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雎说秦王

　　范雎至秦，王庭迎，谓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义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窃闵然不敏。”敬执宾主之礼，范雎辞让。

　　是日见范雎，见者无不变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请，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

　　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

　　范雎谢曰：“非敢然也。臣闻始时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于渭阳之滨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说而立为太师，载与俱归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于吕尚，卒擅天下而身立为帝王。即使文王疏吕望而弗与深言，是周无天子之德，而文、武无与成其王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臣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以陈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问而不对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为臣患，亡不足以为臣忧，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不足以为臣耻。五帝之圣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伯之贤而死，乌获之力而死，奔、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处必然之势，可以少有补于秦，此臣之所大愿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而昼伏，至于蔆水，无以饵其口，坐行蒲伏，乞食于吴市，卒兴吴国，阖庐为霸。使臣得进谋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终身不复见，是臣说之行也，臣何忧乎？箕子、接舆，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无益于殷、楚。使臣得同行于箕子、接舆，漆身可以补所贤之主，是臣之大荣也，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尽忠而身蹶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保傅之手，终身闇惑，无与照奸，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

　　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僻远，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庙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无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

　　范雎初见秦王，既不像初出茅庐时的苏秦那样锋芒毕露，也不像已为秦相时的张仪那样咄咄逼人，而是谨言慎行，唯唯再三，欲言又止。这是为什么?

　　说客游说人主实非易事，弄不好会有生命之虞。范雎以一籍布衣的身份游说秦昭王，正如他所说“交疏言深”，这时，他对秦王的心理状况与性格特征还不十分清楚，秦王喜欢听什么，想要干什么，他还没有准确的把握。因此，他必须先加试探，察言观色。他要贡献于秦王的谋略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废逐把持朝政的以宣太后、穰侯为首的“四贵”。而秦王与他们有骨肉之亲，并且是在他们的拥立下才得以即位的。范雎明白，若稍有不慎，就会“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所言甚深而交情甚浅，范雎能不顾虑吗?所以他吞吞吐吐，疑虑重重，回环往复，拖拖沓沓，而同时却又引古论今，援他况己，旁敲侧击，铺张扬厉。一方面对秦王反复进行试探，看他是否真心信任自己，是否能听从建议摆脱骨肉之亲的羁绊而自强自力；另一方面又反复申述自己对秦昭王的无限忠诚。在“何患乎”“何忧乎”、“何耻乎”的层层叙述中，对秦昭王展示自己的忠心，甚至表示“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好像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这段说辞，淋漓酣畅，委婉周密，恳切动听。终于瞅准时机，于云山雾罩之中微露真意：“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保傅之手，终身暗惑，无与照奸。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这段话说白了就是：你的处境危如累卵，有了我你才会安然无恙。表面上是强调秦王与秦国的危险，实际上是为自己能得到重用作铺垫。这就是谨慎精明、老练的范雎，一个不同于一般纵横家的辩士。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翟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笃，奉以忠信，奕世戴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

　　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夫犬戎树惇，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在辅佐周穆王的过程中，祭国的祭公谋父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某年，周穆王要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祭公谋父劝说周穆王：圣明的君王是光大自己的德政，而不炫耀自己的武力，用武力征服别人，早晚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周穆王不听劝告，率兵攻打犬戎，尽管战争最后取胜，但周边的少数民族再也不称臣纳贡。

　　“以德治国”是符合周先人的传统的。《史记·周本纪》记述：

　　“古公亶父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这段故事是说：古公亶父是周王朝的奠基人，被称为周朝的“太王”，是历史上的著名贤王。

　　古公亶父原是一个小国豳国的国君。当时，西北边地的戎狄进攻豳国，“欲得财物”。给了财物以后，他们还不满足，又要再来进攻，欲得地与民。豳国百姓被激怒了，纷纷主张打仗。这时，古公说：“老百姓拥立君主，是希望君主保护老百姓的福利。现在戎狄想来攻打我们的目地，是因为我有了土地和老百姓。老百姓在我这里和在他那里，只要生活的好，那有什么关系呢？现在老百姓们为了我个人的原因去打仗，用杀死别人的父子的手段去达到我当君主的目地，这样的事，我不忍心去做!”（原文：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我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因此，古公亶父只带了近亲私属一群人，学他的祖先不窋一样，离开豳国，迁徙到梁山西南的岐山之下定居。

　　古公亶父的这个举动被老百姓知道了，不仅原来豳地民众扶老携幼，离开戎狄而追到岐山来，照旧跟着他。而且附近的邻国，也久仰古公的仁义贤名，都来归附于他。

　　所以，老子依据古公亶父的事迹写成了第三章的“使民不争”。象古公亶父那样，他为了民众远离战争, 不争而退让到可以不要国家豳，不战而退从豳到了周原。他最终赢得了民众的心，他最终不争而成不战而胜！

　　显然，周穆王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是周失德的开始。左丘明的《国语》从西周穆王写起，大概是因为周穆王是西周失德的第一个君王罢！

　　附加说明：京城五百里以内为邦内；离京城五百到一千里的国为邦外；一千里到三千五百里的国为侯、卫；三千五百里到四千里的国为蛮、夷；四千里以外的国为戎、翟。甸服：为王朝服役，供应周王朝每天的宗庙祭祀；侯服：每年必须朝见周王朝，供应每月的祭祀；宾服：必须纳贡供应每季的祭祀，二到五年朝见一次；要（yāo）服：必须供应每年的祭祀，每六年朝见；荒服：每任国王必须朝见一次，表示臣服即可。

　　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象桃花一样鲜艳，象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象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为夫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象小桃树那样年轻，象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吟诵《桃夭》，不喝也醉了。

　　清姚际恒评论此诗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自古，漂亮的女子总是受到超常的宠爱，文学更是不吝字墨，推波助澜。无论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是“玉腕枕香腮，桃花藕上开。”，读起来，总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意浓神近，耐人玩味。

　　默默的读几遍，然后展开想象的画卷，你会看到千年前，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千年的风从那片“灼灼”的桃林中穿过，摇曳着艳丽的桃花，婀娜着多姿的桃枝，似乎有醉人的馨香随风破卷，扑面而来。但你分不清这是什么香，因为你仔细去看，在桃花丛中，隐约着一个款款移动的女子，少女的清香与花香混揉在一起，这是快乐的味道。

　　画中的女子两颊飞红，面带娇羞，目光躲闪，却又忍不住兴奋的顾盼，在夭夭桃实、灼灼花枝的衬托下，人若桃花，两相辉映，怡人的快乐迅即涌上心头，你甚至可以听到女子的心声：“今天我要嫁给你啦，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之子与归，是说这个美丽的新娘就要出嫁了。归，妇人谓嫁曰归。在夸了即将出嫁的新娘的美貌之后，诗意开始延伸，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婚后的生活，那是怎样的呢？诗里唱到“宜其室家”、“ 宜其家室”、“ 宜其家人”。

　　宜，和顺美满的意思，室谓夫妻所居，家为一门之内。如果说对新娘容比桃花是毫不掩饰的赞美的话，这里就是含蓄的将女子的“善”，掩藏在宜家宜室宜人中了。试想，新人过门后，若能让一大家子都和睦幸福，仅有美丽的脸蛋是不够的，必得有颗善良的心，才能让公婆姑嫂叔伯接受，才能被夫家的人所接纳，日子才能和顺美满，其乐融融。

　　从桃花到桃实，再到桃叶，三次变换比兴，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兴旺的景象。古人通过桃花似的外“美”，巧妙地和“宜”的内“善”结合起来，表达着人们对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生活的美好向往。“诗三百”开篇，写尽了爱情与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期盼，也是统治者的希望，所谓“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说白了，就是建立在“宜家”、“ 宜室”、“ 宜人”上的“宜国”。

　　不管怎样，“桃夭”是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喜庆与祝福，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祝愿着如桃花般的女子，“之子于归”，能够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宜其室家”。

　　《沧浪歌》是一首清新而悠扬的短歌，歌者名渔夫，一位没名字考证的隐者。在《楚词·渔夫》可以里看到作为乱世智者的打鱼人和屈原的那次对白。渔夫对屈原的劝导蕴含者一位哲人和一位诗人的深层的理解及同情，这是基于心灵默契之上的对立和转向，渔人的宛尔而笑意味情长，击桨远去那沧浪之歌依然余音袅袅。后人将其谱成古琴曲，名为《沧浪歌》。并引用了其里面的内容。

　　屈原认为“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而沧浪歌却说：“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是“莲出污泥而不染”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说白者自白是不会被玷污的，（屈原）你没必要以死来表示自己的清白高洁，（既然你无力改变“举世皆浊”的世态）你应该豁然地面对这种世态。

　　沧浪歌早在春秋时期已经传唱，孔子孟子都提到它了。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在楚地流传久远的《孺子歌》不是屈原首创，也不是“渔父”首创。屈原沧浪遇渔父 古时，汉江有一支流流经沔阳，名曰沧浪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流放之时，游经沧浪水，在张沟处遇渔父问渡，颇为伤感，渔父唱了一首《沧浪歌》启发屈原如何面对现实，传为历史佳话。

　　沧浪歌具有深刻的人生哲理，目前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有两部长篇小说传承了沧浪歌的哲学理蕴，一部是竺葛卓灵的网络长篇小说《沧浪歌》，一部是作家阎真的官场小说《沧浪之水》，是沧浪歌在当代生活中的新唱。

　　《被衣为啮缺歌》选自《庄子·知北游》，题目为后人所加。

　　被衣自非等闲之辈，面对啮缺的问道，他着实谆谆告诫了一番：“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合。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庄子·知北游》）既要啮缺端正形体，集中视线，又要他收敛思想，统一姿态，让自然的和气与天界的神明降临。那时，德将造就他的内美，道将成为他的归宿。被衣要求他像刚生的牛犊那样，瞪着双眼，懵懵懂懂，无知无识又无期无求。言犹未了，啮缺就酣然进入梦乡。被衣见此，不禁心花怒放，一边吟唱，一边离开啮缺。他所吟唱的，就是这首《被衣为啮缺歌》。

　　“形若槁骸，心若死灰”，一、二两句从形神两方面入笔，勾勒出一个从躯体到灵魂都已死灭的形象。从形体看，他既无润泽的肌肤，又无丰满的血肉，俨然一副骨骼标本；从心灵看，他既无复杂的思想，又无美好的期冀和追求，他万念俱灭，宛然一堆不复燃烧的死灰。这两句取喻精到，前者以槁骸喻形体的枯瘦，乃以虚喻实，后者以死灰喻寂灭的心灵，则以实喻虚，虚实相生，给人形象的思辨美感。而“心若死灰”更以其比喻的精警形象，凝成固定的成语，用以形容不为外物所动的精神境界，现代仍作为灰心丧气的形象表述，可见其语言的生命力。

　　“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三、四两句揭橥一种审慎对待自我的人生态度，展现一种睿智内蕴而不外露炫耀的精神境界。此人明明具有不同凡俗的真知实学，却深藏不露，决不夸耀于人。对他来说，才智是一种充实，一种内蕴，一种修养；一切炫耀、夸饰、矜持、自傲都无必要，甚至成为生活的累赘。

　　“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谋”，五、六两句抉示其处世哲学，显现其混沌糊涂、无所用心的生活态度。貌似糊涂，实则大智若愚，这正是洞察世事、参透人生的智慧的表现。“不可谋”，于世无功利目的，于己则可远离尘世的喧嚣和骚扰而求得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彼何人哉”，最后总赞一句：这是怎样的一种人呢？戛然而止。《庄子·知北游》云：“大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不言、不议、不说、不作，是庄子大道无为思想的精义。而《被衣为啮缺歌》中着力刻画的槁骸似的形体，死灰般的灵魂，不以实知自持的风范，媒媒晦晦的举止，则形象地诠释了这一思想。这种人格，正是庄子所标举的至高无上的境界。此诗的思想内涵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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