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灵公不君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 “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

　　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 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寘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 “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 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宫。

　　不知道是否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历史上的暴君的心理，这种研究肯定很有意思。在平常人看来，暴君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些异乎寻常，按正常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夏桀的宠姬妺喜爱听裂帛声，建造过“酒池肉林”；商纣王的酷刑“金瓜击顶”、“炮烙”、“虿盆”、做人的肉羹、活剖孕妇等等。

　　晋灵公弹射路人、杀厨子游尸的举动，仅仅用一般的残暴、狠是难以说明的，恐怕总有些变态心理，或者歇斯底里症一类的精神病，才能解释他的怪癖行径。如果真是这样，除了治病、关进疯人院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改邪归正，或者像赵穿那样，将其杀掉，以免危害更多的人。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致命的痼疾就在于，无论所谓的“天子”多么愚笨、痴呆，无论多么残暴、缺德，无论多么变态。病入膏肓，都是“神圣”的，不可冒犯的，不可弹劾讨伐的，否则，便会犯下各种“罪行”：欺君，亵渎，犯上作乱，直至弑君。而且，这些罪行都是弥天大罪，不可赦免，甚至可以诛灭九族。

　　虽然有此痼疾，但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只要有昏情残暴的暴政。苛政存在，就有敢于诤言直谏的义士出现，并有敢于弑君的勇士出现，前者如赵盾，后者如赵穿。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甚至还包括以自己亲人的生命为代价，依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视死如归。

　　这些词语，只有用在这些义士、勇士身上才是沉甸甸的、掷地有声的、名实相符的。

　　其实，敢于直谏、敢于弑暴君，已远不止是一种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更不是宗教信徒的迷狂。它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智的选择，是不得不如此的抉择。有时，明知暴君不可理喻，有时明知自己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投罗网，如荆柯刺秦临行前 所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的正义，即决不向残暴专制、黑暗腐朽屈膝让步的决心。

　　正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明知自己推上山的巨石要滚下来一样，依然坚持不懈地推下去。人类的精神和行动的意义，就在过程之中显示了出来，结果则是次要的了，甚至并不重要了。

　　面对残暴和死亡而敢于挺身而出，这种行为表示了一种严正的抗议，表示了一种不屈的精神。翻看历史，这种抗议和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就好比光明和黑暗从来都是相随相伴，哪一方都没有消失过一样。也许，光明和黑暗永远都会这么抗衡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

　　夏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吕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吕惠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心，用集吕文公。是穆之成也。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埸，吕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吕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吕有大造于西也。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吕君，寡吕襄公，迭吕肴地，奸绝吕好，伐吕保城。殄灭吕费滑，散离吕兄弟，挠乱吕同盟，倾覆吕国家。吕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淆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吕。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吕。

　　“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吕之自出，又欲阙翦吕公室，倾覆吕社稷，帅吕蝥贼，以来荡摇吕边疆，吕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吕河曲，伐吕涑川，俘吕王官，翦吕羁马，吕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吕好也。

　　“及君之嗣也，吕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吕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吕河县，焚吕箕、郜，芟夷吕农功，虔刘吕边垂，吕是以有辅氏之聚。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吕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脩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吕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吕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吕。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吕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吕：“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榖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壹。’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吕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串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吕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3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吕，再用楚人告吕，引告吕。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吕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吕公室”，“摇荡吕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吕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吕河曲，伐吕涑川、俘吕王官、剪吕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吕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吕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吕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

参考资料：

裳裳者华，其叶湑兮。我觏之子，我心写兮。我心写兮，是以有誉处兮。

裳裳者华，芸其黄矣。我觏之子，维其有章矣。维其有章矣，是以有庆矣。

裳裳者华，或黄或白。我觏之子，乘其四骆。乘其四骆，六辔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维其有之，是以似之。

　　全诗共四章，每章六句。诗前三章是结构相似的重调，每章的前两句写花起兴，从“其叶湑兮”到“芸其黄矣”再到“或黄或白”，将花繁叶茂的盛景充分地表露出来，也由此烘托出抒情主人公心中的无比欢娱。

　　在首章，诗人并没有详写“我”所遇的“之子”的具体模样，而只写了自己的主观心理感受“我心写兮”，“是以有誉处兮”，心中烦忧尽泻，充满欢乐。为了说明“之子”使得“我”如此欢悦的原因，此诗第二章给“之子”一个特写镜头，这个镜头没有对准他的面部，也没有对准他的眼睛，而是对准其服饰：“维其有章矣。”这样的叙述中渗透着赞美之情，因为服饰之美在先秦时期是身份和地位的外在表现。至此，诗人仍觉不足，又将目光转向全景，在第三章写“之子”的车马之盛，“乘其四骆，六辔沃若”，十足风光，十分气派。如此一层一层推进，在形象的跳跃式叙述中显示出欢快的激情。

　　诗若就此打住，便显得情感过于浅直，而且缺少了雅诗中应有的那份平和与理性，于是诗第四章从节奏和用韵两方面都变得舒缓起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从左右两方面写君子无所不宜的品性和才能，有了这方面的歌唱，使得前面三章的赞美有了理性依据。“维其有之，是以似之”，两句总括全篇，赞美君子表里如一、德容兼美的风貌，以平和安详作结。

　　整首诗以花起兴，赞颂人物之美，节奏变化有致，结构收束得当，读来兴味盎然，且无阿谀之感，确是一首轻松欢快又不失稳当的雅诗。

参考资料：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伐木许许，酾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诸父。宁适不来，微我弗顾。
於粲洒扫，陈馈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诸舅。宁适不来，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酾酒有衍。笾豆有践，兄弟无远。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有酒湑我，无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饮此湑矣。

　　历代学者一般认为这是一首宴享诗。但诗的作者及创作年代前人没有深考。

　　《伐木》和《伐檀》不同，它不是描述伐木劳动，而是由伐木兴起，说到友情可贵。无论亲朋故旧还是新的相识，都要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并且常来常往。

　　诗共三章，除首章外，都集中笔墨写宴饮。显然是把宴饮当做建立和联系友情的重要手段。

　　在抒情方式之选择上，《伐木》的作者采用了一种先迂回后正面的表达方式。诗一开头，就以“丁丁”的伐木声和“嘤嘤”的鸟鸣声，令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远离尘世的仙境。在这里，时间仿佛停止，一切自在自为。只有这伐木之声和悦耳的鸟鸣在空旷的幽谷里回荡。一个孤独的伐木者，一个出谷迁乔去寻找知音的鸟儿，这两个意象在这仙境一般的氛围中被不断地进行视觉和听觉上的重叠和加强：声音使人联想到形象，形象又赋于声音特殊的内涵。从而最终幻化出一个远离现实政治的、借以寄托内心苦闷的超然之境。这一境界是诗人内心的人生理想在潜意识中迂回曲折的表露。同时也是厉王暴政下朝臣们心有余悸、不敢谈论政治而另寻寄托的普遍心态。现实毕竟是现实，随着这一比兴手法的完结，作为政治家的诗人终于强迫自己面对这冷酷的存在世界：“相彼鸟矣，犹求友生。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号召人们起来改变现实，叙亲情，笃友谊，一切从头开始。然后又申之以“神之听之，终和且平”。从人情天理处说起，避开政治而为政治，这就是诗人既体察人心，又深谙做诗劝戒之道的地方。

　　第二章全然是写人的活动，也就是“求友生”之具体表现。开头用语与首章部分重叠，显得整饬又有变化，读来流转而且自然。这里仍然由物兴起，但只用“伐木许许”一句，其余如对鸟鸣的描述一概略去。论者往往因为“伐木”句与后面的“酾酒”句联系紧密，就误认为它也是“赋”（直陈其事）。其实“伐木”云云，乃相应之词，不止形式上叠合延绵，内容也相仿佛，只是为避免刻板滞重，才作此省略。省略也是变化的方式，有变化才有发展，内容为之深化，形式也愈加富丽多姿。于是出现备办筵席的热闹场面：酒是甘美的，菜肴中有肥嫩羊羔，还有许多其他可口的食物，屋子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可以看出主人的诚心诚意，因为宴请客人，不仅是出于礼仪，更是为了寻求友情。被邀请的客人都是长者，有同姓的（诸父），也有异姓的（诸舅）。诗人希望他们全都光临。“宁适不来？微我顾弗！”“宁适不来？微我有咎！”这是他的担心。由于希望甚殷，就生怕它落空。这种“患得患失”的情绪是真实的，也是感人的。它表明主人的态度十分诚恳，对友情的追求坚定不移。

　　诗人还批评了不顾情谊、互相猜忌的不良现象：“既有肥羜”，“於粲洒埽，陈馈八簋”，邀请“诸父”、“诸舅”而“不来”，又于我“弗顾”。这样的局面是不利于重振祖业的政治理想的。

　　第三章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第二章的延续和发展，依然写设宴请客，不过用笔极简，旨在“示异”，以免拖沓。“笾豆有践，兄弟无远!”这次邀请是同辈，但酒菜之丰盛，礼节之周到不减于前。联系前面的有关描述，它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无论长幼和亲疏（即诗中所谓“诸父”“诸舅”和“兄弟”）都应互相有爱。这种类似博爱的思想充斥整个诗篇，可以说是总的命意所在。但建议和发展友情的手段却比较单调，用现代的观点来看也未见合适，因为在酒席台上交的朋友多不可靠。也许饮食还是古人主要的交际方式，他们又多以诚待人，布设酒肉圈套，故而被诗人选作表达友情题旨的材料。另外还有反面教训，就是“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纷争往往由饮食细故引起，要创建和平局面，就得处理好饮食问题。

　　后半部分是尾声，似乎由众人合唱，表达了欢乐的情绪与和睦亲善的愿望。三方面的人（主人、来宾和受邀而未至者）团结一致，气氛和谐，令人鼓舞。

　　作者还为失去的友情和亲情而振臂高呼，他用饱经沧桑的笔调描绘着自己的希望和要求：普通人之间以诚相待绝不“乾餱以愆”。亲友之间相互理解（“有酒湑我，无酒酤我”）、信任，和睦快乐地相处。人和者政必通，最后，作者又是以一个超越于现实之上的境界结束全诗：在咚咚的鼓声伴奏下，人们载歌载舞、畅叙衷情，一派升平景象。这是作为政治家的诗人中兴周室之政治理想的艺术展示。

　　此诗是燕乐歌词，因而它的博爱的题旨可广泛传播，有一定的影响。在艺术上它给人的突出印象有三个方面：一是靠头的比兴部分不仅构成比较鲜明的画面，而且有生动的情节，它既是独立的，又与主题部分联系紧密，这样，主体部分的命意就更加明朗，便于读者和听众感受；二是把被邀的客人分别用“诸父”“诸舅”和“兄弟”指代，覆盖面大，而又意象分明，对表达诗歌的题旨起着重要的作用，可见作者选用词语的匠心；三是结尾表现的场面色彩浓丽，节奏明快，全然是就筵席写筵席，没有穿插“点题”笔墨，却成功地渲染出团结友善的醉人气氛。诗人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化作可以闻见景象，因而颇具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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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多数学者的说法，这是一首情诗，是以一个姑娘的口吻写出来的。诗中提到的事件，恰恰是姑娘与情郎激情幽会的地点：“丘中有麻”“丘中有麦”“丘中有李”，那一蓬蓬高与肩齐的大麻地，那一片片密密的麦田垅间，那一棵棵绿荫浓郁的李子树下，都是姑娘与情郎情爱激发的地方。所以，当姑娘回味这种强烈的情爱行为时，总也忘不了那个神奇的地方。尤其是诗的第一、二章，都有“彼留子”的明确指涉。而第一章的“将其来施”，第二章的“将其来食”，更明确地写出，姑娘与情郎的幽会不仅仅是一次，而是多次。他们在大麻地里、小麦垅头、李子树下，演出过一次次激情的戏剧，付出了整个身心。他们的情爱是真实的，也是牢固的。他们并没有追求一次性的疯狂，而是让纯真的爱掀起一层又一层的热浪，永久地持续。第三章的最后，写到“彼留之子，贻我佩玖”，用物质的形式（佩玉），把非物质的关系（情爱）确定下来，以玉的坚贞纯洁牢固，表示两人的爱情的永恒。可以想像，接着下去，姑娘将与情郎共偕连理，成家育子，延续生命。一个新的家庭，将延续那一段热烈纯真的爱情。这就是姑娘在歌唱爱情时寄托的热望。

　　这首诗表现了二千多年前黄土高原上那对青年男女的柔情蜜意。其情绪热烈大胆，敢于把与情郎幽会的地点一一唱出，既显示姑娘的纯朴天真，又表达俩人的情深意绵。敢爱，敢于歌唱爱，这本身就是可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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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

　　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

　　文章先简要记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方面揭示了郑庄公两次入侵东周之地，强逼平王立质、咄咄逼人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东周王室已然衰微、任人欺凌、委曲求全的历史情状。并由此得出结论，周天子与郑庄公想通过交换人质来缓解矛盾、取信对方的做法是不可靠、也不可取的，因为周郑之间并没有诚信之心，又不依“礼”行事，所以双方即使交换了人质，也还是不能够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

　　最后，君子通过对此事的评论，指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要建立在彼此体谅、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强调了恪守礼仪、忠于信义的重要性。

　　文章虽然不长，但叙事朴实，议论周严，有事实，有根据，有结论，语言中肯，说服力很强。文末“君子日”一段评论，以信和礼为标准。一针见血地指出周郑交质之非。数层转折与整齐的排旬，使作者的论断显示出不可逆转的气势，空灵排宕、辞采纵横而又风韵悠然。

　　自幽王烽火戏诸侯及平王东迁以来，周王权威早已实际崩溃。但周王及诸侯都没有将此事捅破。周郑交质作为一个可供观测或曰方便标记的事件点而成为周王权威崩溃的标志。《左传》认为周郑交质“无信（已堕落到需靠人质故曰无信）不礼（周郑上下失序故曰不礼）”，是东周“礼崩乐坏”的缩影。

　　在《周郑交质》中，君子对双方都有责难，但侧重于批评周王室。左丘明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因其不能以信服人，是以礼驭下造成的。周、郑由“交质”到“交恶”，其根本原因，是利益和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决定周、郑双方关系的最终原则是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左传》作者不可能揭示周、郑由“交质”到“交恶”的历史本质，但由于作者是“用事实说话”，所以，还是使我们看到了这一时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动向。而“用事实说话”，也正是此文的最大特点。至于此文用较多的文字阐发诚信的重要性，那只是作者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因为在历史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以后，就很难看到各诸侯国“要之以礼”并“行之以礼”的事情了。《周郑交质》这篇文章反映了《左传》崇霸贬王思想。全文先讲事实，再进行评论，这是《左传》的典型写法。君子的议论以“礼信”为中心，引经据典，辞理畅达。对后世史论有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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