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月

　　这首小词可谓字字哀婉，句句凄切，爱国情思通贯全篇。汴京原是宋朝故都，特别是上源驿原是宋太祖赵匡胤举行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奠定宋朝基业的发祥地。可是经过“靖康之变”，这儿竟成了金人的天下。如今韩元吉来到这宋朝的故都，宋朝的发祥之地，江山依旧，人物全非，怎能不凄然饮泣？

　　词的上片运用了一个情境与它相似的历史事件，抒写此时此际的痛苦。据《明皇杂录》记载，天宝末年，安禄山叛军攻陷东都洛阳，大会凝碧池，令梨园子弟演奏乐曲，他们皆欷?#91;泣下，乐工雷海青则掷乐器于地，西向大恸。诗人王维在被囚禁中听到这一消息，暗地里写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宫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诗中描写了战后深宫的荒凉景象，表达了自己的哀苦心境。韩元吉此词，在措词与构思上，无疑是受到这首诗的影响。但它所写的矛盾更加尖锐，感情更加沉痛。

　　因为作者是直接置身于矛盾冲突之中，对心灵的震动更甚。“凝碧池”虽是以古喻今，属于虚指，而着一“旧”字，则有深沉的含义。偏偏就在这宋朝旧时“虏使迎饯之所”，听到宋朝旧时的教坊音乐，“汉使作客胡作主”，整个历史来了一个颠倒。这对于一个忠于宋朝的使者来说，该是多么强烈的刺激！上源驿的一草一木，教坊乐中的一字一腔，无不震撼着他的心灵，于是词人不禁发出一声感叹：“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这是一个从声音到外貌的转化，其中蕴含着复杂的心理矛盾，包藏着无比深沉的隐痛。因为这音乐能触发人的悲愁，而悲愁又易催人衰老，所以说“总不堪华发”。词人以形象精炼的言语，道出了自己在特定环境下复杂心理活动，手法是极其高明的。

　　词的下片，构思尤为巧妙。开头两句，既点时间，亦写环境，并用杏花以自拟“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以虚带实，兴寄遥深，其中隐有深刻的含义。所谓写实，是指杏花在二月间开花，而汴京赐宴恰在其时。金人的万春节在其中都燕山（今北京市）举行庆典，韩元吉此行的目的地为燕山；其到汴京时间，当如前引陆游诗所云在二月中间。杏花无法避开料峭的寒风，终于在战后荒凉的土地上开放了；词人也象杏花一样，虽欲避开敌对的金人，但因身负使命，不得不参与宴会，不得不聆听令人兴感生悲的教坊音乐。词人以杏花自喻，形象美丽而高洁；以野烟象征战后荒凉景象，亦极富于意境。而“无处避春愁”五字，则是“词眼”所在。有此五字，则使杏花人格化，使杏花与词人产生形象上的联系。此之谓美学上的移情。“野烟”二字，虽从王维诗中来：“杏花”的意念，也可能受到王维诗中的“秋槐”句的启迪，但词人把它紧密地联系实境，加以发展与熔铸，已浑然一体，构成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品。

　　结尾二句仍以拟人化的手法，抒发心中的悲哀。北宋汴京御沟里水，本是长年流淌的。可是经过战争的破坏，早已阻塞干涸了。再也听不到潺潺流淌的声音。这在寻常人看来可能没什么感觉，可是对韩元吉这位宋朝的使臣来说，却引起他无穷的感怆，他胸中怀有黍离之悲，故国之思，想要发泄出来，却碍于当时的处境。满腔泪水，让它咽入腹中。但这种感情又不得不抒发，于是赋予御沟流水以人的灵性，说它之所以不流，乃是由于理解到词人内心蕴有无限痛苦，怕听到呜咽的水声会引起抽泣。这样的描写是非常准确而又深刻的。人们读到这里，不禁在感情上也会引起共鸣。

　　这首诗的题目为“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所以除了写人还要写月、写花、写酒，既把四者揉为一体，又穿插写来，于完美统一中见错落之致。

　　诗的开头两句“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开门见山，托出花与月。首句写花，花落春归，点明了时令。次句写月，月色入户，交代了具体时间和地点。两句大意是说，在一个暮春之夜，随风飘落的杏花，飞落在竹帘之上，它的飘落，似乎把春天的景色都给驱散了。而此时，寂寞的月，透过花间，照进庭院，来寻觅幽闲雅静之人。“寻幽人”的“寻”字很有意趣。李白有诗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人是主，明月是客，说明诗人意兴极浓，情不自禁地邀月对饮。而在此诗中，明月是主，诗人是客，明月那么多情，入户来寻幽人。那么，被邀之人就不能不为月的盛情所感，从而高兴地与月赏花对饮。

　　接下来“褰衣步月踏花影，炯虹流水涵青苹”二句，是说诗人应明月之邀，揽衣举足，沿阶而下，踱步月光花影之中，欣赏这空明涵漾、似水涵青苹的神秘月色。这两句空灵婉媚，妙趣横生。诗的上下两句都是先写月光，后写月影。“步月”是月光，“踏花”是月影；“炯如流水”是月光，“涵青苹”是月影。“炯如流水”，是说月光清澈如水，“炯”字写月光的明亮，如杜甫《法镜寺》：“朱甍半光炯，户牖粲可数。”“涵青苹”是对月影的形象描绘，似水的月光穿过杏花之后，便投下斑斑光影，宛如流水中荡漾着青苹一般。流动的月光与摇曳的青苹，使沉静的夜色有了动感，知月惜花的诗人，沐浴在花与月的清流之中，正好可以一洗尘虑，一涤心胸。这两句诗勾画了一个清虚、明静、空灵而缥缈的超凡境界。

　　“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两句写花与酒。杜甫《遣兴》诗中有“狂风挽断最长条”之句，白居易《晚春》诗中则说：“百花落如雪。”“花间置酒”两句化用了杜甫、白居易诗意，写出了赏花与饮酒的强烈兴致。美酒置于花间，酒香更显浓郁；香花，趁着酒兴观赏，则赏花兴致也就更高。花与酒互相映发。诗人此时的情怀，与李白《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的意趣迥然不同，不是寂寞孤独，而是兴致勃勃。

　　“山城”以下四句，前两句写借月待客，突出“爱月”之心。山城偏僻，难得好酒，可是借月待客，则补酒薄之不足。“劝君且吸杯中月”一句，是从白居易《寓龙潭寺》诗“云随飞燕月随杯”中化出，表明诗人对月之爱远远超出了对酒之爱。后两句情绪渐转低沉，见诗人“惜月”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月光的流转，悠扬的箫声渐渐停息，月下花间的几案之上，杯盘已空，诗人忧从中来。此时诗人最忧虑的不是别的，而是月落。这里含着十分复杂的情感，被排挤出朝廷的诗人，虽然此时处境略有好转，但去国之情总会带来凄清之感，在此山城，唯有明月与诗人长相陪伴。月落西山，诗人情无以堪。

　　诗的最后两句转写花，不过不是月下之花，而是想象中凋零之花。月落杯空，夜将尽矣，于是对月的哀愁转为对花的怜惜。月下之花如此动人，第二天一阵恶风刮起，便会落英遍地，而满树杏花也就只剩下点点残红。诗中寄寓了人生命运的感慨。

　　这首诗韵味淳厚，声调流美，在表现手法上很有特色。首先是物与人的映衬，情与景的融入。人因物而情迁，物因人而生色。首句“杏花飞帘散余春”，是一派晚春景色，天上有明媚之月，花下有幽居之人，绮丽之中略带凄清之感。接着“明月入户寻幽人”一句，达到了物我相忘的境界。诗人因情设景，因景生情，情景交融，出神入化。

　　构思的错落有致，变化自如，使全待情致显得更浓。开篇两句既写花又写月。三、四句重点写月，其中也有写花之笔。五、六句写花、写酒，但重在写花。七、八句写爱月之深。九、十句写惜月之情。最后两句是虚笔，借花的凋零写惜春之情，并寄有身世之感，寓意更深一层。通观全篇，诗人紧扣诗题，不断变换笔墨，围绕花、月、酒三者，妙趣横生。

　　诗人笔下的月，不仅是含情脉脉，而且带着一股仙气与诗清。这种仙气与诗情，是诗人超脱飘逸风格的体现，也是诗人热爱自然的心情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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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词表现的是作者的家国之思。以“十年”开头，突出地显示出时间的悠长。词人将这悠长的时间背景与一双泪巴巴的愁眼迭印到一块，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动人心魂的复合意象。古人有“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的名言，在这里，词人正是将他无限的愁怨与忧伤借这“阿睹”传达出来。使词作劈空而起，先声夺人，紧紧扣住了读者的心弦。

　　“今日思家”二句，解释十年愁眼不开的原因。“今日思家，明日思家”，则是十年来天天思家，却天天没有回去的希望。词人被这旷日累年、遥遥无期的乡思所折磨，愁苦之极，彻夜无眠，抬头所见，唯有“一日燕月”而已。常言道“月是故乡明”，词人特别点明是“燕月”，意在强调自己身在异乡异国的事实。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由月而念及故乡；苏轼的“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由月的运行而写出人的不眠。这首词写月，实兼以上二家之长，而一个“燕”字对渲染身居异乡敌国的凄伤情怀尤其有力。

　　一日明晃晃的燕月已使词人愁上加愁。楼上、塞上却又传来阵阵胡笳声，真是“那堪更听边城角。边城角，又添烦恼，又添萧索”（《忆秦娥·风声恶》）。月是“燕”月，笳是“胡”笳，不眠之夜的所见所闻，都莫不勾起词人国破家亡、离乡别土的痛苦，将他的愁怨之情推向极限。

　　上片前三句，从总体背景落笔，写十年间悠长的愁思；后三句从细节入手，写不眠之夜的痛苦。前者有如电影中的推镜头，展现的是时间流逝中的乡思之情；后者又象一个特写镜头，展现的是时间片断上的乡思之情。二者同古文中的互文手法一样，说明词人十年来夜夜不眠，时时对月，时时听胡笳。而燕月亏了又盈，胡笳天天如故，家国之思的痛苦却一天天在增加，如重山累迭，无穷无数，无尽无期。

　　下片从“思家”转为怀人，先回忆离家时的情景。“流霞”泛指美酒。“玉人”不详确指，《忆秦娥》词中也有“玉人何处教吹箫，十年不见心如焦”句，当是实有其人。

　　当初离别之时，“玉人”杯酒相劝，因为词人此去实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但遭此国难，他自知美酒的麻醉不足以解除心头的哀伤，所以只是与她默默相对，借着不成曲调的琵琶来抒发不堪言说的断肠意。“一从别后”便只有愁眼对月，枉自思念，正如《望江南》词中所说的“客心愁破正思家，南北各天涯”。归期未卜，相见无日，词人愁断肝肠。

　　思念之极，终于想到寄上一枝梅花，以慰其孤凄之心，以表自己的思念之苦。然而一转念，却又是“莫寄梅花”，一则故国早已物是人非，梅花寄往何处，自己茫然不知；再则“彩笺难寄，水远山遥”（《忆秦娥·马萧萧》），纵然知道寄往何处，又如何能寄去，何况即使寄到了，也只能为她增添愁闷和担忧，有何益处。这两句词，以平浅的语言将词人那种极其矛盾的心理刻画得非常细腻，实是心理描写的妙笔。

　　全词抒写的虽是思家之情、怀人之意，却无不染上国破家亡的痛苦色彩。从那一双“愁眼”中，从那“弦弦掩抑”的“琶琵”声里，是不难体会到的。也正因为这样，词人的乡思就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更能打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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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城南有蜀王旧苑，尤多梅，皆二百余年古木。

斜阳废苑朱门闭，吊兴亡、遗恨泪痕里。淡淡宫梅，也依然、点酥剪水。凝愁处，似忆宣华旧事。
行人别有凄凉意，折幽香、谁与寄千里。伫立江皋，杳难逢、陇头归骑。音尘远，楚天危楼独倚。

　　上半阕因面对五代时蜀旧故宫而生兴亡之叹，起句之“斜阳废苑”顿时传达出一种繁华褪尽后的凄凉，面对这样的环境，感慨兴亡往往是人最直接的反应。而见证这废苑过往之繁华的梅花，如今依然淡淡开放，风姿如常。一句依然，道出自然恒常与人事无常这一令人无限感慨的现实。然而这一直开放的梅花并非无情，她虽一如既往淡淡开放于这蜀宫废苑，却依依愁悴，似在悲叹蜀宫那逝去的繁华。如果说上半阕面对蜀宫而生的兴亡之感犹是一般意义上的感叹，那么下半阕则是因现实而生发的更为沉重无奈的悲慨。

　　下半阕主要是由梅联想而及南朝陆凯《寄范晔》一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又因此诗中的“陇头”而联想到现实中已被金人占领的北方，“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本因其风雅而流传千古，后人用此典故也多用于怀人念远，但陆游这里用这首诗，却是为了与现实形成对比，表达的是面对中原沦陷的沉痛之情。行人之“别有凄凉意”者，别于上阕中的梅花为五代蜀国的灭亡而感慨，亦别于陆凯的知己分离。当年陆凯在江南折梅而逢驿使，可以就此寄给身在北方陇头的范晔，而如今自己如陆凯一样手捧散发着幽香的梅花，却没有人能够替我带到千里之外的北方，因那里如今已为金人所占。空间上的距离，即便是千里之外，仍是可以克服的，而如今词人面对的是九州陆沉这一更加残酷的现实，纵使他久久地“伫立汀皋”，又怎会有归骑来自那已沦为敌国领土的“陇头”所以，词人只能登上高楼，独自倚望，独自生愁。

　　上阕写从旧苑梅花而引起怀古之情，下阕因梅而忆人，全词凄恻哀婉，幽雅含蓄，充满了对意中人的怀念与爱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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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木兰花慢》以描绘清明的节日风光，侧面地再现了宋真宗、仁宗年间社会升平时期的繁胜场面。清明时节风和日暖，百花盛开，芳草芊绵，人们习惯到郊野去扫墓、踏青。这首词就以北宋江南清明郊游为再现对象，生动地描绘了旖旎春色和当时盛况，是一首典型的“承平气象，形容曲致”之作。

　　起首六句二十四字，兼写清明乍雨、群花烂漫，点出春日郊游的特定风物。起笔便异常简洁地点明了时令。紫桐即油桐树，三月初应信风而开紫白色花朵，因先花后叶，故繁茂满枝，最能标志郊野清明的到来。一个“拆”字，写尽桐花烂漫的风致。“先清明”，经过夜来或将晓的一阵疏雨，郊野显得特地晴明清新，点出“清明之明”。作者选择了“艳杏”和“缃桃”等富于艳丽色彩的景物，使用了“烧”和“绣”具有雕饰工巧的动词，以突出春意最浓时景色的鲜妍如画。这首词的重点不于对动人春色的工笔描绘，所以自“倾城”句始，词进入游春活动的描述。作者善于从宏观来把握整体的游春场面，又能捕捉到一些典型的具象。“倾城，尽寻胜去”是对春游盛况作总的勾勒。人们带着早已准备好的熟食品，男骑宝马，女坐香车，到郊外去领略大自然的景色，充分享受春天的观乐。“雕鞍”代指马，“绀幰”即天青色的车幔，代指车。结两句，以万家之管弦新声大大地渲染了节日的气氛，词情向欢乐的高潮发展。词的上片，诗人用浓墨重彩绘制出一幅生气盎然的清明踏青游乐图。

　　词的下片着重表现江南女子郊游的欢乐。柳永这位风流才子将注意力集中于艳冶妖娆、珠翠满头的市井妓女身上。这富于浪漫情调的春天郊野，她们的欢快与放浪，作者看来，为节日增添了浓郁的趣味和色彩，而事实上也如此。“盈盈”以女性的轻盈体态指代妇女，这里兼指众多的妇女。她们占芳寻胜，玩着传统的斗草游戏。踏青中最活跃的还是那些歌妓舞女们。她们艳冶出众，尽情地享受着春的欢乐和春的赐与。作者以“向路旁往往，遗簪堕珥，珠翠纵横”，衬出当日游人之众，排场之盛，同时也暗示这些游乐人群的主体是豪贵之家。这是全词欢乐情景的高潮。而作者对春之美好和生之欢乐的体验也抒发到了极致。继而词笔变化，作者继以肯定的语气，设想欢乐的人们，佳丽之地饮尽樽里的美酒，陶然大醉，有如玉山之倾倒。“罍”为古代酒器，即大酒樽。词的结尾“拚却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醒。”一句意思是，这些欢乐的人定是拚着明日醉卧画堂，今朝则非尽醉不休。不能把这一句简单用“醉生梦死”去界定，实际上，柳永这里呕歌的是古代女子这难得的自由机会和场合中所迸发的生命的快乐。
　
　　这首《木兰花慢》充分体现了柳词善予铺叙的表现特征。诗人依赖调式变化、句式参差，造成了一种急促的节奏和繁密的语势；同时又通过特色景物的点染，大量细节的描写和场面的铺陈，将描写对象加以铺张渲染，为全词带来一种繁复之美。这是两宋时期广为传唱的“欢乐颂”和“春之歌”，体现了柳永创作风格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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