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花（饯别王元渤赴吉州）

　　此诗写北斋雨后的景色和作者的闲适心情，同时勾起作者对过去山居生活的回忆。起联先总写北斋环境的幽静。颔联上承首句，扣住诗题，写北斋雨后之景。诗中虽然只写了景，可是这景中还有一个人，就是站在庭中欣赏这美景的作者，因而又同次句紧紧关合。末句则表达了对旧日山居生活的向往。通篇情深意挚，曲折婉转，柔和含蓄，意境幽美。

　　起联先总写北斋环境的幽静。北斋是作者在府衙内读书休憩的地方。庭院不大，园圃却极清幽，因为作者非常喜爱这个地方，所以常常免去属吏的例行参见，留连其中。“幽圃”不仅指地方僻静，主要还在于这里吏民不到，没有官事打扰，能使人得到心灵上的平静。旧时属吏每天早晚两次到上司衙门排班参见长官，报告公事，叫“衙参”，也省称“衙”。说“常教”，就不是完全免除，不理政务，而是无事报告时，即免去虚套，用字很有分寸。这两句总掣全篇，又引起下文，下面各联，即分别从景、事、情三个方面，作具体描绘。

　　颔联上承首句，扣住诗题，写北斋雨后之景。鸟雀和蝴蝶最怕雨，雨后天睛，它们也最先出来活动，所以作者最先听到竹上的鸟雀声。特用“双禽”两字，不仅因为鸟雀常常成对而飞，还因为两鸟对鸣，双双跳跃，更能见出鸟雀鸣叫的欢快悦耳，竹枝的摇曳多姿，如一鸟便有孤栖冷落之感。“占”是占有之意，写出鸟雀的欢喜得意神情，如改“占”为“站”，那就写成死鸟，索然无味了。深秋时节，蝶影已稀，故只写一蝶。因为这时花事已少，所以那只蝴蝶飞来飞去，四处寻觅。

　　文同是宋代大画家，尤其擅长画竹，苏轼曾多次为其所画之竹题赞，《图画见闻志》也说：“文同墨竹富潇洒之姿，逼檀栾之秀，疑风可动，不笋而成。”此联鸟声蝶影，高下相映，竹摇翠影，花含水珠，再衬着蓝天碧草，画面美丽，是大画家的手笔。“占”字、“寻”字，尤其传神，近代诗人陈衍特别赞赏它“下得切”，（见《宋诗精华录》），点评得很确切。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那样淡雅素净，雨后的空气一尘不染，一切都显得那么清新，正是首句“绝清佳”的绝好写照。诗中虽然只写了景，可是这景中还有一个人，就是站在庭中欣赏这美景的作者，因而又同次句紧紧关合。

　　上面写室外，下面转到作者在室内的生话。“吴画”指唐代大画家、被后人尊为“画圣”的吴道子的画，这里用作珍贵名画的泛称。“扫壁”不仅是因为爱惜画，也表明兴致很高，所以特别挂在壁上，细细端详品鉴，绝非随便打开草草一瞥。“越茶”即越地（今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所产之茶。越地盛产茶叶，多名贵品种，诗中因用作名贵茶叶的代称，同时也兼含着路远难致之意。茶叶既这样名贵难得，又是初次“试”饮，能享有此味者，是作者的知心好友，他们交谈时十分快乐欢畅。观画品茗，都是极其高雅之事，而一为独处之乐，一为交友之乐，情趣不同，而心情之恬淡闲适则相同。

　　这清幽的景色和闲适的乐趣，勾起作者对过去山居生活的回忆，因而引出末联。“野兴”就是指山居生活的情趣。这句是倒装句，是说因为公事稀少，所以野兴渐渐多了起来，并不是说为了多些野兴而少办公事。而公事之少，又与作者的治理有方有关，这里含着一些得意心情。在作者的《丹渊集》中，载有不少他在各地任官时向朝廷上奏的减免当地人民赋税的奏状，可见他还是比较能同情人民疾苦的。然而，作者从1049年（皇祐元年）中进士，次年开始任官，到此时已二十五年，对仕宦生涯，已产生了一些厌倦情绪，所以末句表达了对旧日山居生舌的向往。作者次年所写的《忽忆故园修竹因作此诗》说：“故园修竹绕东溪，占水侵沙一万枝。我走宦途休未得，此君应是怪归迟。”与该篇所写正是同样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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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黄州濒临大江，赤鼻矶的石壁直插入江，地势险要，人们传说这儿就是三国时周瑜打败曹操大军的赤壁古战场（真正的赤壁位于湖北蒲圻），苏轼于此处曾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绝唱。潘大临曾伴随苏轼在此浏览，说不定还亲耳聆听过东坡的豪放歌声。

　　如今他独自来到这古代英雄驰骋争雄的地方，不禁浮想联翩。西山重岭叠嶂，连绵不绝，定有猛虎藏于其间。赤壁下临不测深渊，那直插江中的嶙峋巨石，正是龙宫的天然屏障。这虎踞龙盘的形胜处所，是三国鼎立时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的英雄叱咤风云，建立了盖世功业，就象这滚滚东去的万叠波浪一样流之无穷。诗人从思古的幽情中省悟过来，把目光重新投向眼前的实景：俯视沙滩，觉得一片明亮，那是因为许多白鹭本栖息在那里。仰望天空，天空是如此的开阔，以至高飞云端的鸿雁似乎不是在向前移动。俱往矣，群雄争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现在最羡慕的是江上的垂钓者，钓罢驾着一叶轻舟在烟雨中归去，悠闲地听着雨打船篷的声音。

　　潘大临是属江西诗派，他的作品原有《柯山集》二卷，已佚。现在尚存的作品只有二十多首诗和那句脍炙人口的“满城风雨近重阳”。当时人们对他的诗歌评价甚高，黄庭坚称他“早得诗律于东坡，盖天下奇才也”（《书倦壳轩诗后》，后来陆游也说他“诗妙绝世”（《 跋潘邠分老帖》。从上面所举的两首诗来看，他的确是出手不凡，本诗在思想内容方面比较充实。缅怀古时的英雄而结以归隐之志。具有较深的情感内蕴虽说叹是地思引，情调比较低沉，但这是诗人无可奈何的处境中，所发出的不平之声。只要看“形胜三分国，波流万世功”这样的诗句便可体会到。诗人对于历史上建立的丰功伟绩的人物是多么景仰，他何尝不希望能有一番作为？可是由于时代和社会的限制，他只能终老于江湖之上。尽管诗人故作平淡之语。

　　本诗的三个特别地方。一是意境阔大，笔力雄健;二，结构严谨，对仗精工;诗句凝炼。

　　用“拳”字形象的表现出鹭鸟在沙滩上栖息的神态。用“退”字别致、生动地表现出鸿鸟在天空飞行的状态。这样写构成了作者江边所见的一幅动静结合的画面。

　　全词写作者被贬谪而壮志难酬的彷徨和忧心。上阕写作者隐逸于太湖旖旎风光的乐趣，下阕写作者深感岁月蹉跎而志向难伸的苦闷和惆怅。

　　从沧浪亭极日远眺，一览太湖风光。虬风物潇洒，澄静深远，烟波浩淼，水流旷远。作者完全沉浸在与天地同乐的沉醉中。其在《沧浪亭记》中说：“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作者自号“沧浪翁”，其人生境界似乎已经达到“乐天”的程度（观代哲学家冯友兰言人生有四种境界：知天、事天、乐灭、同天）。然而，“方念陶朱张翰，忽有扁舟急桨，撇浪载鲈还”。突然，某种意识发作猛然将作者拉回到现实中，某种生命的忧思和烦恼在心中升起。而“念”“忽”“急”“还”更是展现了一种意识的时间之流。扁舟急桨，撇浪载鲈，在天地归一的境界中惊现了人生的繁忙和生命的艰难。“落日暴风雨，归路绕汀湾”则昭示了人生之路的风雨猝然与曲折蜿蜒。上阕之转折在于“忽”字，将自我生存的意识唤起，从而使得作者脱离归隐自然的混沌状态，而有意识于生存意义的危机。

　　“沧浪亭”取意于屈原《渔父》所载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精神。表达了古代君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故而可以看出，苏舜钦始终摆脱不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情结。很自然响应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苏舜钦被削职时正值人生壮年（37岁），因此对“华发改朱颜”有深切的担忧。欲对历史寂寞有所克服和超越，不甘于生命的淡出，便是上阕一“忽”字所拉出的本意。作者欲凭临寒潭隐居，却担心不被鸥鸟信任和接纳自然是托辞，生命看不到出路，时间正黯淡着光芒，未来之路不明朗，施展抱负的机会太渺然，这才是根本的痛苦。因此，全词以那种看似闲适却以充满反抗与无奈情绪的“无语看波澜”的情景收场。正点出这句真理：所谓波澜便是世间，世间便是波澜。

　　这首词虽侧重写太湖风景，抒发作者愤激之情，但作者由遭谗而退隐，再到心甘情愿地退隐，由忧谗畏讥转为愤世嫉俗，进而转为疏狂的心路历程交代得清楚明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作者身处逆境、不甘沉沦、奋力抗争的积极人生观。刘熙载有言：“一转一深，一深一妙，此骚人三昧。”（《艺概·词曲概》）苏舜钦这位倚声家深得其妙。词中，他由“烟雾深锁”转为“落日暴风雨”，而至“刺棹穿芦荻”。由“方念陶朱张翰”转为“拟借寒潭垂钓”。再到“无语看波澜”，一转一深，越转越妙，景生情，情生景，情景交融，从而揭示出词作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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