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西山归呈熊卓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参考资料：

　　《易》之《泰》：“上下交而上志同。”上《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上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 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上北曰太极门，上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明朝到了中叶,武宗朱厚照,昏庸无道,只知淫乐嬉游,不过问政事,的接见群臣,国家大事都由宦官刘瑾、谷大用等决定。针对这一情况，王鏊写了本文上奏武宗。文中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引经据史，条理分明，文字朴实无华，但颇有分量。

　　这首词笔法简洁细腻，以女子的口吻，写主人公与情人分别后的相思之情，情极深挚，非至情者莫能道出。写法上，运用复杂而微妙的感情交织，在对花的爱与恨以及对于相思的怕而又不得不相思的矛盾交织中，体现其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幸福的向往。该词化用了范仲淹《御街行》的“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及李清照《一剪梅》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上片从“花”字生发，鲜花象征着美好的事物，代表着纯真的爱情，并常常被用来比喻美丽的女子。“折花枝”尽管只是写了女主人公的一个动作，但也自然会使人联想到青春少女美丽的面庞及折花枝时的优美姿态，联想起“人面桃花相映红”（唐崔护《题都城南庄》）的艺术境界。“恨花枝”三字接得突兀，词人着一“恨”字，准确地刻划了折花人心灵深处的悲苦，这首词即以盈盈春色反衬人的失意。“准拟花开人共卮，开时人去时”，令人仿佛看到折花人流下相思泪，含情凝睇着伊入离去的方向。女主人公本来打算同恋人在花开时节共同饮酒赏花，可是花开之日却是人去之时，离愁既生，迁恨于花枝也是必然的。其实“花枝”并没有什么过错，“恨花枝”，说到底就是恨自己的恋人，本来说好的事情，为何能轻易违约匆匆离去。不过，这“恨”中也包含着爱的成份。

　　下片紧承上片意脉，娓娓道来，生动地写出自己的刻骨相思。这“相思”二字所包容的巨大能量，曾使古今中外的多少有情男女愁苦不已，损心伤神。回想昔日花好月圆共饮时，湖边柳下细和语，卿卿我我蜜意时，女子惧怕孤独、不甘寂寞， “怕相思，已相思”将女主人公怨恨、思念、爱怜的感情，细腻、逼真地表达出来，直抒胸臆。但“怕”又有何用，谁能摆脱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忧愁。但当心里有了“相思”的想法时，就已经在相思了。“怕”和“恨”连起来，正是白居易所描绘的“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的同义语。对一位感情丰富，情窦已开的女子来说，“恨”是“爱”的折光·，“怕”是“恋”的延伸，相思之苦，难遣胸怀。“轮到”，表明主人公过去还未曾品尝过相思之苦，正因为是初尝，才更能体会到相思是那样的折磨人，纠缠人，让人没法回避，无法推辞。心中所思，形诸面容，“眉间”自然会“露一丝”，这“一丝”凝聚着主人公对恋人的无限深情与怀念，其中有恨，有爱，有失望，有希望，有痛苦，有幸福，个中滋味难以表达。以“丝”谐“思”，采用民歌抒情惯用手法，清新含蓄，娇态可怜。

　　该词上片写实记事，下片抒情展怀。上下片虚实结合，相映相衬，情味浓郁，完美地塑造了一位多情女的形象。上下片打头的两个三字句，有很别致的形式：第二，三两字相互重复，句首第一字相互对照。例如白居易的“汴水流，泗水流——思悠悠，恨悠悠”，林逋的“吴山青，越山青——君泪盈，妾泪盈”，俞彦这首词颇具匠心地借助了这种形式上的奇突。“折花枝，恨花枝”和“怕相思，已相思”，前者是心理与行为，后者是心理与情势的比照和冲突，两者都不着痕迹地投射出词的主旋律——情绪上的双重体验（眷恋与痛苦），由此超越了语言结构的外壳，成为构成作品内在完整的有机因素。

参考资料：

　　本诗出自《三国演义》，无任何正史记载。与其说是诸葛亮诗，不如说是罗贯中诗。《三国演义》不愧为四大名著之一，不愧为中华文学史上的瑰宝，罗贯中亦不愧为小说大家，从这首小诗就能看出端倪来。首先，从写作角度来说，此诗为诸葛亮的出场，做了大气盘旋的铺垫。那么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刻画和场景氛围渲来说，起到了先声夺人的作用。

　　其次，此诗是为诸葛亮量身订做的，不仅十分符合诸葛亮的身份，而且一开始就为诸葛亮戴上了一顶智慧的帽子。说到这里了，就必须要解释一下这首诗的意思了。大梦，是道家对人生的一种诠释，在道思想中，梦既指混沌迷蒙的景象，又指人的感知与思想。“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结合《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来理解，意思就是在这乱世之中，人人迷茫，惊慌失措，但人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其中的缘由一直只有我才知道啊。

　　这里为什么是道教思想，而不是其他诸如佛教等教派的思想呢？明代小说家有一个通用的人物形象塑造定型，凡是智慧型的人物，都赋予道士身份，或者与道士形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比如大家熟知的瓦岗寨军师徐茂功、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梁山的军师吴用及智慧人物公孙胜，等等。罗贯中塑造诸葛亮也是一样，仙风道骨，呼风唤雨。因此，诗的第一句，基本上就给诸葛亮在小说中的形象定了型。还有一点，诸葛亮常自比管仲乐毅，诗句的意思正好与此呼应。

　　后两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字面上的意思是，我在草堂春睡已足，我都已经从美梦中醒来了，可窗外的太阳还在慢慢吞吞的移动。这句更深层的意思是表达诸葛亮虽然超然物外，遗世隐居，却从未放弃心怀天下、等待伯乐到来的雄心。用“日”来隐喻赏识自己的伯乐、未来的明主，用“日迟迟”形容明主的到来太慢了。实际上这是说给刘备听的，他在埋怨刘备来得太迟了。因为战乱年代，机会稍纵即逝，明主和贤臣相遇、相识、相知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也相当的宝贵。

　　由此可见，罗贯中把这首诗放在此处、此时，何其高妙，简直是神来之笔。

　　这首诗，仅从字面上看，前两句与后两句似乎没有什么内在的必然联系，但仔细玩味，一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大智大贤者的形象便活现出来了。体现出了作者高超的文学造诣。

参考资料：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尝贻余核舟一，盖大苏泛赤壁云。

　　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许。中轩敞者为舱，箬篷覆之。旁开小窗，左右各四，共八扇。启窗而观，雕栏相望焉。闭之，则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石青糁之。(箬篷 一作：篛篷)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手卷。东坡右手执卷端，左手抚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东坡现右足，鲁直现左足，各微侧，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衣褶中。佛印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神情与苏、黄不属。卧右膝，诎右臂支船，而竖其左膝，左臂挂念珠倚之——珠可历历数也。

　　舟尾横卧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啸呼状。居左者右手执蒲葵扇，左手抚炉，炉上有壶，其人视端容寂，若听茶声然。

　　其船背稍夷，则题名其上，文曰“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细若蚊足，钩画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

　　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对联、题名并篆文，为字共三十有四。而计其长曾不盈寸。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嘻，技亦灵怪矣哉！

　　主题思想

　　此文所写的这件雕刻品，原材料是一个“长不盈寸”的桃核，却生动地再现了宋代文坛上的一个著名典故——“大苏泛赤壁”。它构思精巧，形象逼真，显示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卓越成就。作者经过细致的观察，准确地把握了这件雕刻品的各个细节，然后按一定的空间顺序来描写整个核舟，写了作者对核舟的喜爱，表达了作者对艺术家王叔远技艺高超的赞叹以及对中国古代民间艺术的赞美之情。

　　写作特色

　　此文通过白描的手法，详细而有条不紊地记述了他所得到的一个微雕作品——核舟，采用的是“总分总”的结构模式。

　　先是概括地介绍王叔远微雕技艺的“奇巧”以及他技术的全面，既是全文的总提，也为转入正题蓄势。文字虽短，作用却大，不可以没有。接着详细介绍核舟所表现的苏东坡赤壁泛舟的故事和意境，从全舟到局部，从船头到船尾，从陈设到人物，从容写来，层次分明，丝毫不乱。尤其注重细部的描写，如雕栏上的对联，船头人物的姿势和神态，舟子的动作，都写得生动如见，令人既佩服王叔远雕刻之神，又赞赏魏学洢观察之细。刻者与写者，可谓是相互发明，相得益彰了。从描写看，王叔远不仅有高明的微雕技巧，而且很有见地。他表现东坡赤壁之游，不是简单地再现历史，而是对历史事实进行了合理的改造与加工。譬如雕栏上的对联，右边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出自苏东坡十月写的《后赤壁赋》，而左边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则是苏东坡写于七月的《前赤壁赋》中的名句。虽然季节有点不对，但用以揭示东坡泛舟时的月夜之景，却有不容抹煞的作用。又譬如所刻船头的三人，神态逼真，直如图画，但却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东坡泛舟赤壁时，第一次只有一个客人，第二次有两个客人，均无姓名，并没有黄庭坚与佛印参加，现在王叔远把他们硬扯在一起，当然体现了他的思想寄托。大约以佛印来体现东坡的禅味十足的空灵，而让黄庭坚这个挚友来安慰他的寂寞吧。

　　最后对核舟所作的总结性说明，为的是加深读者对微雕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之巨的印象，同时自然地过渡到作者的议论，再一次表达了作者对于这一微雕作品的赞美。结尾通计舟上所刻人、窗及其他物品的数量和刻字的总数，又以“计其长曾不盈寸”呼应开头，用以强调材料体积之小和雕刻的容量之大，然后用“嘻，技亦灵怪矣哉”作结。使文章如核舟一样，显得精细而完整，令人爱不释手。

　　此文语言平实、洗练，特别是摹写舟中人物情状，句句都出自作者审视所得，毫无夸饰，逼真而又生动，画相结合的写法，不只貌似，而且传神。例如：写苏东坡与黄右手执卷端，左手扶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这令人不只现左足，各微侧，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段，又是极细腻的文笔。写佛印是“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突出了这个出家人形象的特征，与读书人苏、黄神情不属。读罢令人有如同亲见“大苏泛赤壁”之感。

　　题目解说

　　“核舟”是一件微雕工艺品，原材料是一个“长不盈寸”的桃核。却生动地再现了宋代文坛上的一个著名掌故——“大苏泛赤壁”。它构思精巧，形象逼真，它显示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卓越成就。本文作者经过细致的观察，准确地把握了这件雕刻品的各个细节，然后按一定的空间顺序来写，从而鲜明地表现了它的整体形象。记是本文的文体，这里有描述的意味。

　　分段

　　第一层（第2至第4段）介绍舟的正面，这是显示雕刻家巧妙构思和精湛技艺的主要部分。又可分为三小层：

　　第一小层（第2段）先介绍“核舟”的体积，接着写舟的中间部分即船舱。其中，重点是介绍舱旁的小窗，它不仅可以开关，而且上面细；“启窗而观”，还有“雕栏相望”，更显出雕刻家构思的巧妙。

　　第二小层（第3段）介绍船头部分，写舟上游览者——苏轼、黄鲁直和佛印的外貌和神情。这一层对表现雕品的主题具有重要的作用，作者的介绍也最为详细。除了细致地写出人物的衣着、姿势而外，还着意描述了苏、黄二人泛舟时的心情。从“苏、黄共阅一手卷”、东坡“左手抚鲁直背”、鲁直“右手指卷，如有所语”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这山光水色的掩映之中，完全忘记了现实的烦恼，而陶醉在画卷的美好意境里，这是何等豁达、放旷的胸襟！至于佛印的“矫首昂视”，则又给人一种洒脱不群的感觉。这就自然成为苏、黄二人神情的陪衬，使画面显得不单调。

　　第三小层（第4段）介绍船尾部分，写舟子的表情和动作。两个舟子的神情也“不属”：一个“若啸呼状”，很悠闲自在；一个“视端容寂”，是很专注的样子。这样来塑造舟子的形象，更有力地突出了“泛舟”的主题，也渲染了舟中轻松、愉悦的气氛，跟船头的情景互绍了题名和篆章，以“细若蚊足，钩画了了”再次显示了雕刻家的高超技艺。题名用黑色，篆章用红色，对照鲜明，于此可见雕刻家的细心。

　　最后总括全文，通计舟上所刻人、窗及其他物品的数量和刻字的总数，又以“计其长曾不盈寸”呼应开头，用以强调材料体积之小和雕刻的容量之大，然后用“嘻，技亦灵怪矣哉”作结。

　　第一段总述。“奇巧”概括出雕刻工艺的特点

　　第二段分述。雕刻者刻的字暗示了核舟的主题。

　　第三段分述。三人各具情态，栩栩如生

　　第四段分述。而舟子一个悠闲，一个专注

　　第五段总述。“灵巧”照应“奇巧”，核舟体积小，内容丰富赞叹核舟技艺巧夺天工（王叔远的精湛技术，构思巧妙）。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