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和刁秘书寄李太保

　　词作起势不凡，以钱塘江潮喻人世的聚散分合，充分地表现了词人的豪情。首二句写江潮“有情”而来，却终“无情”而归，似有情而实无情。“几度斜晖”的发问，又写出天上阳光的无情。地上潮水无情而归，天上夕阳无情而下，则是天地无情，万物无情。“俯仰昔人非”写人世转瞬万变，如同梦幻，这又是社会人生的无情。对此无情的人生，词人的态度却很乐观，“不用思量今古”，不必替古人伤心，也不必为现实忧虑，因而他能超脱时俗，“白首忘机”。这种达观的思想，在苏轼词中表现得极为普遍，而在这首词中则更明显，词人俯仰天地，纵览古今，得出的结论“一切无情”。因此，他的“忘机”，就带有深刻的了悟性。

　　下阕写词人与参寥的友情。词人看穿了古今万物，无意去名利场上角逐，但他并没有完全忘世，更没有忘情，他对生活的爱是执著强烈的，他对友情是非常珍视的。回想起在西湖与参寥子和诗饮酒、饱览春山美景、谈禅说理、流连忘返的日日夜夜，词人不禁从内心深处对这位友人以知己许之——“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以“诗人”称参寥，正反映出二人志趣的投合。苏轼才高学富，一般是不轻易许人的，但对参寥的诗，曾不止一次地赞赏。如参寥的诗句“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风薄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等，都是为苏轼所激赏的。在诗歌创作上的共同兴趣，是二人友谊的一个重要基础。

　　“约他年、东还海道”以下五句，表现了词人归隐之志的坚定，进一步写二人的友情。据《晋书·谢安传》记载，谢安东山再起后，时时不忘归隐，但终究还是病死于西州门，未能实现其归隐的“雅志”。羊昙素为谢安所重，谢安死后，他有一次醉中无意走过西州门，觉而大哭而去。词人当时被召还，且被委以显官，但他“白首忘机”，志在归隐，因此，安慰友人，说“我一定不会像谢安一样雅志相违，使老朋友恸哭于西州门下”。说“愿”，说“不应”，全从自我的感情落笔，正表现了两人情谊的深切。 这首词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平淡的文字抒写深厚的情意，而气势雄放，意境浑然。“从至情中流出”道出了这首词的特色。由于词人与参寥有着共同的志趣，由于参寥品德的高尚，他们的友谊是十分真挚的。词人所抒之情发自内心，这种真挚的感情并不因文字的平淡而失去其深沉、雄厚之力。这是“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的一种艺术境界，它看似容易，实际上只有少数作家才能达到。元好问说苏轼词“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元好问《新轩乐府引》）。

　　此外，词中抒写出世的高想，表现人生空漠之感，却以豪迈的气势出之，使人惟觉其气象峥嵘，而毫无颓唐、消极之感。词人强调达观和“忘机”，使人感到的却是他对友情的无比珍重。苏轼达观中充满豪气，向往出世又执著于友情的个性，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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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阕追叙当时情景，尤能以寥寥数字传出歌女神情，栩栩生动。首句点时点地并点事。二、三两句写歌女神情，泪水冲洗着脸上的敷粉，而之所以“偷匀”者，怕席上诸人看出泪痕之故，仅此一句，已写出了歌妓那强颜欢笑以助人取乐的可怜处境。然而，尽管强颜欢笑，终于掩不住内心的辛酸，待得一曲歌罢，就更止不住愁情外露，这便是所谓“歌罢还颦”。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当时月下所见的这位歌女，既有喜爱之情，更多同情之心，缘此之故，就更想看得真切一点，可惜隔席而坐，缕缕炉烟遮挡了视线，以至于如今回想起来，只能记得一个朦胧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歌妓命运的同情是一贯的，如其《玉楼春》词云：“清歌学得秦娥似，金屋瑶台知姓字。可怜春恨一生心，长带粉痕双袖泪。从来懒话低眉事，今日新声谁会意。坐中应有赏音人，试问回肠曾断未？”看来作者每每就是那“坐中”“赏音人”，亦每每为她们的不幸而感怀伤神，这不难理解，因为作者自己就是一个“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的“痴人”。

　　下片写别后相忆，亦抒发自家身世之感。当时月下相见，犹恨未能看得真切，不意此后再也无缘相见，恍惚之间，竟是数年。这里，用了“几换青春”四字，意义双关，表面是说已过春光几度，暗里亦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喟，字里行间，继续流露出对歌妓命运的关怀。接下自抒厌倦尘世之感，因有“一肚皮不合时宜”，所以颇引这“一春弹泪说凄凉”者为同调，那么，“长记楼中粉泪人”，就多少是由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缘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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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咏物词，是咏范南伯家文官花的。文官花，又名锦带花、海仙花。

　　词的上片主要写文官花的颜色多变及其原因。王僧孺《夜愁示诸宾》诗说：“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倚栏”二句反用其意，言凭倚画栏观赏文官花，初看碧绿，转眼变为朱红色，而白色花苞也不经意地褪了色。两句之中，写出了该花由粉(白)变碧(绿)再变为朱(红)的变化，且造语自然，可谓健笔。“上林”三句写其由红变紫。上林，这里指翰林院。“紫云衣润”，言其变为紫色。如果说前两句写了白、绿、红三色，意象很密；而“上林”三句则用三句词写了一种紫色，而意象极疏，一疏一密，相得益彰，可知此词深得疏密相间之旨。“几许”三句另辟一境，探寻其颜色多变的原因。“春风”，一语双关，既指春风，又可指人。言文官花之所以粉、碧、绯(红)、紫见于一日之间，变态尤异于腰金紫，是春风“朝薰暮染”的结果，也是种花者精心培育的结果，这种解释虽然还没揭示出此花“变态”的真正原因，但在当时的科学还欠发达的条件下，也许只能如此解释。《全芳备祖》卷二十七引王元之《海仙花赋序》说：“予视其花”，未开如海棠，既开如文瓜，而繁丽袅弱过之。”又说“好事者作花谱，以海棠为花中神仙，予视此花不在海棠下，宜以仙为号”，因名海仙花。故“笑旧家”三句，指出桃李虽“东涂西抹”，强作艳丽，也不及文官花“繁丽袅弱”之风韵，为其在花谱中争得一席之地。

　　词的下片写对文官花的告诫和对范南伯的同情。其中前五句写告诫之意。“拟倩”二句言花之荣华“易消难整”，而借流莺之口“说与”，用笔极婉。朱熹《春日》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而“人间”三句则反用朱诗，言万紫千红虽然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犹如“人间得意”之事，然而“转头春尽”，“人间得意”也将随着“春尽”而消失。这既是对文官花的忠告，又巧妙地引出了对范南伯“官冷”的惋惜之意。“白发”六句向范南伯致意。杜甫《奉赠韦左丞丈》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范南伯曾赋诗谓：“伊人固可笑，历落复奇嶔。略无资身策，而有忧世心”，可知南伯确为儒者。刘宰《范大夫行述》说：“公治官犹家，抚民若子，人思之至今”，仅做了两任县令，便不得不弃官家居，故作者以“儒冠曾误，平生官冷”惜之。据刘宰说：“公岁晚居贫而好客，客至辄饬家人趣治具，无则典衣继之，须尽乃白”，仍保持中原豪杰的本色，所以作者在结尾三句中谓其“风流未减”，但“年年醉里，把花枝问”，这虽然表示出他对花的爱恋，但晚景之凄凉，心绪之愁苦，也就可想而知。这几句词语极婉而情极痛，确实感人之至。

　　这首诗托物言志，以红梅傲然挺立的品格，抒发了自己达观超脱的襟怀和不愿随波逐流的傲骨。

　　首联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红梅迟开的原因。诗人抓住红梅不畏严寒，在百花过后的冬季才开放这一特点，把红梅比拟为一位内心世界感情十分丰富细腻的美人，它迟迟开放的原因，是因为”怕愁贪睡”，它为什么而怕愁贪睡呢？是因为担心自己象冰一样晶莹美丽的容貌，会不合世俗的时尚，因而以致于而怕愁贪睡;因此它想用贪睡来摆脱忧愁，所以才不与其它百花一样同时开放，而是”独开迟”。因为害怕忧愁而贪恋睡觉，所以才迟迟地独自开放，这都是因为担心自己玉洁冰清的美丽容貌会不合时宜的缘故啊。

　　颔联则是说在诗人心中，梅一般是玉洁冰清的白色，偶然出现浅浅的象桃杏般的红色，这是红梅因 “怕”、“恐”，而故意妆扮出的一种从众的姿态。所以，一个“故”字，表明红梅之所以如此，是有一种被迫的意味在内，是为了和谐入俗的缘故。然而红梅不畏霜雪的本质是不会因此改变的。梅花毕竟是梅花，依然保存其特有的品格：“尚余”二字用得绝妙，既无心显露，又无可掩饰。在诗人心中，梅就是梅，无论妆成何色，与“桃杏”截然不同。颔联两句将迟起美人与梅融为一体，可见诗人咏物本领之高妙。虽然故意妆扮出了一点浅浅粉红般的桃杏颜色，但是红梅的枝条还是保持了经受霜雪考验后孤独而细瘦劲挺的姿态。

　　颈联对红梅的内心世界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探究。意思是梅花外表上虽然呈现出了粉红的桃杏色，但那不过是它刚喝过酒，是“酒晕”浮上了“玉肌”的缘故。因为梅花的内心是喜寒的，它的本质是高洁的。“未肯”，二字表示出了梅的孤傲品格。己经适应了寒冷的心，不愿意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展示自己的美态；显露出来的一点点浅红的桃杏色，那只不过是酒后泛起的红晕无来由表露在美人玉脂般的面容上罢了。

　　尾联中“绿叶与青枝”：苏轼《志林》卷十说：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究体也。”苏轼的意思是批评石曼卿的《红梅》诗，只从“无绿叶”和“有青枝”这一点上来，分辨红梅与桃，杏的区别，确实太简单、太乏味了。这是专求形似，而没有抓住红梅的神韵所在，所以苏轼讥之为“至陋”的“村学究体”。尾联是诗人对前人写梅花的误区发议论。认为认识梅花须从梅花独有的“梅格”，即喜寒凌霜的内在品格或内在精神，来品评。老诗人不懂得梅花的品格所在;怎么能够只从外表有无绿叶与青枝来分辫梅花和桃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