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杂诗之物产 其六

春归林木古兴嗟，燕语斜阳立浅沙。
休说旧时王与谢，寻常百姓亦无家。

　　春天到了，燕子归来，它一向习惯于在人家筑巢而居，不料这时却找不到筑巢的地方。它无可奈何地站立在沙滩之上，面对斜阳，呢喃自语：古人曾为春燕归于林木而嗟叹，以为这是乱世之象，如今乱世又来了。过去王、谢两家衰败了，他们堂前的燕子仍可前去筑巢，虽然他们的乌衣旧宅已变成普通百姓的家；而在现实中，别说那些世家古族都丧失了家宅，连普通的百姓也家毁宅焚，华屋、蓬户，皆归于一尽，燕子不往林中筑巢，又该去何处呢？

　　“春归林木古兴嗟，燕语斜阳立浅沙。”这两句写燕子归来而无宅可巢。上句的“春归林木”，表明燕子无处安身，只好栖息于林木，而古人为此而兴叹，他们兴叹的原因是感慨世道的衰微，连燕子都无处安身，更不要说人了。下句写无家可归的燕子的可怜，它们立于浅沙之上，面对斜阳，抒发感慨。燕子立斜阳而语，显然是对现实的不满，对现实的哀怨。这时代真是衰微啊，连筑巢之宅都找不到了。

　　“休说旧时王与谢，寻常百姓亦无家。”这两句反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意，当年刘禹锡所感叹的是，那些显赫一时的王公贵族不知何处去，他们的雕梁画栋成了废墟，代之而起的是寻常百姓，平民小屋。而如今呢？其情形比那时更加凄惨，那寻常百姓的家业并非世外桃源，在战火纷飞中，旧时王谢固然是灰飞烟灭，而寻常百姓亦遭到侵略者的灭顶之灾，他们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更不要说归来的燕子无宅可巢了。“无家”二字，点名了燕子们“春归林木”的原因，也是当时赤地千里，人民流离失所惨象的高度概括。

参考资料：

　　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

　　桐城姚鼐记。

　　东岳泰山，巍巍峨峨，犹如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以其拔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日之姿，雄距于齐鲁大地。其实，泰山险不过华山，雄不过恒山，海拔高度在五岳中仅排第三位。学者王克煜认为，它之所以被尊为五岳之首，与它的地理位置分不开。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泰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长。”此外，泰山之所以被视为五岳之尊，与它在历史上曾具有的浓重的政治、宗教色彩分不开。司马迁《史记》援引《管子·封禅篇》说，上古之时，封禅泰山的就有七十二家帝王。后来，历代帝王几乎无不封禅泰山。泰山别名“天孙”，意为天地之孙，主招魂，知人生命之长短，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钟情于泰山的重要原因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是一座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化山。泰山又是一座自然风光优美的山。它壑深谷幽，峰奇石怪，山高水长，风卷云舒，历来就吸引着许多文人墨客为它长啸短吟，为它泼墨挥毫，为它锦上添花。姚鼐也是其中的一位。

　　姚鼐写过多篇有关泰山的诗文：《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岁除日与子颖登日观观日出歌》(诗)、《泰山道里记·序》等。《登泰山记》是历代泰山游记中的佼佼者。读这篇游记，我们被作者浓厚的游兴所感染。文人登泰山，多选春秋良时，姚鼐却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路线和一个特殊的日子。“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一般人不会穿泰山西北谷抵达泰安，也不可能借机去考察齐长城。姚鼐这位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的桐城派代表，偏要“越长城之限”，实地考察古长城之貌，其精神令人由衷敬佩。作者登山这天，是除夕的前一夜，观日出时正值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年三十。冬天登山已不多见，选择岁除之日观日出则更加少见。你想，在万家团聚共度良时之日，作者于泰山之巅皑皑白雪之中翘首迎接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这是不是表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男儿自负乔岳身，胸中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

　　作者的语言十分洗练。“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寥寥三十余字，将泰山的地理位置、河流走向及南北分界，交代得一清二楚。句式整饬，朗朗上口。接下来，作者连用“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写出自己的行进路线，语句清晰如水，又起伏跌宕，宛如一条游动的长龙。作者写景的语言也是非常简练的。“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这几句写了泰山雪景、夕阳、云雾，如诗如画，令人遐想不已，但又是何等的惜墨如金。作者写日出盛景，用墨极少，却能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结合起来，再次收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这是正面描写。“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这是间接描写。文末描写也是精彩之笔。“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丰富的信息，这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缺一不可。在这篇文章中，这点体现得是很好的。单说考据，文中处处可见。“古长城”、“三谷”、“环水”、“东谷”、“石刻”、“天门”等都是作者考证的内容。也许有的读者会说，作者对自己的内心感情压抑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全篇无一句抒情语。我们不好臆测作者当时的心境，但从他写的诗句来看，能够感觉出他是有很多感慨的。但他远不像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样尽情抒发。如果不进行一番“考据”，仅从桐城派文章风格上解释这一现象，恐难讲通。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二岁。他参加纂修的《四库全书》于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记名。此年以养亲为名，告归田里，道经泰安与挚友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颖）同上泰山。泰山气势雄伟，风景壮丽，历代文人骚客多在春秋佳日，联袂登山，吟哦题咏，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篇章，姚鼐的《登泰山记》把泰山雪后初晴的瑰丽景象和日出的壮观场面真实动人地描绘出来。且记述的是冬日的游历，有别于徐志摩、李健吾、杨朔、冯骥才等诸公的文字，因而显得不落窠臼，更具特色。

　　作者从地理环境着笔，山南有汶水西流，山北济水东去，名山傍水，分外壮观。作者巧妙地利用介绍山谷而引出齐国修筑的古长城，从古长城又引出“最高日观峰”的所在位置。为下文描写登山所见，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作者胸有成竹，把山、水和长城置于广阔的天地之中。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接着，作者写自己由京师至泰安的沿途经历，交代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动身起程那天，“乘风雪”出发，气候十分恶劣，这似乎是一巧合，其实这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他悄悄地埋下一条贯穿全文的伏线，以便为描写登山的艰难、游览的豪兴而创造出有利条件。接着他记叙丁未（二十八日）那天，由南面山脚处登山，谁知那山竟高达四十五里，石阶竟有七千余级，这用数字来显示峰峦险峻的手法实在高明。作者选择的路线是循中谷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颠”。看似轻描淡写，但读至下文，“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顿有“成如容易却艰辛”之感。登上山巅，广阔的视野中，山、水、城郭尽收眼底，座座青峰身披皑皑白雪，照亮南天，鸟瞰泰安城，汶水和徂徕山，沐浴在夕照中；环绕山间的云雾，就像轻柔的腰带。作者用落日、青山、流水、白雪、城郭，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夕照图，真可谓尺幅千里，呼之欲出。

　　作者于二十八日傍晚登上山顶，第二天即除夕（当年十二月小）五更时分，与子颖至日观峰之日观亭，坐候日出。他不惜浓笔泼墨，分三个步骤：一曰日将出，“云一线异色”；二曰日正出，“须臾成五彩”；三曰日已出，“日上，正赤如丹”。日出之景，变幻莫测，形诸文字，有些棘手，他却能穷形尽相地正面描摹旭日升腾时灿烂的光彩和跳跃的欢态，而且还把长天、云彩、大海作为背景，有力地烘托出日出的壮观。寥寥数语，气势磅礴的日出就宛然在目。诗仙李白也在此看过日出，“攀崖上日观，伏槛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虽有特色，却稍有逊色。杜甫途经泰山，赋有《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绝唱。这和姚鼐的“ 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后，作者又欣然回视西峰，见雪后初晴，日光照射，颜色相杂。这一笔，似乎可削，但它却表现了日出的效果和影响，是绝不可缺少的。

　　山顶的建筑，山道中的石刻，记叙收放自然，详略有序。这都与登山活动的对象的主次、个人感受的深浅息息相关。最后综述泰山冬景的特点：石峰峻峭，青松苍劲，冰雪覆盖，众鸟飞绝。用凝练的语言把自己的游览所见归结为“三多”、“三少”、“三无”。结句照应冰雪，戛然而止，令人回味。
　　

　　桐城派古文以简洁著称。姚鼐的《登泰山记》是其代表作之一。登泰山，可记可写的东西很多，要是信马由缰，洋洋几千字亦不为多。以本文而论，登泰山路见何物，路遇何人，与子颖有何谈论，泰山有何传说，有何感慨，可挑可拣。但作者却只写了“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和“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两句，算是路途所见。他把重点放在登山路径和山顶景物上。他觉得路径复杂而艰难，为后来者着想，需详细交代。山顶奇观，乃众人向往，不可不细细描摹。名胜古迹，土石动植冰雪，自有特色，作“记”自然不可忽略。

　　历来的大家都讲究起承转合，讲究扣题，文章高手总是为突出题“目”而或收或放。作者从始至终紧扣“登”这个“目”，本文开始介绍泰山的山水形势，为“登”字作铺垫，寥寥几十字收笔。作为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是其共同特点，。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本文却发现，本文的“形散”是有限度的，无非在取材上较为自由罢了。而本文所取材料一没有离开泰山，二没有离开“登”山，故取材上的散是有限度的。在表现方法上，也以记叙为主，兼有描写，没有议论。故本文取材和表现方法上的聚和凝，是桐城派简洁的文风“言有物”的有力注脚。

　　用语准确，不事渲染，更无铺陈。以记登山经过而言，“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把从京师去泰安的路程交代得清清楚楚，并能让人悟出作者当时冒风雪，过县城，穿山越岭的艰辛。以描写山顶景色而言，七句话描绘了七个画面：

　　①“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
　　②“大风扬积雪击面”；
　　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
　　④“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
　　⑤“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
　　⑥“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
　　⑦“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可见作者用语何等准确。如写山顶的风，作者不用烘托或渲染的方法，只用“大风扬积雪击面”七个字，便可使人想见。不但写出了“风扬积雪”的视觉，而且写出了“击面”的触觉。“扬”、“击”二字把风力描绘得十分突出，使读者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日观亭以东，“自足下皆云漫”，“漫”写云雾之大。云中山“白若摴蒱”，抓住了形状的特点。“极天云”细如一线是其特点。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抓住了它瞬间的变化。而且静动有序，有张有弛。堪称“有物有序、清新简洁”的典范。

　　一开头，作者就对“花”“月”“酒”这些为一般诗人所沉湎而讴歌的事物加以否定，表明自己并非“风月派”。说花是无知的，不必为花伤情，月是无聊的，不必为之徘徊流连，酒也是无法消愁解恨的，更不必沉湎，不必讴歌。下面“把天”四句，进一步以丰富的想象表明自己并非抒写闲愁的“风月”词人。词中说，要把“风月派”赞美的艳丽茂盛的桃树砍断，杀他风景要把吟风咏月诗人讴歌的鹦哥煮熟，做下酒菜。作者为什么对“风月派”诗人讴歌的事物如此忌恨如仇。他曾在《词钞自序》中说：“少年游冶学秦柳，中年感慨学辛苏。”此篇是中年之作，正是写苏辛慷慨之词的时候。另外他在《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中谈到：“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应该“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而那些“逐光景，慕颜色”的“风月花酒”之作，“虽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不过一骚坛词客尔，何与于社稷生民之计，《三百篇》之旨哉”由此可见，他对诗词“只吟风月”是否定的，这里表现了他以诗词用世的积极态度。“焚砚”三句，是世事不容，“老不得志”而发出的激愤之词。作者年幼读书，“自竖立，不苟同俗”，虽有出众才华，结果过了“而立之年，仍无“而立”之举，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秀才而已。这怎不使作者愤愤不平。“焚砚”三句，写决心要一反常规，不再读书、写字、弹琴、作画、写文章。“焚”“烧”“椎”“裂”“毁”“抹”等几个动词，既生动又形象地勾出作者激愤决绝的神态。“荥阳”三句，是引《李娃传》中的常蝇刺史之子郑生奉父命赴长安应试，爱上妓女李娃，弃试，流连花巷，钱尽被逐街头行乞的故事，借以自喻，表示对封建礼法的蔑视。

　　下片继续写自己贫困潦倒，抒发对黑暗社会的愤懑之情。开头两旬写自已从来就是穷命相，这是难以更改的，任人笑他头戴教席帽，身穿秀才衣的瘦骨伶仃模样。“看蓬门秋草”的“看”提领以下四句，写家门贫困，冷落孤单。“蓬门”指家门贫寒，“秋草”写门前冷落。作者曾有诗写道：“座有清风，门无车马。”在《七歌》一诗中写此时生活是“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是“几年落拓向江海，谋事十事九事殆”，是“寒无絮络饥无糜”，“空床破帐寒秋水”，其贫困之状可见。词中的“疏窗细雨，夜夜孤灯”，进一步描写自己的冷落孤寂——细雨敲打着稀疏的窗棂，夜夜是孤灯伴着自己，“自刻苦，自激愤”地读书。作者曾在《自叙》中说：“板桥最穷最苦，貌又寝陋，故长不合于时，不见重于时，又为忌者所阻，不得入试。”这就是他入仕之前的生活。他说自己的性格“放荡不羁，漫骂无择”，经常“敖言高谈，臧否人物”，如此更被世人视为“狂”、“怪”。更重要的，板桥是生活在清朝前期的汉族文人，其时国内民族矛盾仍很尖锐，文字狱屡见不鲜，他目睹者竟达十二次之多。板桥好友杭世骏就是因条陈“泯满汉之见”，而被罢官，板桥的同窗陆骖因文字狱而被戮尸；板桥自己也被迫将已刻好的诗钞址十儿首明显地流露反满情绪的诗从板子上铲去。这炎凉的世情，这深重的压迫，使他情不自禁地呼出：“难道天公，还箝恨风不许长吁一两声？’’这是以反诘句式将郁结在心中的不平投向那不平的社会。此是全词的点题之笔。表面上是质问天帝，实则指责人间，抨击清统治者，“恨”字极写对黑暗社会的愤怒之情。这不仅是板桥个人的恨，同时也表达了当时有正义感的人的心声。

　　“颠狂甚”是借用世人语。因作者不肯从俗，因而常遭白镢，并斥为“狂”、“怪”。这里借而用之，表示自己决不妥协的精神。结句说：我要取百幅乌丝格纸来细写自己凄清情怀。“凄清”一词，表明自己写的绝非“风月”之作，而是抨击社会，抒写个人怀抱的词章。

　　这首词表现了对黑暗社会的不满与反抗。想象奇特，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运用反语激词来抒写自己情感，更加强烈、感人，通过具体的富有特征的景物来渲染清苦的生活，生动形象，词语通俗，用典活脱。这首词当时即已为人传诵，板桥在《刘柳鄙册子》中说：“南通州李瞻云，曾于成都摩诃池上听人诵予《恨》字词，至‘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皆有赍咨涕演之意。后询其人，盖已家弦户诵有年。”

参考资料：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者，日四三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者尚稀，往岁多至日数十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者虽戚属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极有窗以达气。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键，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狱中成法，质明启钥，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此所以染者众也。又可怪者，大盗积贼，杀人重囚，气杰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随有瘳，其骈死，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迩年狱讼，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皆归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其次‘求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惟极贫无依，则械系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至死。”余伏见圣上好生之德，同于往圣。每质狱词，必于死中求其生，而无辜者乃至此。傥仁人君子为上昌言：除死刑及发塞外重犯，其轻系及牵连未结正者，别置一所以羁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数计哉？或曰：“狱旧有室五，名曰现监，讼而未结正者居之。傥举旧典，可小补也。杜君曰：“上推恩，凡职官居板屋。今贫者转系老监，而大盗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细诘哉！不若别置一所，为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系朱翁、余生及在狱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应重罚。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左右邻械系入老监，号呼达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

　　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入索财物，名曰“斯罗”。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绞缢，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然后得死。”唯大辟无可要，然犹质其首。用此，富者赂数十百金，贫亦罄衣装；绝无有者，则治之如所言。主缚者亦然，不如所欲，缚时即先折筋骨。每岁大决，勾者十四三，留者十六七，皆缚至西市待命。其伤于缚者，即幸留，病数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尝就老胥而问焉：“彼于刑者、缚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无有，终亦稍宽之，非仁术乎？”曰：“是立法以警其余，且惩后也；不如此，则人有幸心。”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一人予三十金，骨微伤，病间月；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无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为差？”曰：“无差，谁为多与者？”孟子曰：“术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伪章，文书下行直省，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辨也。其上闻及移关诸部，犹未敢然。功令：大盗未杀人及他犯同谋多人者，止主谋一二人立决；余经秋审皆减等发配。狱词上，中有立决者，行刑人先俟于门外。命下，遂缚以出，不羁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仓，法应立决，狱具矣，胥某谓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术，曰：“是无难，别具本章，狱词无易，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谳者，倘复请之，吾辈无生理矣。”胥某笑曰：“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则吾辈终无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决。主者口呿舌挢，终不敢诘。余在狱，犹见某姓，狱中人群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卒，众皆以为冥谪云。

　　凡杀人，狱词无谋、故者，经秋审入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杀人，复以矜疑减等，随遇赦。将出，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详述之，意色扬扬，若自矜诩。噫！渫恶吏忍于鬻狱，无责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颇有奇羡。山阴李姓以杀人系狱，每岁致数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数月，漠然无所事。其乡人有杀人者，因代承之。盖以律非故杀，必久系，终无死法也。五十一年，复援赦减等谪戍，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故例：谪戍者移顺天府羁候。时方冬停遣，李具状求在狱候春发遣，至再三，不得所请，怅然而出。

　　“杂记”，是古代散文中一种杂文体，因事立义，记述见闻。该文是“杂记”名篇，材料繁富，错综复杂，人物众多，作者善于选择典型事例重点描写，“杂”而有序，散中见整，中心突出。如用方苞提出的古文“义法”来衡量，繁富的材料就是“义”，即“言之有物”；井然有序的记叙就是“法”，即“言之有序”。文章记狱中事实，在触目惊心的叙述中，间作冷峻深沉的议论。

　　全文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段，自开头至“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写刑部狱中瘟疫流行情景，揭露造成瘟疫的根源；第二段，自“余日”至“于是乎书”，写刑部狱中系囚之多的原因，揭露刑部狱官吏诈取钱财的罪恶；第三段，自“凡死刑狱上”至“信夫”，写行刑者、主缚者、主梏扑者心狠手辣，揭穿刑部狱敲诈勒索的黑幕；第四段，自“部中老胥”至“人皆以为冥谪云”，写胥吏放纵主犯，残害无辜，主谳者不敢追究，揭露清代司法机构的黑暗与腐败；第五段，自“凡杀人”至结尾，写胥吏狱卒与罪犯奸徒勾结舞弊，揭露刑部狱成了杀人犯寻欢作乐牟取钱财的场所。

　　文中主要揭露了以下事实：

　　一、狱吏与狱卒的工资收入微薄。

　　狱吏每年只有工食银六两，按当时一般平民生活标准只够四口之家一个月所用。这还是在册的狱吏，而不在册的就更低了，他们虽然收入这么低，但大多还通过各种关系，打通种种关节要来县衙当差（狱吏一般是违法进来的，没有通过科举考试，无法保证文化素质）。他们主要是靠山吃山。

　　二、狱中瘟疫流行，死者相枕藉。

　　到了夜间，死了的和活着的人脚碰头而躺着，无法转动，这样一来，瘟疫越传染越多。犯案多次的大盗贼、杀人重囚，生命力旺盛，而且因有心理准备，心态平稳，很难被传染。那些接踵并肩而死亡的，“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都是因轻罪被囚的以及被牵连、被捉来当证人的那些没有犯法的人。被牵连、被捉来当证人的的人是冤屈的，又加之担心家里的亲人，精神已经崩溃，免疫力快速下降，发生瘟疫，最容易被传染。

　　三、无所不用其极的敲诈勒索与贪赃枉法。

　　为了增加敲诈钱财对象，狱吏们就想方设法株连，把与案件稍有牵连、沾点边的人统统抓进来，“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他们把这些清白无辜的人折磨得“呼号达旦”无法忍受，接着诱劝倾家荡产交纳大笔保证金，一交来他们就私分，接着对贫穷无钱取保的人加倍折磨，以此警告不愿掏钱的人。结果是“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致死”。罪魁祸首只要有钱取保，反而逍遥狱外，而众多涉案者和证人却被活活折磨死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犯人同是被捆绑，如果没钱贿赂，他们就在捆绑时把筋骨折断，甚至造成终身残废。同是遭受板子、夹棍刑讯，但因贿赂钱数差别大，造成伤害的后果差别就也非常大：“一人予三十金，骨微伤，病间月；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因此，文中表现了老百姓“屈死不告状”的心态。

　　四、对死刑犯进行偷梁换柱。

　　最让作者震惊的是，只要肯掏大价钱，狱吏们连死刑犯也能偷梁换柱。有狱吏对判死罪的贪官说：“给我千金，我让你活！”贪官问：“你用什么办法让我活？狱吏说：这事不难！在判决书封奏之前，我把同案犯中没有亲戚家人的单身汉的名字和你换换位置！”贪官问：“你就不怕事后上级发现？”狱吏说：“发现了肯定要处死我，但也要罢主管领导的官，他们舍不得头上的乌纱帽，只能打掉牙齿肚里吞，暗暗叫苦而不敢声张，我的性命自然就也保住了。”狱吏与狱卒们胡作非为，他们暴虐成性的嚣张气焰，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

　　方苞通过自己在刑部狱中的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把狱吏与狱卒的残酷无情、暴虐成性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揭露了天子脚下的刑部狱的种种黑幕，百姓的横遭逮捕、冤死狱中，以及狱吏的敲诈勒索、受贿枉法、草菅人命等事实，反映了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的司法机构的腐败与恐怖。

　　江北之山，蜿蜒磅礴，连亘数州，其奇伟秀丽绝亘之区，皆在吾县。县治枕山而起，其外林壑幽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出郭循山之麓，而西北之间，群山逶逦，溪水潆洄，其中有径焉，樵者之所往来。数折而入，行二三里，水之隈，山之奥，岩石之间，茂树之下，有屋数楹，是为潘氏之墅。余褰裳而入，清池湫其前，高台峙其左，古木环其宅。于是升高而望，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问，响起水上。噫!此羁穷之人，遁世远举之土，所以优游而自乐者也，而吾师木崖先生居之。

　　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士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群然求出于是，而未必有适于天下之用。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上之人患之，于是博搜遍采，以及山林布衣之士，而士又有他途，捷得者往往至大官。先生名满天下三十年，亦尝与诸生屡试于有司。有司者，好恶与人殊，往往几得而复失。一旦弃去，专精覃思，尽究百家之书，为文章诗歌以传于世，世莫不知有先生。间者求贤之令屡下，士之得者多矣，而先生犹然山泽之癯，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此岂徒然也哉？

　　小子怀遁世之思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过先生之墅而有慕焉，乃为记之。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亘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