“静中情味世无双”的空静淡雅的氛围。静谧中的心情和滋味独一无二，颔联就此进一步展开，加以具体详细的描写和说明。

　　“山蝉带响穿疏户，野蔓盘青入破窗”，前一句以动写静，后一句化静为动，更显出“沧浪亭”的幽静和诗人此刻平和自乐的情绪。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以动写静的名句当属六朝梁代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鸣蝉的鼓噪声，飞鸟的清鸣声，才更反衬出林间山中的静寂、清幽。“静”的意境极难表现，欧阳修在《六一题跋》中论画道：“飞走迟速，意近之物易见，而闲和俨静，趣远之心难形”。意即画面容易表现实物的形状动感，难以表现人物的内心感受。而营造出澹泊闲静的意境则是难上加难。诗画同源，二者在艺术表现手去上颇有相通之处。因此，中国古代诗人多采用寂中有音、动中见静的手法，利用能引发人们特殊感受的声响和动态来反衬静境和静意。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衬托而得愈觉其深”（《管锥篇》）。这里的“山蝉带响”也正是利用蝉声来突出环境的清幽宁静，韵噪相映，反衬其静，给人以极为真实贴切的感受。此外前人诗中也常运用化静为动的表现手法，六朝宋代谢灵运“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的诗句，不仅将相对静止的白云、绿竹拟人化，同时赋予二者以动感，这种拟人手法和化静为动手法的的运用，更能雄现出平中见奇、似动实静的特色。此诗中“野蔓盘青入”便是将藤蔓这一静物动态化，写出了它在盘旋回绕中偷偷伸进破旧窗子的“动”的过程，这种“动”，更深化了沧浪亭中安静的气氛。胡仔评价苏舜钦说：“真能道幽独闲放之趣”（《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此联可做为典型的一例。

　　后两联引用两个典故，将它们与诗人的情况相对照，以此来表明诗人平静恬淡的心情。“二子逢时犹死饿”是写伯夷和叔齐的故事。一般认为，周朝开国初年可谓太平盛世，两人生而逢时却因不食周粟而死；“三闾遭逐便沉江”是写三闾大夫屈原的故事，他遭人构陷，放逐湖南湘江一带，而后自投汩罗江。诗人与屈原一样受人毁谤而遭贬，与伯夷、叔齐一样适逢政治革新的年代，但却无所作为。即使这样，诗人并未意志消沉投江而死，也并未“拒依周粟”忍饥而亡，而是每天尚能“饱食高眠”。因而诗人颇觉心满意足，欢欣庆幸。与历史人物的悲惨遭遇相比，诗人遭贬谪但仍能隐居沧浪亭算是十分幸运。所以他在沧浪亭的静谧环境中深切地感受到了离实远祸、自得其乐的生活情趣，“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沧浪亭》），因而他觉得“静中情味世无双”。

　　诗人的心境当然不像沧浪亭的静景一样平静如水。苏舜钦以迁客身份退居苏州，内心愁怨交集，万分感慨。他本是“慷慨有大志”的志士，以“出手洗乾坤”（《夏热屋寝感咏》）为已任，结果却是“予年己壮志未行”（《对酒》），苍生有难未能济，只能隐居园林，聊以度日。对于他这种“致君事业堆胸臆”的人来说，“却伴溪童学钓鱼”（《西轩垂钓偶作》）的闲居生活极为压抑。“修竹慰愁颜”（《沧浪亭》），“愁与酒相攻”（《春日怀旧游》），“大叫欲发狂”（《舟中感怀》），这些退隐后的诗句都渲泄出诗人内心深处的忧愤之情。

　　本诗尾联中“唯恨澄醪不满缸”，以夸张的手法，表面是强调自己了无牵挂，心如止水的恬淡生活，而从反面映衬出诗人内心的怨懑、牢骚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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