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阴行

君不见昔日西京全盛时，汾阴后土亲祭祀。

斋宫宿寝设储供，撞钟鸣鼓树羽旂。汉家五叶才且雄，宾延万灵朝九戎。
柏梁赋诗高宴罢，诏书法驾幸河东。河东太守亲扫除，奉迎至尊导鸾舆。
五营夹道列容卫，三河纵观空里闾。回旌驻跸降灵场，焚香奠醑邀百祥。
金鼎发色正焜煌，灵祗炜烨摅景光。埋玉陈牲礼神毕，举麾上马乘舆出。
彼汾之曲嘉可游，木兰为楫桂为舟。櫂歌微吟彩鹢浮，箫鼓哀鸣白云秋。
欢娱宴洽赐群后，家家复除户牛酒。声明动天乐无有，千秋万岁南山寿。
自从天子向秦关，玉辇金车不复还。珠帘羽扇长寂寞，鼎湖龙髯安可攀。
千龄人事一朝空，四海为家此路穷。豪雄意气今何在，坛场宫馆尽蒿蓬。
路逢故老长叹息，世事回环不可测。昔时青楼对歌舞，今日黄埃聚荆棘。
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

　　到了武帝，更是雄图大展，天下太平。他筑柏梁台，宴集能写七言诗的臣僚。就在这次盛宴之后，他又下诏巡幸河东。可见，此举是汉朝的国势发展到巅峰时的大典。接着，诗仍以四句为一节，分写河东地方长官隆重迎接天子的大驾光临；百姓倾城而出，领略皇帝威仪的气势；祭祀汾阴后土的盛况，等等。至此，汾阴后土之祠的正题已经简括地叙写完毕。诗人巧妙地调转笔锋，用“埋玉陈牲礼神毕，举麾上马乘舆出”两句承上启下，将诗意由祭祀引至泛河上来。接着，先用四句描述泛游汾河的热闹场面，写得富丽堂皇，极恣酣玩赏之乐。再以四句描写欢宴的场面。不但群臣享受到宴饮的欢乐，老百姓也分享到牛肉和美酒的犒赏。因此，皇帝博得了上上下下的热烈拥戴，他们衷心祝愿皇帝万寿无疆。诗的喜庆气氛和祝颂之意，达到了最高潮，巡幸河东的整个活动也被写得纤毫毕现。

　　从“自从天子向秦关”到篇末为诗的第二部分。这部分都是诗人的议论，抒发对今昔盛衰无常的慨叹。

　　“秦关”，指函谷关。相传道家始祖老子过此关仙去，这里借以讽喻汉武帝学长生术，但还是命归黄泉。这一部分仍以四句为一小节而转换，反反复复地借当日的坛场官馆、青楼歌舞，化为蒿莱蓬草、黄埃荆棘，渲染世事翻覆，盛衰无常，使人无限伤感。特别是最后四句，由汾阴的古今盛衰，总结出“富贵荣华能几时”的一般议论，揭示了社会发展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发人深省，具有启示性。相传唐玄宗听梨园弟子唱到此诗的这四句，不禁凄然涕下，并说：“峤真才子也。”

　　李峤的《汾阴行》，既含有“四杰”歌行的遗风，又有着盛唐七古的某些特色。文辞华丽，讲究藻饰，多用偶句，基本上以四句一节，逐层铺叙，脉络清晰，这些都受了“初唐体”的明显影响。但叙事不过分铺陈夸饰，主要采用单向发展，一气直下的叙述方法，而不是横向的多角度、全方位的赋写，显出一种转折倏忽、以跌宕顿挫的特点，与“四杰体”七古以圆美流转，音韵婉畅有所不同。还有，诗中的议论成份大大加强，表达了诗人对一种社会现象的清醒认识和深沉慨叹，比起“四杰体”七古的“曲终奏雅”，在篇末自伤不遇的境界有所拓展，而向着盛唐七古博大深广的社会内容，慷慨激昂的风格特色靠近了一步。

　　《梓人传》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的作品，本文选自《柳河东集》。梓人指木工，建筑工匠。本文讲述了有木匠来敲翡封叔家宅的门，希望租间空屋子居住，用替屋主人服役来代替房租的故事。

　　本文作者通过一个梓人“善度材”，“善用众工”的故事，生动形想而又合理自然地阐明了当宰相治理国家的道理。“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梓人的“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与宰相的“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异曲同工！文中引用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分工不同，各司其职；有现实积极意念。

　　好的管理者应该使用他的思想智慧，细致掌握全局要领、不自尊自大，虚图功名，不亲自去做那些微小琐碎的事情，信任下属，且不干涉下属人员的工作。

　　谨小慎微，忙忙碌碌，以那些微小琐碎的事情为要，干涉下属的工作，侵夺下属应做的事拿来自己做，并夸耀自己，没有全局观，丢掉了那些重大的，长远的事情。这是不懂得管理道理的人干的事情，是不会收到好的管理效果的。

　　这首诗首联交代时间，一个“催”字奠定了全诗愁闷的基调；颔联写人的活动，颈联写自然景物的变化，让人感到天气渐暖，春天将近的一丝喜悦，尾联转而写诗人想到自己身处异乡而不免悲从中来，于是邀儿子一起借酒消愁。全诗选材典型，“事”、“景”、“感”三者烘托，情由景生，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情趣，切而不泛。

　　此诗开篇的“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二句是总起，以咏叹笔调点明“阳生春来”，与诗题紧扣，同时给人以紧迫感：时间飞逝，转眼又是冬去春来。中间四句是分承，不仅用刺绣添线写出了白昼增长，还用河边柳树即将泛绿和山上梅花冲寒欲放生动地写出了冬天里孕育着春天的景象。

　　其中，“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管动飞灰”二句直承首联“冬至”的自然节令特征，别出心裁，用刺绣添线、葭管飞灰，进一步点明季节变化。

　　“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二句直承冬去春来的景物特征，用柳叶“将舒”承一“容”字，使人产生柳叶如眉的联想，以梅花“欲放”承一“意”字，给人以梅若有情的感觉，富有动感特征，蕴含着生命的张力，体现出春临大地的蓬勃生机。虽然春天容易引发乡愁，但诗人的乡愁却是乐观向上的，故诗最后的“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二句以抒情作结，奉劝世人干尽杯中酒，享受美好的生活。

　　全诗立意高远，选材典型，遣字铸辞，精工切贴，紧紧围绕冬至前后的时令变化，叙事、写景、抒感，“事”、“景”、“感”三者烘托，情由景生，渐次由开端时光逼人的感触演进为新春将临的欣慰，过渡得十分自然，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情趣，切而不泛。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述怀诗，展示了诗人矛盾的内心世界，笔墨洒脱而感慨深沉。

　　诗人自大和二年（828）十月来到江西，后转宣城。以后，辗转漂泊于扬州、洛阳、宣城各地。首尾共历经十一年。此诗首联即以“潇洒江湖十过秋，酒杯无日不迟留”概括了这一段生活。”潇洒江湖”，无拘无束，风韵飘逸；终日为醉乡之客，则于放浪形骸中见愁闷之情。行止风流，内心愁苦，正是诗人的真实写照。

　　颔联承首联之意，再次点染。“谢公城畔溪惊梦”，接“酒杯”句。每日无事，携酒行游于宣城郊野，观山望水，自得其乐；自斟自饮，不觉醉倒溪边。此句中“惊梦”一词很妙，写出了诗人大醉初醒，不知身在何处的情态。而梦中之惊，耐人寻味：或许，他在醉梦中与亲故旧友重逢，一觉醒来却独枕溪流。或许，在梦境中他仗剑行侠，英雄豪迈，醒来却发现自身依旧是落魄江湖的一介书生。溪畔惊梦，情境皆佳。“苏小门前柳拂头”，写诗人“潇洒江湖”的另一面。妓馆歌楼多涉秾艳轻绮之笔，而诗人仅仅用“门前柳拂头”暗示出流连花柳之意，处理得很含蓄，不伤全诗清朗之调。

　　颈联转为感慨生平，反映出诗人虽然过着诗酒风流的生活，但并不甘心终老于此。“千里云山何处好”表面上是寻访山川之胜，其实正是这声对苍茫云山发出的喝问，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诗人咤叱风云、指点江山的襟怀抱负。紧接着，诗人又转过来对着茫茫人世发问：“几人襟韵一生休？”世上有几人能有如此襟韵，难道我的一生就这样罢了不成，把诗人不得不浪迹江湖的愤慨、不甘于虚度此生的愿望倾吐一尽。这两问，问得豪迈，问得沉痛，问得有气魄，如高天惊雷，滚滚而下，一扫方才悠然低回之韵。

　　尾联收合全诗，点明“赴官上京”之意。面对现实中平庸无聊的官吏生活，诗人萌出“尘冠挂却”的念头。他把辞宫归去说得很平常，“闲事”而已；事实上，这件“闲事”也难以做到，“终把蹉跎访旧游”，诗人不得不赴京上任，再次把光阴虚掷——回虚前联。此联言辞之间，流露出归隐与人世的内心矛盾。

　　这首诗起、承、转、合，层次分明，把这位落魄诗人的胸襟间事渐次说尽。其中既有风流倜傥之韵，又有豪宕雄浑之气。

参考资料：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众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这是一首讽刺地方官员以进贡方物为名，行市恩买宠之实的诗，词微义显，言正行方，全诗可分为两部分。

　　前四句为第一部分，意思是说，远方贡物，不该强取。首二句由怀古领起。“铜柱”、“朱崖”，暗指杜侍御出使的地点，这个地方正是当年伏波将军（马援）、横海将军（韩说）拜将坛、征讨东越之地。言外之意，历史上的两位战将，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才到了那里，功彪千载，名垂青史，如今杜侍御为了攫取贡物，取悦皇帝，也到了那里，孰公孰私、孰尊孰卑，两相对照，泾渭分明。若说一二句是侧面讽谏的话，三四句就是从正面进言。意思是说汉唐国力强盛、为其威望所折服，南越人自会心甘情愿向朝廷进献像珊瑚树那样的珍贵礼物，又何必劳驾杜侍御不辞辛劳、万里迢迢前去亲自索要。

　　后四句为第二部分，写杜侍御冒险而夺取贡物，未必能取悦皇上。五六句承首句，突出“道路难”三字。马精疲力尽，还要爬山涉水，唯恐太阳下山赶不及路程；船，孤帆无伴，还要冲波鼓浪、冒着春寒艰难行驶。两句将杜侍御为逢迎，不惜一切代价的为人及其心理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七八句，以反言若正的笔法，表面上为粉饰朝廷、为君王开脱，实则寓含更深刻的讽刺。从“多恐”二字里透露了这一消息，可谓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此诗紧扣御史的职责和其卑鄙行为，构成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起到辛辣讽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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