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雨

　　明末的诗人，生逢异族入侵之时，面临国破家亡的严重威胁，凡有点民族感情的，都该有志可抒，有情可表。然而，怎样下笔成诗，如何抒情达意，却也有高下之分。 　

　　怀古诗不同于咏史诗那样歌咏史实或以诗论史，而是重在抒写诗人由古人古事所触发的思想感情，即所谓“言近旨远”。此诗前二句托物言志，以并刀夜鸣写出报国的志向，后二句即景抒倩，从眼中所见易水实景，引出对国事的无限隐忧。全诗运思深沉，情怀激荡，苍凉悲壮，可入司空图《诗品》所言“悲概”一类。 　

　　诗的前两句写出了豪迈之士为国尽忠的壮怀激烈的意志；后两句与前两句进行对比，感叹物是人非，山河破碎。全诗悲壮慷慨，苍凉沉痛，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

　　诗的前两句写出了豪迈之士为国尽忠的壮怀激烈的意志。言志二句：“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志由物显，报国的急切愿望由并刀夜鸣来展现，虽壮怀激烈，但不是架空高论，粗犷叫器。将怀古咏史紧密结合时事与胸中报国热忱，是此诗最大的特色。诗人由易水想到古代的英雄荆轲，想到他慷慨赴死的壮举，油然激起自己奋发向上的豪情斗志。

　　后两句与前两句进行对比，感叹物是人非，山河破碎。抒情二句：“易水潺潺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情因景生，忧世忧时之情由所见易水景象引出。诗人借易水兴感，显然是为了说明那些统治者醉生梦死，意志消沉，一味宴安享乐，早就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可怜”一词，仿佛是为荆卿惋惜，其实，是为了抒发那种知音难觅、报国无门的愤懑。在荆轲活着的年代，对强敌的怒火，可以“指冠”，可以“嗔目”；诗人却只能用“可怜”来表达英雄失路的悲哀，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由易水故事，想到目前女真入侵，国家危机四伏，却无英雄挺身救国，触动胸中浓郁的懊丧与失望，从而产生报国无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慨。

　　全诗悲壮慷慨，苍凉沉痛，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这首诗怀古感今，明朗显豁，语言流畅，把对现实政治的强烈抒情融于深沉的咏史之中，洋溢着磊落不平之气。这种忧国忧民、悲壮忧郁的诗格，正是晚明爱国诗作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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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凯，字景文，江南华亭（今上海市奉贤区陶宅）人，元朝末年当过小小的府吏，博学有才，写得一手好诗。大明洪武三年（1370），袁凯被荐授为御史，成为皇帝的近臣。

　　朱元璋坐稳江山后，疑忌心大膨胀，臣属因一句话或几个字而被杀的不少。袁凯也不例外，由于朱元璋的猜忌，不久他便被逼装疯，食狗彘之食，才幸免于死。这便是他的一生，因此在他存世不多的诗作中大都充满了悲苦之音。这首《淮西独坐》是很典型的一首，内容很一般，也没有什么愁、苦、哀、泣之类的词语，但读来却令人“悲惋欲涕”。

　　第一句“潇潇风雨满关河”点明客观环境，风雨之时最易使人产生一种飘忽不定的情绪，充分感受到自然威力的巨大以及人生的孤弱、渺茫。第二句写作者个人的活动：独坐西楼，酒已饮尽，酒兴阑珊，正感到百无聊赖，这时天边一声雁唳，有远而近，复由近而远，渐渐地过去了，消逝了，一切又归于岑寂。以上二句所写的都是平淡而一般的日常生活，既没有惊风暴雨的震荡，也没有生离死别的摧伤，那么离乡的行人为什么头都白了呢？“异乡秋色不胜多”啊！这是一句十分精辟的生活格言，正如“贫疑陋巷春偏少，贵想豪家月最明”，自然景物本无差异，然贫富不同，感受便不同。客中与家乡的光景也是如此，喜者见喜，忧者见忧，在离人的眼光中遂不免处处皆秋，事事可愁了。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特征，几乎人人都有类似的体验，所谓人人心中所有，口中所无，然袁凯却能准确地、生动而形象地将它表达出来，这大概便是这首小诗脍炙人口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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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句“无限伤心夕照中”，表现了情景难分：默默无言的柳丝，低垂在斜阳的夕照中，仿佛在为凄凉的祖国，感到无限的伤痛。你看那往日的百花园中，只剩下了点残花败叶，只有那御沟里的流水，还在默默地流淌，纷乱无比的世事啊，是如此地变化多端，去年还是陈后主的内苑，今年又成了隋炀帝的深宫。“金沟御水自西东”一句，可以在李商隐的《曲江》一诗中找到渊源：“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作为处于唐王朝的覆灭已成必然趋势的晚唐时期的李商隐，同样也有着“世纪末的悲哀”，他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的慨叹，到了夏完淳，就变成“无限伤心”的泪滴了。这“昨岁陈宫，今岁隋宫”一语，和李商隐一样，借古喻今，寄寓着作者难以言尽的兴亡之叹。

　　下片着重抒情。“往事思量一晌空”：想想那悠悠往事，片刻之间都化成了片虚空。国破家亡，妻离子散，这是多么难以接受的事实。明亡后完淳父夏允彝，因抗清被执投水殉国，完淳因终日为复国大业奔走，年轻的妻子孤守空闺，白发的老母依门盼归。这国恨家仇，使年轻热血的词人已经无法自制了然而，客观却是“飞絮无情，依旧烟笼。长条短叶翠蒙蒙”：无情的飞絮，并不理会词人彻骨的伤痛，依旧如烟如雾地笼罩着柳树的长条短叶，它们生机蓬勃片苍翠。这真教他无法不产生“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辛弃疾《水龙吟》）的愤慨。然而，更伤心的是它们竟然“才过西风，又过东风”。对于西风东风，明朝清朝，似乎无动于衷。这结尾以极其质朴的语言，道出了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出离愤怒了””正好相互呼应，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回环。

　　整首词写得凄迷哀惋，寓家国之叹于写景咏物之中，情文相生，结处余慨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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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前六句赞颂李白善于写明月，说李白的诗至今还有人在吟诵。中间四句表示向李白学习的愿望，特别要学习李白饮酒赋诗的狂放性格。最后六句写作者自己虽无李白那样的诗才，但一定要像李白那样，不追慕功名，藐视权贵。这首诗通过歌咏李白，表现了作者蔑视权贵，视功名如粪土而以诗酒自娱，不拘礼法的豪迈情怀。

　　“把酒对月”这个题目本是李白所作的一首诗。李白一生爱月，所咏明月诸诗脍炙人口。这首诗一开始就以兀傲的口气，推倒一切月诗，独尊李白：“李白前时原有月，惟有李白诗能说。”有这样的气概，方许歌咏李白。这里推崇的“李白诗”，主要是指《把酒问月》这首诗。而作者唐寅这首诗，主要就受李白诗篇句调的影响，但他在诗中把李白加进去与明月反复对举，又是李白本人不能写的光景。“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后句是李白式的，但配合前句，则是作者新意。月固有阴晴圆缺，但卒莫消长，而诗仙却不能复生。作者接着说其实这并不遗憾，因为“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时”，这句侧面说李白和明月一样永存。这调门是李白的，新意是作者的。

　　这首诗最好的还是诗中在李白与明月之间，加入了“我”。如果失去了这个“我”，也就失去了李白精神。“我学李白对明月，月与李白安能知？”李白固不能知，但月能知。于是作者引李白自况：“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百杯复千首”就是“能诗复能酒”，也就是杜甫所说的“一斗诗百篇”。敢于自比李白，这也是李白风度，有胆量有信心，并非等同于狂妄，以下一转一合最为妥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前句妙在自知之明；后句妙在不卑不亢，联想到辛弃疾诗句：“我爱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爱我应如是。情与貌，两相似。”这种有分寸的自负之语，读者反而不会感到反感而会容易接受。好比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诗人是说，对李白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对他人则不多让。语意皆妙。

　　最后作者讲出了他和李白同而不同的一点：“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诗句化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里是说，我虽然没有李白得到皇帝征诏的经历，但也有他那种豪放不羁的禀性，“不上长安”倒也乐得：“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这个茅屋就是作者在苏州建的桃花庵，作者晚年经常在桃花庵饮酒自乐。

　　这首诗倜傥不群、超尘脱俗地追求自由反抗权势的精神，和豪放飘逸的句调风格都酷似李白。以其人之风格还咏其人，妙在古今同调。

　　作者在这首诗中，用“把酒对月”的举动，处处将自己和李白相联系、相对比，用“月”、“诗”、“酒”为诗思的契机，并贯穿全篇，抒写了李白敢于蔑视权贵的品质，表明了作者学习李白不求功名利禄的愿望和蔑视权贵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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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是作者诀别故乡之作。起笔叙艰苦卓绝的飘零生涯，承笔发故土沦丧、山河破碎之悲愤慨叹，转笔抒眷念故土、怀恋亲人之深情，结笔盟誓志恢复之决心。既表达了此去誓死不屈的决心，又对行将永别的故乡流露出无限的依恋和深切的感叹。 全诗思路流畅清晰，感情跌宕豪壮。格调慷慨豪壮，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叙事。其中“羁旅”一词将诗人从父允彝、师陈子龙起兵抗清到身落敌手这三年辗转飘零、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生活作了高度简洁的概括。诗人起笔自叙抗清斗争经历，似乎平静出之，然细细咀嚼，自可读出诗人激越翻滚的情感波澜，自可读出平静的叙事之中深含着诗人满腔辛酸与无限沉痛。

　　“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抒写诗人按捺不住的满腔悲愤。身落敌手被囚禁的结局，使诗人恢复壮志难酬，复国理想终成泡影，于是诗人悲愤了：“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大明江山支离破碎，满目疮痍，衰颓破败，面对这一切，诗人禁不住“立尽黄昏泪几行”，流不尽“无限河山泪”。诗人一直冀盼明王朝东山再起，可最终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恢复故土、重整河山的爱国宏愿一次次落空，他禁不住深深地失望与哀恸，忍不住向上苍发出“谁言天地宽”的质问与诘责。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坦露对故乡、亲人的依恋不舍之情。无论怎样失望、悲愤与哀恸，诗人终究对自己的人生结局非常清醒：“已知泉路近”。生命行将终结，诗人该会想些什么呢？“欲别故乡难”，诗人缘何难别故乡呢？原来，涌上他心头的不仅有国恨，更兼有家仇。父起义兵败，为国捐躯了。而自己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此次身落敌手，自是凶多吉少，难免一死，这样，家运不幸，恐无后嗣。念及自己长年奔波在外，未能尽孝于母，致使嫡母“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自己一家“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念及让新婚妻子在家孤守两年，自己未能尽为夫之责任与义务，妻子是否已有身孕尚不得而知。想起这一切的一切，诗人内心自然涌起对家人深深的愧疚与无限依恋。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盟恢复之志。尽管故乡牵魂难别，但诗人终将恢复大志放在儿女私情之上，不以家运后嗣为念。正如诗人在《狱中上母书》中所表示的“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已知泉路近”的诗人坦然作出“毅魄归来日”的打算，抱定誓死不屈、坚决复明的决心，生前未能完成大业，死后也要亲自看到后继者率部起义，恢复大明江山。诗作以落地有声的铮铮誓言作结，鲜明地昭示出诗人坚贞不屈的战斗精神、精忠报国的赤子情怀，给后继者以深情的勉励，给读者树立起一座国家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不朽丰碑。

　　全诗思路流畅清晰，感情跌宕豪壮。起笔叙艰苦卓绝的飘零生涯，承笔发故土沦丧、山河破碎之悲愤慨叹，转笔抒眷念故土、怀恋亲人之深情，结笔盟誓志恢复之决心。诗作格调慷慨豪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禁不住对这位富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少年英雄充满深深的敬意。

　　这首诗表达的不是对生命苦短的感慨，而是对山河沦丧的极度悲愤，对家乡亲人的无限依恋和对抗清斗争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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