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任山归河东

　　人生之最大不幸，莫过于空有济世之才，而无施展之处。在南宋时期，多少志士空叹白发，遗恨而终。这首词抒发的，即是这种情感。仪真，即现在的江苏省仪征县，位于长江北岸，这在南宋时期，曾多次受到金兵骚扰。爱国而且胸怀天下的作者夜泊于此，面对寒江，北望中原，百感交集，借江景抒发了他壮志难酬的抑郁和悲愤之情。

　　“寒江夜宿，长啸江之曲。”一个“啸”字，就表现出高远境界的，气势不俗。夜泊长江，江景凄寒，作者伫立江边，思潮翻滚，不禁仰天长啸。与“长啸”这一壮怀激烈之情交织在一起，为此词奠定了苍凉雄浑的基调。接着，作者描绘了江上风高浪急、莽莽滔滔的景象：“水底鱼龙惊动，风曲地，浪翻屋。”只见狂风曲地，巨浪翻腾，以至惊动了水底鱼龙。一“曲”一“翻”，只觉得气势飞动。这一幅有声有色、令人惊心动魄的图画，形象表现了作者的忧思和不平。

　　“诗情吟未足，酒兴断还续”，是一过渡，全词转入下片抒情。作者的情绪由激昂慷慨渐趋低沉，想借吟诗饮酒强自宽解，然而郁结于心的如此深广的忧愤岂是轻易能够排遣掉的，其结果只能是“吟未足”，“断还续”。是什么在困扰着作者，使他郁闷，心绪难平？那就是国家的“草草兴亡”，即中原的匆匆沦丧。“休问”，两个字内涵十分丰富。从这二个字中读者不仅可以看出国势衰微已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而且表明作者心情极为沉痛。一想到朝廷对外妥协投降，想到主战派备受压制、排斥、打击，想到自己和许多爱国志士虽满怀壮心却报国无门，不禁悲从中来，心潮难平。“功名泪，欲盈掬”，既激愤又伤心，词人感叹报国无路，读来使人黯然神伤，并与开篇的“长啸”相呼应。将当时社会上的那种壮志难酬、无可奈何的大众心态，集中表达了出来。

　　这是一首抚时念乱的沉郁之作。作者夜泊仪征江边，面对滔滔江水，环视南北江岸，一时之间，河山之感，家国之恨涌于心头，感怀百端。首二句即点出时间、地点和人的心境。他的心情就和眼前的鱼龙惊动，浪翻风曲一样，澎湃不平，郁勃难抑，写景也是写情，情景相融。使人似乎可以听到作者内心剧烈的跳荡。

　　上片以“寒江夜宿，长啸江之曲。”起句破题，点明夜泊的时间和地点，总写人物的活动。奔波的劳顿并没有将词人拉入梦中，而是长久地无法入眠。他的心中充满了积郁和悲愤，一腔怨愤无处发泄，只好对江长啸，凭借反常的发泄行为来求取暂时的心理平衡。一个“啸”字形象地暗示出作者奔走无果，壮志难伸，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满腔悲愤。这是全词的“文眼”，是整首词感情基调的集中表现，也是上片写景的总起，下面的景色全由此一“啸”字引起。“水底鱼龙惊动，风曲地，浪翻屋。”“惊”是对“啸”的反应，这是极写长啸的深沉和力度。夜间本是鱼龙及各种水生动物休眠的时候，但它们突然听到裂耳的长啸，都惊跃骇游起来，就连沉在江底的鱼龙也不例外，以至江水搅起冲天巨浪，携着曲地的狂风，把海水举得很高很高，海上的小屋都被冲翻了。这几句写得笔力遒劲，破空而来，想象奇特，而不游离江上的具体环境。景为情生，是抒情主体内心情绪的外化，情托景显，复杂愤懑的内宇宙被海水、海浪、海风形象地展示了出来。声音、形象、感触三面并举，听觉、触觉、视觉三官并用，绘声绘色，气势磅礴，有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

　　下片变形象抒情为直抒胸臆，感情的格调也由愤转悲，显示出强烈的悲剧意识。“诗情吟未足，酒兴断还续。”这二句既有沉郁丰富的思想内涵，又是此情此景中作者情感轨迹的具体表现。然而，事到如今，江北的金朝依然长居不亡，自己的平戎之策又得不到当权者赏识，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眼见得岁月催人，功名难就，回首往事，心绪正如奔腾翻曲的江水。因此，酒喝了一阵再喝一阵，进又无门，退又不忍，只有断断续续自斟饮，一声长叹两鬓霜了。结句“草草兴亡，休问功名，泪欲盈掬”，既是对南宋的沉痛哀惋，又是对自身的沉痛悲泣。一代偏安江左的王朝，就这样在屈辱求和中建立又消亡，即将把懦弱无能、终无建树的形象永远留给史册，在这样的社会悲剧和历史悲剧中，千万不要再考虑个人的功名了。然而，此话还没有开口，就已热泪盈掬。在这里，词人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联系了起来，并看到了国家命运对个人命运的制约作用，看到了作为小人物对改变国家形象的无可奈何，对挣脱自身悲剧也无可奈何。这种对人生悲剧原因的认识，正是“泪欲盈掬”的深刻缘由。

　　本篇虽然短小，但内涵丰富，韵味淳浓，起伏跌宕，富于变化。悲愤苍凉，雄阔浑厚。

　　上片主要抒发时光易逝的愁恨。起韵一笔包举，总言忧愁的难以摆脱，为下文分别诉说时光易逝之愁与功业难成之愁预留了地步。在这里，词人“天真地”想通过上楼登高来摆脱令他难以忍受又无法回避的忧愁的想法，本身就充满了奇趣，而他感到忧愁如有脚、又随他上楼的想法就更是奇中之奇。在表达上，化不可见的抽象之愁为有可以触碰与回避的有形之物，深得以形象写抽象的生动趣味，同时，“欲上······愁还”的传情方法，又为文气增加了转折跌宕的灵活之趣。接韵具体表明他所忧愁的内容，是自然也在变迁、亲朋也在衰老白头的时间不居之恨。“几处”与“多少”的限定，空处传神，包揽无限，写出了自然变迁和人生衰老之多简直无法据实计算的大愁苦。这种对于时光易逝的忧愁，是词人“时间意识”觉醒的表现，而“时间意识”又是与人对于存在的反思与觉悟有关的，是一种看似脆弱，其实深刻的对于生命虚无的体验，值得注意的是，词人产生这样深刻的生命虚无的痛苦，不是来自于单纯的哲学思考，而是由非常具体而强烈的生命体验所导致的。

　　于是，过片再进一层，揭示了导致其时间之愁的更直接的愁苦即功业难成之愁。他以感情强烈的语言反复其意与反问自己：说归去吧，还是归去吧，难道人一定要到封侯才肯罢休不成？意谓自己不必要等到做成封侯的功业才可归隐。实际上，它传达出了词人无法作成可封侯的大功业的愁苦。这样，上下片就由这两种愁苦在文理上连成浑然的一体。结韵进而揭出使自己产生时光易逝之愁与功业难成之愁的具体触机，是那种恍若浮云一样到处漂泊的游宦生涯。然后他再转过一层，巧妙运用“浮云”一词的双重比喻意义为自己下了这一转语，如果能像浮云一样逍遥自在也很自由。这样的转语，泄露了他“游宦成羁旅”的生命不自由的痛感。

　　这首词在表情达意上，采用层层剥笋的见心法，由愁一时间之愁一功业难成之愁一游宦成羁旅之愁，这样就由远而近，填充了越来越具体的生命痛苦：通过他的“剥笋”法抒情，越来越清晰地表现了他愁苦的来处。其总体艺术风貌是，感情浓郁，措意生动，文理自然而兼变化之趣。此外，因为暗喻的巧妙运用，这首词显示了深厚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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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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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词写的是作者闻歌伤怀之感，其情事大致类于白居易之《琵琶行》，然而小词对于长诗，在形式上有尺幅与千里之差别。

　　上片写歌女的演唱，相当于白诗对琵琶女演奏的叙写。“樽前一曲歌，歌里千重意”，一曲歌而能具千重意，想必亦能说尽胸中无限事；而这“无限事”又必非乐事，当是平生种种不得意之恨事。这是从后二句中“恨”“泪”等字可得而知的。首二句巧妙地运用了对仗加顶真的修辞，比较一般的“流水对”更见跌宕多姿，对于歌唱本身亦有模似效用。“才欲歌时泪已流”一句乃倒折一笔，意即“未成曲调先有情”。

　　“恨应更、多于泪”，又翻进一笔，突出歌中苦恨之多。白居易诗对音乐本身的高低、疾徐、滑涩、断连等等，有极为详尽的描摹形容。而此词抓住歌者形态特点层层推进，启发读者去想象那歌声的悲苦与宛转。

　　“试问缘何事？不语如痴醉”，对歌女的悲凄身世作了暗示，相当于琵琶女放拨沉吟、自道辛酸的大段文字。但白诗中的详尽的直白，此完全作了暗示的处理。当听者为动听的演唱感染，希望进一步了解歌者身世时，她却“不语如痴醉”。这样写大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妙。

　　末三句写词人由此产生同情并勾起自我感伤，相当于白居易对琵琶女的自我表白。但此词却只说“我亦情多不忍闻”，好像是说：歌女不语也罢，只怕我还受不了呢。由此可知，这里亦有一种同病相怜、物伤其类的感情，因此以至于“怕和我、成憔悴”。

　　和白居易《琵琶行》不同的是，这首词善抒情，妙悬念的设置，化实为虚，得其空灵。同时，此词运笔颇饶顿挫，上片用递进写法，下片则一波三折，读来引人入胜。《卜算子》词调上下片的两个结句，本为五言句，此词则各加了一个衬字变成六言句（三三结构）。大凡词中加衬字者，语言都较通俗，此词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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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赠别词，作者将离情写得深挚却不凄楚，有温柔蕴藉之美。 　

　　起笔“花不尽，柳无穷”借花柳以衬离情。花、柳是常见之物，它们遍布海角天涯，其数无尽，其广无边；同时花、柳又与人一样同是生命之物，它们的生长、繁茂、衰谢同人之生死、盛衰极其相似，离合聚散之际，也同样显露出明显的苦乐悲欢。“应与我情同”是以花柳作比，衬写自己离情的“不尽”和“无穷”，宛转地表露了离别的痛苦之深。“觥船一棹百分空”，一句出自杜牧的《题禅院》诗。作者这里强作旷达，故示洒脱，以一醉可以消百愁作为劝解之辞，而“何处不相逢”，则是以未来可能重聚相慰。对友人的温言抚慰之中，也反映了作者尽量挣脱离别痛苦的复杂心态，他既无可奈何，又故示旷达。　

　　下片自“朱弦悄，知音少，天若有情应老”起，词情一转，正面叙写离别之情。高山流水，贵有知音，朱弦声悄，是因挚友远去，一种空虚寥落之感油然而生。“天若有情应老”，用李贺句意直抒难以抑止的离别哀伤。结拍“劝君看取利名场，今古梦茫茫”二句，是作者对友人的又一次劝解。同为相劝之语，此处内涵上却与上片不同。上片劝慰之语只就当前离别着眼，以醉饮消愁、今后可能重逢为解，是以情相劝；此处劝语却透过一层，以利名如梦为解，属以理相劝，劝解之中包含着作者自身的感受和体验。晏殊一生富贵显达，长期跻身上层，但朝廷内派别倾轧，政治上风雨阴晴，不能不使他感到利名场中的尔虞我诈，宦海风波的险恶，人世的盛衰浮沉，抚念今昔，恍然若梦。 　

　　这首词明快、自然，读来如行云流水，与作者其它词风格迥异。其思想内核，一方面是藐视名利，一方面是寄情山水歌酒。全词抒写离情别绪中，反映了晏殊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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