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怀五十三首 其三十一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

风驱急雨洒高城，云压轻雷殷地声。
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

　　这首七绝写了大雨前后的景象。前两句风雨雷电，气象磅礴；后两句雨住风停，清新恬静，一前一后对比鲜明。诗人通过对自然风雨的描写，借景抒情，抒发了一定的人生哲理：风雨过后，景色会格外美丽；遇到挫折，战胜挫折后，会觉得人生更美丽

　　前两句已把大雨写得十分畅满，极力描述了大雨的气势。黑云压城，风急雨骤，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急”、“驱”、“洒”三字形象地表现出夏雨的骤猛。云是“压”的，雷是“殷”的，又说明黑云、雷电的迅疾。

　　后两句描述雨过天晴的景象：雷雨过后，草色更青，池塘水涨，蛙声一片，诗人匠心独运，在震耳欲聋的雷声雨声后，仍写蛙鸣声，而两种声音，收到的是一闹一静的不同效果。雨后恬静平和的景象，与前两句磅礴威猛的雨景形成鲜明的对照。

　　此诗写的是雨来到和雨止的景象。诗的前半句写出雷雨交作，气势雄峻；后半句写雨过天晴，平淡恬淡。前雷声，后蛙鸣，两两对照，逸趣横生。诗人通过写大自然的景况，告诉读者大风大雨虽然猛烈，但时间不会长久，当人遇到困难时，要坚持、要勇敢顽强，与之斗争，难关是会度过的。

　　这首诗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夏天所特有的雷阵雨前后的自然景象，开门见山，展现了大雨奇观。诗人站在城楼上，眼见疾风驱使着大雨，顿时大雨磅礴。然而夏天的阵雨来得快，去得疾。不一会儿雨过天晴，只留下一片蛙鸣。诗人通过自然界的风雨，感悟到了人生哲理。这首诗在造词遣句上虽模仿唐人，但在立意框架上与宋人咏景诗相近。刘基是诗人，更是政治家。政治家的胸怀往往与大自然的景况相融合，喜欢通过自然景观抒发人生的哲理，使天籁中赋有理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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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吹散云头雨，斜阳却照天边树。树色荡湖波，波光艳绮罗。
征鸿何处起，点点残霞里。月上海门山，山河莽苍间。

　　词牌“菩萨蛮”下标明词名为“越城晚眺”，按习惯思维，此词该是刘基在绍兴所作。湘湖有古迹越王城，又叫越王台，诗词中为顺口押韵等原因，偶亦有称越城、越台的，李白在《送友人寻越中山水》诗中的“西陵绕越台”即指此；而作为越国古城，绍兴同样有相同名称的胜迹。但《诚意伯文集》中收入的这首词，确实为刘基在游萧山湘湖越王城时所填。

　　秋风吹来，雨过天晴，大地明净，斜阳照远，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树林。青青的湖波荡漾着树影，粼粼波光闪亮，比有花纹的绮罗还要艳丽。渐渐消退的残霞里，有几点大雁飞来。月亮从海口那边的山上升起，整个山河都沉没在没有边际的苍茫之间。这首小词写雨后黄昏到日出的景色变化，生动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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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的前半段宛如一副工笔画，在绵绵春雨中，楝树开出了淡紫色的花朵，由于沾上了雨珠，显得格外娇艳和滋润。南风轻轻吹拂，在郁郁葱葱的草木丛里，不时露出一树树金黄色的枇杷。这两句对得很工，“细雨”对“南风”，“楝花”对“枇杷”，从气候与植物两方面刻画出了江南三月所特有的景观，而句中的修饰语“茸茸”和“树树”以及“湿”和“热”则进一步描摹了春色的旖旎。诗人的着眼点在景，但同时也衬出了情，从他蘸满色彩的笔触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洋溢在他心中的盎然春意。

　　下半段由景及人，画面也渐渐活动起来，“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诗人沿着山路徐徐而行，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只听得满耳莺啼，不知不觉中却已回到了家门口。这里，诗人有意识地虚化了距离感和时间感，形成一种物我两忘的意境。于是，在前半段里所隐隐流露出来的那种悠然自得的闲适心情，在这一段里便跃然纸上了。这两句着眼于人的感觉，但并没有离开景色描写这一主线，“一路莺啼”与上文中的“茸茸”、“树树”相辉映，不仅有色，而且有声，把天平山的春天写得充满野趣，十分热闹。同时，诗人在漫游时忘了路程，忘了时间，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衬托出了景色之美。

　　茸茸细雨，微微南风，舒远惬意，这是从触觉角度写；一支支楝花，一树树枇杷，明艳夺目，这是从视觉角度描写；一路上黄莺儿唱着婉转的歌，轻快悦耳，这是从听觉角度描写。多角度描写组成一幅美妙的山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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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咏物诗。古人咏菊之作很多，但此诗为作者一念触发，灵感倏至而作。

　　头二句写作诗缘起，乡居野处的百姓出于对隐居的英雄的敬佩，相赠菊花。首句“战罢秋风笑物华”，起势不凡，一个“战”字，一个“笑”字，使横戈疆场而又乐观坚贞的民族英雄形象跃然纸上。次句“乡人偏自献菊花”，是对抗清英雄的崇高礼赞。诗的一、二句创造了赏菊的感情环境。

　　后两句则笔势急转，“已看铁骨经霜老，莫遣金心带雨斜”是全诗最铿锵有力、动人心魄的诗句。诗人由对自身的抒写转入对菊花的描绘。野菊挺秀的枝茎和灿然如火的黄花激发许多联想。花茎虽已经霜，仍不失挺拨咄咄之势；“铁骨”一词拟化出不畏风霜的菊花的伟岸不群的品格。诗人以怜惜的笔调写出对不畏风雨的菊花的爱护。后二句虽然字面上全为咏叹菊花的字句，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野菊经霜不老的傲岸实为诗人自身凛凛正气的象征。无疑，后两句仍是在抒写诗人自己的豪情气概。

　　前两句是叙述，叙述中充满诗情，后两句借景抒情。“骨”与“心”都将菊花拟人化，赋予菊以人的性格。“骨”用“铁”字修饰，“心”用“金”字限定，既写出了菊花的凌霜贞姿，又写出了诗人的英雄品格。全诗写菊，又是写人，是写景，又是抒情，菊与人，景与情，洽合无间，融为一体。

　　此诗严格说来，不是纯粹的咏物诗，因为诗人的感情、精神时时介入其间，不过借菊花象征而已。但野菊的自然情态处处与涌荡于诗人胸中的奔逸之情相合，所以诗人才得以借菊花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就实质而言．作者描绘菊花的诗句已创造出一种艺术形式，从而将主体感情固着其中，菊花成为诗人情感的一个对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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