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词三首·其三

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
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

　　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写道：“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元稹的《西凉伎》也说：“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忽尽空遗丘。连城边将但高会，每说此曲能不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凉州沦陷未收的原因，是守边将领的腐败无能。张籍的第三首诗正是表达这个思想主题，而诗的风格迥然有别。“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这两句写景，点明边城被吐蕃占领的时间之久，以及景象的荒凉萧瑟。“凤林关”，在今甘肃临夏市西北。安史之乱前，唐朝同吐蕃的交界处在凤林关以西，随着边城四镇的失守，凤林关亦已沦陷。在吐蕃异族野蛮掠夺、横暴奴役下，凤林关内，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岁岁年年只见寒水东流，白草丛生，黄榆遍地，一片萧条。这里，诗人既用“白草黄榆”从空间广度来写凤林关的荒凉，又用具体数字“六十秋”从时间深度来突出凤林关灾难的深重。“六十秋”这不是夸张而是写实，从公元762年（唐代宗初年）四镇失陷，到诗人公元824年写这首诗时，已是六十年还未收复。国土失陷如此之久，边民灾难如此之深，为什么没有收复？原因在哪里？由此诗人发出了深沉的感慨、愤激的谴责。

　　“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前句写边将责任的重大。“皆承主恩泽”，说明了边将肩负着朝廷的重命、享受着国家的厚禄、担负着人民的重望，守卫边境、收复失地是他们的天职。然而六十年来失地仍在吐蕃的铁蹄下，这不是国政内虚、边力不足。后一句直指原因：守边的将领无人提起收复凉州。边将享受着国家优厚的待遇，却不去尽职守边、收复失地，可见其饱食终日、腐败无能。这两句一扬一抑，对比鲜明，有力地谴责了边将忘恩负义，长期失职，实在令人可憎可恨，可悲可叹。

　　此诗的主旨落在最后一句，诗人不是从正面围绕主题来叙述，而是从侧面落笔，这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特色。一、二两句从空间和时间描写边城深重的灾难，看来似乎是控诉吐蕃的侵占罪恶，而联系最后一句“无人解道取凉州”来看，诗人的用意是在用现实来谴责边将，正是他们的失职而带来的长期失陷，边将已成了历史的罪人。第三句以鲜明的对照，严正谴责边将无才无德，面对失去的山河熟视无睹。这一景一情，从侧面有力地突现了卒句主旨的表达，义正辞严，酣畅淋漓。

参考资料：

1、 何国治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763-7642、 周啸天 等．唐诗鉴赏辞典补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436-439

冰簟银床梦不成，碧天如水夜云轻。
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

　　这首诗咏闺怨。全诗没有透出一个“怨”字，只描绘清秋的深夜，主人公凄凉独居、寂寞难眠，以此来表现她深深的幽怨。诗是写女子别离的悲怨，蘅塘退士批注：“通首布景，只梦不成三字露怨意。”

　　诗所写的是梦不成之后之所感、所见、所闻的情景。全诗象是几种衔接紧密的写景镜头，表现了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感情。冰簟、银床、碧空、明月、轻云，南雁、潇湘，以至于月光笼罩下的玉楼，组成了一组离人幽怨的秋夜图，渲染了一种和主人公离怨情绪统一和谐的情调和氛围。诗中虽无“怨”字，然而怨意自生。

　　诗的题目和内容都很含蓄。瑶瑟，是玉镶的华美的瑟。瑟声悲怨，相传“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汉书·郊祀志》）。在古代诗歌中，它常和别离之悲联结在一起。题名“瑶瑟怨”，正暗示诗所写的是女子别离的悲怨。

　　头一句正面写女主人公。冰簟银床，指冰凉的竹席和银饰的床。“梦不成”三字很可玩味。它不是一般地写因为伤离念远难以成眠，而是写她寻梦不成。会合渺茫难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本属虚幻的梦寐上；而现在，难以成眠，竟连梦中相见的微末愿望也落空了。这就更深一层地表现出别离之久远，思念之深挚，会合之难期和失望之强烈。一觉醒来，才发觉连虚幻的梦境也未曾有过，伴着自己的，只有散发着秋天凉意和寂寞气息的冰簟银床。—这后一种意境，似乎比在冰簟银床上辗转反侧更隽永有情韵。读者仿佛可以听到女主人公轻轻的叹息。

　　第二句不再续写女主人公的心情，而是宕开写景。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幅清寥淡远的碧空夜月图：秋天的深夜，长空澄碧，月光似水，只偶尔有几缕飘浮的云絮在空中轻轻掠过，更显出夜空的澄洁与空阔。这是一个空镜头，境界清丽而略带寂寥。它既是女主人公活动的环境和背景，又是她眼中所见的景物。不仅衬托出了人物皎洁轻柔的形象，而且暗透出人物清冷寂寞的意绪。孤居独处的人面对这清寥的景象，心中萦回着的也许正是“碧海青天夜夜心”一类的感触吧。

　　“雁声远过潇湘去”，这一句转而从听觉角度写景，和上句“碧天”紧相承接。夜月朦胧，飞过碧天的大雁是不容易看到的，只是在听到雁声时才知道有雁飞过。在寂静的深夜，雁叫更增加了清冷孤寂的情调。“雁声远过”，写出了雁声自远而近，又由近而远，渐渐消失在长空之中的过程，也从侧面暗示出女主人公凝神屏息、倾听雁声南去而若有所思的情状。古有湘灵鼓瑟和雁飞不过衡阳的传说，所以这里有雁去潇湘的联想，但同时恐怕和女主人公心之所系有关。雁足传书。听到雁声南去，女主人公的思绪也被牵引到南方。大约正暗示女子所思念的人在遥远的潇湘那边。

　　“十二楼中月自明”。前面三句，分别从女主人公所感、所见、所闻的角度写，末句却似撇开女主人公，只画出沉浸在明月中的“十二楼”。《史记·孝武本纪》集解引应劭曰：“昆仑玄圃五城十二楼，此仙人之所常居也。”诗中用“十二楼”，或许借以暗示女主人公是女冠者流，或许借以形容楼阁的清华，点明女主人公的贵家女子身份。“月自明”的“自”字用得很有情味。孤居独处的离人面对明月，会勾起别离的情思，团圆的期望，但月本无情，仍自照临高楼。“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诗人虽只写了沉浸在月光中的高楼，但女主人公的孤寂、怨思，却仿佛融化在这似水的月光中了。这样以景结情，更增添了悠然不尽的余韵。

　　这首写女子别离之怨的诗颇为特别。全篇除“梦不成”三字点出人物以外，全是景物描写。整首诗就象是几个组接得很巧妙的写景镜头。诗人要着重表现的，并不是女主人公的具体心理活动、思想感情，而是通过景物的描写、组合，渲染一种和主人公相思别离之怨和谐统一的氛围、情调。冰簟、银床、秋夜、碧空、明月、轻云、南雁、潇湘，以至笼罩在月光下的玉楼，这一切，组成了一幅清丽而含有寂寥哀伤情调的画图。整个画面的色调和谐地统一在轻柔朦胧的月色之中。读了这样的诗，对诗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也许只有一个朦胧的印象，但那具有浓郁诗意的情调、气氛却将长时间留在记忆中。

　　回到诗题。“瑶瑟怨”不仅仅暗示女子的别离之怨，同时暗示诗的内容与“瑟”有关。“中夜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阮籍《咏怀》），写女主人公夜间弹琴（瑟）抒怨也是可能的。如果说温诗首句是写“中夜不能寐”，那么后三句可能就是暗写“起坐弹鸣琴（瑟）”了。不过，写得极含蓄，几乎不露痕迹。它把弹奏时的环境气氛，音乐的意境与感染力，曲终时的情景都融化在鲜明的画面中。弹瑟时正好有雁飞向南方，就像是因瑟声的动人引来，又因不胜清怨而飞去一样。曲终之后，万籁俱寂，惟见月照高楼，流光徘徊。弹奏者则如梦初醒，怅然若失。这样理解，诗的抒情气氛似乎更浓一些，题面与内容也更相称一些。

朝日残莺伴妾啼，开帘只见草萋萋。
庭前时有东风入，杨柳千条尽向西。

　　这是一首代言体的诗，要“言”的是“春怨”。诗中无一“春”字，但从写景可见；至于“怨”字，则只能从字里行间细加品味，仔细琢磨了。本诗截写了思妇在一个早晨里的所闻所见所思。写出了她在暮春时节对久戍西疆的丈夫的离惜别绪。言辞虽无怨字，“怨意”却无形中流露了出来。

　　一二句中“朝日”，犹日日，时俗口语；春暮莺稀，故谓“残莺”。“朝日”、“残莺”不仅点出暮春之晨的季节，时间，也使人们的想象自然从今晨的镜头回溯昨夜以至整个春天。阳光八室，晓莺啼愁，又一个恼人的春夜度过了。“残”字流露出她的迟暮之忧， “伴”字更传达出她的孤凄之感。

　　时至暮春，独守空闺，自然怨忧满怀，偏偏几只残莺似乎也察知闺中思妇的孤寂，天天来陪伴着她叫个不停，更令人愁肠百结。愁之无奈，只好拉开窗帘，目之所见，芳草萋萋，碧色天涯。这无边的春色，既能勾起往日“草色青青送马蹄”的回忆，也可以引起草绿有期，征人难待的悲恨。眼前所见，心中所思，景、事相连，更惹动无限伤怀。她只得再次将视线移开。

　　三四句别具匠心。“时有东风入”为“千条尽向西”之因，在东风的吹拂下，杨柳千条向西摇摆，既写出了眼前景又传递出心中情。因为唐时征戍多在西陲，征人所在，妾之所向，“杨柳千条尽向西”，正形象概括了那离魂倩女，玉立亭亭，忧思万缕，终日西望的情景。如此终篇，收到了情深意挚，含而不露，扣人心弦，余味不尽的艺术效果。

参考资料：

1、 《唐诗鉴赏辞典补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35-336页 2、 霍松林主编．历代绝句精华鉴赏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05,：224

嗟予沈迷，猖獗已久。
五十知非，古人尝有。
立言补过，庶存不朽。
包荒匿瑕，蓄此顽丑。
月出致讥，贻愧皓首。
感悟遂晚，事往日迁。
白璧何辜，青蝇屡前。
群轻折轴，下沉黄泉。
众毛飞骨，上凌青天。
萋斐暗成，贝锦粲然。
泥沙聚埃，珠玉不鲜。
洪焰烁山，发自纤烟。
苍波荡日，起于微涓。
交乱四国，播于八埏。
拾尘掇蜂，疑圣猜贤。
哀哉悲夫，谁察予之贞坚？
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鹊之强强。
彼妇人之淫昏，不如鹑之奔奔。
坦荡君子，无悦簧言。
擢发赎罪，罪乃孔多。
倾海流恶，恶无以过。
人生实难，逢此织罗。
积毁销金，沈忧作歌。
天未丧文，其如余何。
妲己灭纣，褒女惑周。
天维荡覆，职此之由。
汉祖吕氏，食其在傍。
秦皇太后，毒亦淫荒。
螮蝀作昏，遂掩太阳。
万乘尚尔，匹夫何伤。
辞殚意穷，心切理直。
如或妄谈，昊天是殛。
子野善听，离娄至明。
神靡遁响，鬼无逃形。
不我遐弃，庶昭忠诚。

　　《雪谗诗赠友人》是一首以四言为主的古诗。全诗可分五段。

　　第一段，由起首到“事往日迁”。开头两句是叹喟，由此引出全篇。叹喟自己徒有一番“济苍生，安社稷”的才能和志向，反而落个大才难用，受谗遭谤的境地。接下两句是因“伯玉年五十时知四十九年之非”，恰好诗人也届此不惑之年，故有同感，感到往日之非。因为他本想“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然后功成身退，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既然立功无望，那就退而求其次，去以立言为务吧。接下两句“立言补过，庶存不朽。”因为立言也同立德、立功一样是经久不废的不朽事业。而著书立说，写诗作文也都是立言的内容。“补过”二字正反映出他的心情是沉痛而真切的。难道过去的追求真的错了吗？话虽如此，从李白的一生来看，今所谓的“立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当时的士人虽推重诗文、学业，但多把它作为进身的阶梯，终以出仕入相为目的的。

　　从“包荒匿瑕”到“事往日迁”是对其要立言不朽的补充。说他年过半百才有此感悟，原来仕途不通，怀才不遇，究其原因是受谗谤所致，从而引出他的回顾，重点是雪谗。诗中“荒”、“瑕”、“丑”，指污秽、缺点、丑恶。这是他对事物的分析，实是对时弊的指点，已看出盛唐的败象，从而也作为他立言雪谗的背景和依据。接着以《月出）为例借古喻今，证明立言自古有之，是不朽之言。因为《月出》相传是有讥刺好色之意的一篇名诗，又由彼及此，虽然自己现在“感悟”晚了些，知道过去之“非”了，但还可以“立言补过”，否则到晚年就会抱憾终身。

　　由“白璧何辜”到“谁察予之贞坚！”为第二段，主要讲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以白璧自喻，把奸佞肖小比做青蝇，所以他的遭谗正如“蝇粪点玉”一般，是被玷污的。接下说的是人言可畏，因为闲言碎语多了也是危害很大的。“群轻”四句是说轻微的东西如果积聚多了也能压坏车子，沉了船：即使是羽毛，它如排列好也会使鸟儿飞上天，可见上下其手的厉害。诗人再类举说明其危害性，由一般到具体，由人及己，进而危及国家社稷。如那闪光夺目的“贝锦”原是谮人们像女工织锦一样在暗地里做成的“文章”（指诬谄他的罪名）。如当时他被说成是“狂士”、“酒徒”，甚至被诬为“恃才傲物，指斥乘舆”、“交通外官，图谋不轨”。继而又举聚沙成埃、洪水成灾等例子说明谗谤的危害。其中的重点是“拾尘掇蜂，疑圣猜贤”两句。“拾尘”指颜回把掉进饭里的脏东西“偷”吃了，有人告他偷吃，这对孔门子弟来说可是个严重的问题。当时连孔子也半信半疑，他佯称要用这饭去祭祀，颜回则坦然地说，因有脏东西掉进去，把饭都倒掉可惜，因为他们正在挨饿，是他拾起来吃了，这饭不能祭祀了。于是真相大白，颜回又得到了孔子的信任，被誉为“复圣”。“掇蜂”是说伯奇之贤的故事。伯奇素仁孝，但遭后母忌。一次，他见后母衣领上有只青蜂就去捉了，谁知中了计，被诬为“调戏”后母而遭放逐。后来弄清事实，伯奇被召回，后母为其父所杀。“惺惺惜惺惺”，作者用这两个典故无疑是他的自况，以圣贤自喻。因凡圣贤无不经受磨难，他也如此，而所不同的是颜回和伯奇都平反召雪了，为后人所推崇，可他还在忍辱负重，何时才能出头？何时才能为人所理解呢？这或许是他的幻想，但不必苛求古人，因为他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反之亦可见其坚贞。相反的是他离京后，以玄宗为首的一伙权贵们更是骄奢淫逸，残暴专横，可还在吹嘘什么“野无遗贤”了，一般士人都无出路。所以诗人在说“疑圣猜贤”的同时，又指出由于奸佞当道，谗谤横行的危害，必将会造成“交乱四国，播及八埏”的严重后果。对于谗谤的危害及自己的无辜，作者苦口婆心，如泣如诉地说了这么多，他只得哀叹，有谁能理解我呢？也等于说希望能得到人们的理解，理解他的一片忠贞和坚毅的追求。这时的作者年已五十，离长安已近八年了，这是他最痛苦、最矛盾的时期。他经常纵酒浪游，甚至去求仙学道，很是消沉。他又时常愤慨不已，抨击时弊，这说明他既有牢骚又关心国事。但他又总不失拳拳之心和傲岸之性。如曾有诗云“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看来他还想着大器晚成。所以有时他也想复归再图，如“长安不见使人愁”，又想念着长安。但同时也写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他傲岸不屈，旷达不羁的性格。看来这后一种思想是主要的是积极的，他之所以炼丹学道，纵酒浪游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从当时杜甫的诗中可以看出，“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谁为雄？”因为李白是长安失意，杜甫也不得志，所以他二人能心心相印，愤世嫉俗，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惜像杜甫这样能理解他的人确实不多。也或许是李白的雄心壮志与他那傲岸风骨的矛盾是为世俗所不容的。因为在当时只有那些斗鸡玩鸟，阿谀谮谗的人才会得到重用。

　　第三段是由“彼人之猖狂”到“其如予何！”大意是面对谗毁决不屈服，而且要以天下为己任，“天生我材必有用”。“彼人”四句取自《诗经》，原诗是讥刺卫宣姜的淫乱，这里有借古讽今，讥刺杨贵妃的用意。接下四句是说那些谮谗之徒的罪恶累累。因须贾曾自供其罪恶是“擢发续罪，尚未足”，可见其罪恶之多。“倾海”句是由“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化用来的，也是形容罪恶累累的。作者的这些话是有所指的。据记载，李白在长安初任供奉翰林时，玄宗赏识，自己也得意。如玄宗在金銮殿上诏见他，“以七宝床赐食，御用调羹以饭之。”他也觉得“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他“敢进兴亡言”又代草王诏，据传有《出师诏》、《和蕃书》等，又写了一些歌咏宫廷生活，赞颂溢美的诗词，如《宫中行乐词》、《清平调词》等，都很受玄宗和太真妃（此后才封杨玉环为贵妃）的赏识，每每赐宴加赏。然而这时的李白又成了有名的“酒中八仙”之一，经常醉卧长安。有一次，李白“赏识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高力士是无才无德的宦官，但善献媚谮谗，故深得玄宗的宠信，权倾朝野，炙手可得。为报脱靴之辱，他挖空心思，摘李白《清平调词》中“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的句子向杨玉环进谗。而这词作本是夸她美的，她曾十分得意并对李白有过赏赐的。今高力士又左右其手说什么李白低贬了她，拿她同赵飞燕相提并论。因为飞燕虽贵为汉成帝的皇后，可原出身于歌妓，恰巧太真妃的出身也不高，原为寿王妃，应算是玄宗的儿媳，今得宠于玄宗，有可能加封，故对此“低贬”十分忌恨，深怕影响她的前程，于是她们便沆瀣一气，竭力谗陷李白。据传谗毁李白的还有玄宗的女婿，同为翰林的张垍。在这种情况下，李白感到他的初衷无法实现，对玄宗失望；再加受到诋毁等因，如有诗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消。”遂有归隐之念。于是不久他就被“恩准赐金还山”了。对此，他认为尽管“坦荡君子”是不屑于那些谗谤的，但面对现实，“人生实难，逢此织罗”即人的生死难卜，如一旦陷入他们的罗网，就会遭到“销金”、“磨骨”的残害。从这一点讲，他主动辞官离京是幸运的，当然也是被迫的。因他当时也是担惊受怕的，如曾说“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他离京不久后的情况正是这样。一方面是高力士、杨贵妃及其兄、姊、李林甫等都加官进爵、姿意横行；另一面则是大批忠良惨遭迫害，如名士兼太守李邕、韦坚、裴敦夏均被害，前相李适之被逼自杀，名将王忠嗣也遭贬而死，又株连抄没，一片白色恐怖。对此，李白不畏缩而是“沉忧作歌”，如对李北海、裴尚书等作诗痛悼，对黑暗政治大加挞伐。所以他效法孔子身处绝境而从容放歌，“天未丧文，其如予何！”意即如上天不抛弃文化，那文化表现在我身上，所以别人的谗毁又能对我怎样呢！可见诗人是把立言当作不朽的事业，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在此时期他写下了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殷后乱天纪》、《丁都护歌》、《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讥评时弊，同情人民的不朽诗篇。在他的创作历程上也是个转变，即现实性和批判精神是个新特点；他的政治抒情诗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从“妲己灭纣”到“遂掩太阳”为第四段，是此诗的深刻之所在。由“妲己灭纣”到“毒亦淫荒”都是讲的“女祸”。他先用了妲己、褒姒妖媚取宠，导致国亡身灭的史实说明“女祸”的危害，这是旧史观，但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又列举秦皇太后和吕后淫乱的例子，这是步步进逼，把矛盾直指杨贵妃了，同时更预言“女祸”的历史悲剧将要重演。因据史载，秦始皇的母亲在继吕不韦之后又同其臣下嫪毐私通；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氏也同臣下审食其有私。所以这不言而喻是在揭露杨贵妃与其臣下、养儿安禄山的淫乱丑闻。安禄山本胡人，善战，但更善钻营，他镇守边疆，经常弄虚作假，邀功请赏，累累加官为节度使。他又巴结京官，走高力士、杨贵妃的门路，在玄宗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故深得玄宗的宠信，又恬不知耻地向贵妃献媚，说什么，胡人只知有母，以母为大，故被贵妃收为养儿，遂出入宫掖，与贵妃淫乱。这丑闻在当时皆讳莫如深，今唯有李白敢“冒言之”，可见诗人的勇气是令人折服的。又传玄宗曾要给李白加官重用，连续三次为贵妃所阻。关于李白和杨贵妃的斗争，还有待史料的证实和补充，但可以肯定这是蔑视权贵、主张仁政同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斗争。李白对贵妃的揭露和批判是必要的是有进步意义的，决不是什么个人恩怨问题。因为有人以李白不屑于恩怨攻讦为由，从而认为这首雪谗诗是伪作。这等于说李白对贵妃的讥刺是个人恩怨，是不应当的。这种看法是不全面、不符事实的。因为李扬的矛盾和斗争如上所述是有代表性的，个人之间恩怨只是其具体表现而已。同时李白也不只抨击贵妃一人，对贵妃的抨击也不只这一首诗，更不限于个人间的瓜葛。如《古风·咸阳二三月》、《古风·殷后乱天纪》等都含有对杨贵妃的讥刺。不仅如此，作者的笔锋又指向唐玄宗，说他“昏”。“螮蝀”两句是借天象说人事，从字面上看是因为虹这股淫气使太阳发昏了，但也不难理解为正是万乘之尊的皇帝“作昏”，所以才有“女祸”之害。事实正是如此，玄宗的前期，励精图治，有“开元盛世”之称，可到后期则沉溺声色、荒于朝政，虽招贤纳士，如命李白为待诏翰林，但只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多个弄臣而已，一旦犯龙颜则弃之不惜。相反，他亲小人，爱奉承，听谗言害忠良。如杨、高、安、李等人的得势与作乱都是他姑息养奸造成的。是他连连加封安禄山为三镇节度使的，又封杨贵妃的三个姊姊为国夫人，还肉麻地叫“姨”并给予“宠幸”。如此“作昏”，上行下效，乌烟障气，所以诗人以史为鉴指出：它将同历史上的“女祸”一样会弄到“天维荡覆”的地步。

　　最后一段的主要精神是通过雪谗向友人重申：虽怀才不遇但忠贞不变。“万乘”两句是作者的自慰，连万乘之尊的皇帝都发昏，何况一般人呢！当然这只能是意会，是作者对自己过去的沉迷的一种宽慰。而如今要立言不朽，谈古论今，洗冤雪谗，数说自己的怀才不遇和不变初衷的决心，希望得到朋友的信任和理解。所以他首先说“辞殚意穷，心切理直”，即是真心实意的。反之，则可对天发誓，决不是妄谈臆说。更进一步，也是作者的感情到了高潮，所以不惜反复，说如有虚假，是鬼是神，都逃不过子野的耳朵和离娄的眼睛。最后两句是再次呼告：希望得到朋友的信任和理解。

参考资料：

1、 詹福瑞 等．李白诗全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352-3552、 宋绪连 初旭．三李诗鉴赏辞典．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317-320

懒修珠翠上高台，眉月连娟恨不开。
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

　　《诗品》的作者司空图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苏东坡讲：“言有尽而意无穷。”《说诗粹语》的作者沈德潜也说：“诗要讲弦外音，味外味。”都是说诗要含蓄蕴藉，要有言外之意，才能使人读了感到诗意深厚，有无穷的意味。这首诗就有这个特点。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写的是失幸的官女怨恨君王的无情，然而仔细读来，却大有深意。诗人把准备应试的考生比作望幸的宫女，把主考官比作君王，把“美人”比做因主考官询私情而得中者。诗中含而不露，却又无情地讽刺了唐代科举制度中拘私舞弊的情形。

　　诗人一开笔，便描绘了一个登上高台而无心打扮愁眉紧锁愤慈难平的官女形象。第一句是写失幸官女怨恨之情态。第二句则进一步描写这个官女愁怨的面容。上一句是对官女体态的勾勒，下一句是对宫女的面容表情工笔细描。二者互相补充，相互映衬、便将望幸官女的情态、心绪，由表及里地合盘托出。既有表情的愁怨、又有内心的愤慈。作者匠心独运，借宫女之情，官女之态含而不露地将当时考生情态真实地表现出来。从宫女的“懒修珠翠”“眉······不开”，可以看到考生恨怨之看到考生愤慈之意。宫女对皇帝的恨怨正是考生对主考的恨怨。两句诗未着考生一字，考生的音容，表情与情怨内心的活动便悄然表露。可见诗人含蓄的笔法运用得十分纯熟。

　　第三句在全诗结构上又掀波澜，在前两句的基础上，诗人又宕开一笔：即使将皇帝望来，也全然无益。这一笔使诗情更深，使诗味更浓。乍看“纵使东巡”四字，会为望幸的宫女庆幸，皇帝还算有情，终于来了，为之一喜，可是再读“也无益”三字，会为之一惊，这样一喜一惊，更引人深思，使诗在跌宕中上升至理性高度，悟出一条道理。紧接第四句，一语道破：“君王自领美人来。”君王已经有了心上人了。这句如定音的锣鼓，既点明了“懒修珠翠”、“眉月连娟恨不开”的原因，又总括地指出“也无益”的道理，也说明了美丽的宫女失宠的原因是由于皇帝的偏爱。而考生寒窗十年不得中的原因也就清楚了，原来是由于主考官的狗私舞弊，他们早就有了“意中人”。该诗语言锐利泼辣，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要害所在，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

　　全诗文情自然，比拟切至，妙用隐喻，而能使人心领神会，感到含蓄有味。诗的语言也颇有特色。三、四两句自然流畅，犹如口语。一、二两句瑰丽多姿，雕饰工巧。“懒修珠翠”、“眉月连娟”等寥寥几字，把宫女姣美的形貌和懒洋洋的情态描绘得惟妙惟肖。愈写出宫女之美，愈显出“君王”之恶，是富有表现力的。诗中形象优美，除别有寓意外，仍然具有作为宫怨诗的完整的意境。方干《赠进士章碣》诗云：“织锦虽云用旧机，抽梭起样更新奇”，这首小诗用的虽是传统的比兴手法，却写得新颖别致，也可以说是“用旧机”织出的新“锦”。

参考资料：

1、 萧涤非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13172、 尚作恩 等．晚唐诗译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213-215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

参考资料：

1、 冯青;;韩愈籍贯新考[J];湖南教育;1981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