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人还乡

　　出成都南门，左为万里桥。西折纤秀长曲，所见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如钩，色如鉴、如琅玕、如绿沉瓜，窈然深碧，潆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后浣花有专名，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

　　行三四里为青羊宫，溪时远时近。竹柏苍然，隔岸阴森者尽溪，平望如荠。水木清华，神肤洞达。自宫以西，流汇而桥者三，相距各不半里。舁夫云通灌县，或所云“江从灌口来”是也。

　　人家住溪左，则溪蔽不时见，稍断则复见溪。如是者数处，缚柴编竹，颇有次第。桥尽，一亭树道左，署曰“缘江路”。过此则武侯祠。祠前跨溪为板桥一，覆以水槛，乃睹“浣花溪”题榜。过桥，一小洲横斜插水间如梭，溪周之，非桥不通，置亭其上，题曰“百花潭水”。由此亭还度桥，过梵安寺，始为杜工部祠。像颇清古，不必求肖，想当尔尔。石刻像一，附以本传，何仁仲别驾署华阳时所为也。碑皆不堪读。

　　钟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远，东屯险奥，各不相袭。严公不死，浣溪可老，患难之于朋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门一段奇耳。穷愁奔走，犹能择胜，胸中暇整，可以应世，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

　　时万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城欲雨，顷之霁。使客游者，多由监司郡邑招饮，冠盖稠浊，磬折喧溢，迫暮趣归。是日清晨，偶然独往。楚人钟惺记。

　　《浣花溪记》一文记述了作者游览浣花溪和杜甫草堂的经历。文章以浣花溪为线索，主要写溪，兼及他物。作者是以自己的游踪所至展开描写的，由于其沿溪而下最后走到杜工部祠，所以文章随着溪流的宛转逶迤一步步将读者引入胜境。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自开篇起到“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止，写浣花溪的地理位置、溪流走向、景色概貌及享有盛名的缘由；第二部分，从“行三四里”至“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记叙游览浣花溪的所见、所闻、所感；第三部分，从“时万历辛亥十月十七日”至篇末，交代游览的时间、天气和作者与世人不同的游览境况。作者在写景中，蕴含着对杜甫处于穷愁奔走之际仍能择胜而居的崇敬，寄托了自己卑视庸俗礼教，追求清闲自适的情怀。

　　文章第一段，是作者对浣花溪的总体印象。作者从浣花溪的方位落笔，接着以“西折纤秀长曲”总写溪水的流向和形状。进而用“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如钩”五个比喻，极写纵目所见溪流的曲折多变，生动地描绘溪流的形状。而后又以“鉴”“琅玕”“绿沉瓜”喻溪水，展现了它清澈透明、莹然如镜而又澄碧柔美的特点。作者穷形尽相地描写溪水的形状和颜色，引起读者多方面的联想。接着作者把笔锋转到视点近处，对“长曲”下游给予概括描写：“窈然深碧，潆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至此才点出浣花溪的名字。这句话收束并紧承前文的比喻，分别从颜色和形状两方面着笔，最后双承一收，句法错综而行文严密，描绘出一幅完整而丰富的图景。接着，用“然”承上文“皆浣花溪委也”作一转折，作者特地强调浣花溪与杜甫草堂的关系。这一精当的议论，褒扬了杜甫的名望，为后文的进一步议论作铺垫。

　　第二段，作者把笔墨落到浣花溪附近的青羊宫，写随溪前行所见之景。“溪时远时近”，从空间感觉上写溪水的曲折迂回；“竹柏苍然，隔岸阴森者尽溪”，描写岸上竹柏成荫，苍然一片，隔岸而望，黑郁郁的几乎沿溪尽是；“平望如荠”，形容树木在远望中犹如小草一般，与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天边树若芥”意蕴相近。“水木清华，神肤洞达”，总写两句，表现浣花溪山光水色的清幽秀丽，增添了文章情趣。杜甫在穷愁奔走中犹能择此胜地而居，这样旷达的襟怀令人钦佩不已。这一段描写青羊宫附近的浣花溪景色，视野空阔。

　　第三段介绍浣花溪的源流，但仅从轿夫口中侧面点出，一笔带过，作为传闻之辞。而重点写溪旁人家，错落有致，景色如画。凡有人家住处，溪流就被遮挡；一到没有人家的空阔出，溪流又呈现在视野之中，“如是者数处”，写出人家错落和溪流掩映的情状，于溪水的隐现中抒发了愉悦之情，颇有风致。“缚柴编竹，颇有次第”两句以工整的句式描写临溪人家的风貌，展现出其乡野淳朴之趣，成为沿溪景致的点缀。随后，作者一一交代沿溪的“缘江路”亭、武侯祠、“浣花溪”题榜等古迹。抵达此行的目的地杜甫祠堂后，作者不再着力写水，转而描写这座建于宋代的杜工部祠。作者未对其作浓墨重彩的描摹，写祠中的画像，仅以“清古”二字传其风神，以求与溪之清逸相协调。这一段介绍浣花溪、杜甫祠，意在为写杜甫及由此引发的感慨蓄势。

　　第四段中，作者直抒胸臆，叙说杜甫“穷愁奔走”之事，以此反映杜甫在穷困之时依然忧国忧民的伟大精神，突出杜甫幽恬渊静的人格与从容的风度。行文至此，作者对杜甫的敬仰、爱慕跃然纸上，凸显了文章主题。

　　最后一段，交代出游的时间和经过。作者厌恶世俗的应酬，清早独自探访杜甫草堂，正是其高洁自持情怀的体现。文末用自己“偶然独往”同“使客游者”的附庸风雅、冠盖喧哗相比照，表达了作者对附庸风雅的达官显贵的嘲讽和鄙视，从另一个侧面也表现出作者对杜甫的敬仰和对浣花胜地的热爱。并衬之以“是日清晨，偶然独往”，烘托出作者的孤独之感。

　　这篇文章结构紧凑，线索清晰，作者以浣花溪为主线把所观所感贯穿其中。最后两段，以“钟子曰”发感想，实仿古辞赋篇末乱辞之例；记出游时日及缘起并具名，实仿唐宋古文家游记体例。这两段体现出作者对人生境界的思考。文中写景，善用比喻、白描，其语言显示了竟陵派散文的独特风格。

参考资料：

莲花莲叶柳塘西，疏雨疏风斜照低。
竹箨冠轻容雪鬓，桃枝杖滑困春泥。
垂虹疑饮双溪水，砌草新添一寸荑。
不拟孤山闲放鹤，鹁鸠恰恰向人啼。

　　诗的前半段宛如一副工笔画，在绵绵春雨中，楝树开出了淡紫色的花朵，由于沾上了雨珠，显得格外娇艳和滋润。南风轻轻吹拂，在郁郁葱葱的草木丛里，不时露出一树树金黄色的枇杷。这两句对得很工，“细雨”对“南风”，“楝花”对“枇杷”，从气候与植物两方面刻画出了江南三月所特有的景观，而句中的修饰语“茸茸”和“树树”以及“湿”和“热”则进一步描摹了春色的旖旎。诗人的着眼点在景，但同时也衬出了情，从他蘸满色彩的笔触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洋溢在他心中的盎然春意。

　　下半段由景及人，画面也渐渐活动起来，“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诗人沿着山路徐徐而行，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只听得满耳莺啼，不知不觉中却已回到了家门口。这里，诗人有意识地虚化了距离感和时间感，形成一种物我两忘的意境。于是，在前半段里所隐隐流露出来的那种悠然自得的闲适心情，在这一段里便跃然纸上了。这两句着眼于人的感觉，但并没有离开景色描写这一主线，“一路莺啼”与上文中的“茸茸”、“树树”相辉映，不仅有色，而且有声，把天平山的春天写得充满野趣，十分热闹。同时，诗人在漫游时忘了路程，忘了时间，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衬托出了景色之美。

　　茸茸细雨，微微南风，舒远惬意，这是从触觉角度写；一支支楝花，一树树枇杷，明艳夺目，这是从视觉角度描写；一路上黄莺儿唱着婉转的歌，轻快悦耳，这是从听觉角度描写。多角度描写组成一幅美妙的山行图。

参考资料：

　　该诗概括了诗人在苍茫海域内东征西讨的战斗生活，暗寓抗倭斗争的艰难困苦。因有感于曾一起抗倭的汪道昆被弹劾罢官，来形容自己像远离京师孤立无援的臣子，远望皇帝居住的地方，作者仍盼抗倭斗争能得到朝廷的充分支持，既表达了对祖国的赤诚，自己有一片抗倭报国的一腔热血，也蕴含了对朝廷的忠贞。

　　此诗以十分形象化的手法，抒发自己的丹心热血。

　　首句“十年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望宸銮。”此诗虽为登临之作，却不像一般登临诗那样开篇就写景，而是总括作者在苍茫海域内东征西讨的卓绝战斗生活。“寒”，既指苍茫清寒的海色，同时也暗示旷日持久的抗倭斗争是多么艰难困苦，与“孤臣”有着呼应关系。第二句写登临，又不是写一般的登临。“望宸銮”，交待出登临望阙台的动机。“孤臣”，不是在写登临人的身份，主要是写他当时的处境和登阙台时复杂的心情。战斗艰苦卓绝，而远离京城的将士却得不到来自朝廷的足够支持，作者心中充满矛盾。得不到朝廷支持，对此作者不无抱怨；可是他又离不开朝廷这个靠山，对朝廷仍寄予厚望。所以，他渴望表白自己的赤诚，希望得到朝廷的支持。正是这矛盾的心情，促使作者来到山前，于是望阙台上站起英雄伫望京师的孤独身影。至此，我们才会看到，第一句诗不是徒然泛设。它其实为下面的登临起着类似领起的作用。没有多少年艰苦的孤军奋战作前题，那么此次登临也就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这一联是借景抒情。作者登上望阙台，赫然发现：千峰万壑，秋叶流丹。这一片如霞似火的生命之色，使作者激情满怀，鼓荡起想像的风帆。这两句诗形象地揭示出封建社会中的爱国将领忠君爱国的典型精神境界。在长达十来年的抗倭战争中，作者所以能在艰苦条件下，不停懈地与倭寇展开殊死较量，正是出于爱国和忠君的赤诚。

　　“繁霜”二句，作者借“繁霜”、”秋叶”向皇帝表达自己忠贞不渝的报国之心。虽然，王朝对自己海上抗战支持甚少.而且甚有责难。但自己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虽凝如繁霜，也要把这峰上的秋叶染红。作者轻视个人的名利得失，而对国家、民族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哪怕自己遭致不公之遇，也仍然忠心耿耿地驰海御故。由于作者有着崇高的思想境界，高尚的爱国情怀，尽管是失意之作，也使这首诗具有高雅的格调和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用拟物法，以繁霜比喻自己的鲜血，形象生动，在艺术表现上极富感染力，读其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愧为千古传颂的名作。

参考资料：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