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尹东溪别业

　　李白的七绝《望庐山瀑布水》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登庐山五老峰》也是一首吟咏庐山美景的佳作，描写庐山的另一个风景点——五老峰。

　　首句就是“庐山东南五老峰”，开门见山，紧扣诗题，交待了五老峰的地理位置，点明是在庐山的东南面。然而，第二句就出奇了。人们都说五老峰形似五老人，而在李白的眼里，阳光照射下的五老峰，金碧辉煌，就如同盛开着的金色芙蓉花一般。而这种山势形状，原本是天工造化，自然形成的，但李白却偏偏说它是由青山削成的。这一“削”字下得极妙，它不仅相当生动地刻画出了五老峰的险峻陡直，同时也表明诗人是由下往上仰视五老峰的。

　　庐山南邻九江，如登上庐山小天池等景点向南远眺，就可望见九江、长江一带的秀丽景色。而五老峰本身就在庐山的东南面，靠得更近，也就更容易看清楚。原本是九江风光全在山下，尽收眼底之意，却被诗人说成“可揽结”，似乎可以随手采取到一样。所以这“揽结”二字又显得出奇了。倘若五老峰离九江不近，被其它山峰所挡，如果它不陡直，而是平坡斜面，也就无所谓“揽结”了。因此，首句所交待的“东南”方向和地理位置，次句以“削”摹写五老峰的陡直山势，是为伏笔一样，与此句的“揽结”完全照应了起来。

　　五老峰地处庐山的东南面，风光优美，山势又如此险峻，九江的秀丽风光又可尽收眼底，山上又有着白云青松，这一切都触动了诗人的出世思想，使他不忍离去，故而说：“吾将此地巢云松。”后来，李白果然在五老峰的青松白云之中隐居了一段时间。这首诗既反映了诗人对五老峰风光的热爱，同时也反映了诗人的出世思想。而这出世的思想则全是由末句告诉读者的，前面的三句全成了一种铺写。如果说次句是诗人由下往上仰视，那么第三句则是由上往下俯视，这一上一下，一仰一俯，正是写法上的变换，从而将五老峰的山色特点也都写活了。其中“削”、“揽结”等字词的运用，不乏想象和夸张的趣味，体现了李白诗歌一贯所具的风格。

参考资料：

　　全诗以抚时念危、忧国伤乱为主脉，共分三个层次，在叙述自己入幕前后的经历中，表露了作者孜孜不倦的思想追求。

　　第一层，从开头到“自有思归叹”，写诗人渴望从政匡济的夙志，和成为永王幕宾之后动摇不定的思绪。李白生活的年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特殊历史阶段。唐帝国的昌盛繁荣催发他产生了高度的自信力和宏伟的政治抱负。凭借个人的才能，他选择了不同于一般士子通过科考做官的道路，力求由隐而仕，走“终南捷径”。他的希望与日趋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天宝年间，长安三载的为宦生活使他目睹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与凶残，体会到政治迫害的冷酷无情。他带着痛苦的精神创伤和全身避祸的念头再度南北漫游，以寻求新的出路。然而，个人的不幸没能完全冷却他的报国热情，“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火焰仍在胸中燃烧。作品开篇寥寥四句，便把诗人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含蓄曲折地表现出来。宁戚、陈平是历史上齐桓公和刘邦的辅弼大臣，对安邦治国皆有所建树。不过宁戚未仕之前，为待明君而辅甘愿隐遁山林，以“饭牛”为业，自得其乐。陈平求官之后，几易其主，先投魏王咎做太仆，后从项羽入关征战，均因难展襟抱又依刘邦，终算找到了满意的归宿。李白借典咏志，委婉吐情。言外之意是说，自己虽浪迹天涯也不忘怀国运民生，一旦遇到明主就能为之筹谋献策，实现经世济民的伟抱。安史叛乱，国难当头，身为一介布衣的诗人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欃枪”四句诗人以古代星象、八卦之学发表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认为，中原上空出现了慧星，它的长尾横贯河北、河南之区。这恰是安禄山叛军铁蹄蹂躏广大北方，割据两河大半土地，进行称雄作乱的标记。尽管帝国江山遇到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天道没有变，国祚不可摇撼。这里，读者透过天人感应神密色彩的薄雾，足可领悟到诗人忧国的焦虑，对复兴的渴望。基于此，即不难理解和评价李白加入永王李璘幕府的事情。璘是玄宗第十六子，他奉乃父于逃蜀途中所下“制置”之诏，以抗战平乱为号召，大张旗鼓经营长江流域。当其水师开赴九江，栖身庐山的李白，在“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的邀请下，出于“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志，于是下山充任幕佐。诗歌“天人”二句就流露出欢欣鼓舞、乐观自豪的情绪。“天人”指永王璘。李白相信，这位光彩照人的大王充任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仗钺秉旄，发号施令，指挥三军，便能给统辖之地带来“春日遥看五色光”（《永王东巡歌》其三）的希望，让人久盼的太平景象指日可待了。“侍笔”两句写诗人初做幕僚的得意之态。他受到永王的礼遇，博得府主的厚爱，不能不感恩图报。他的同期诗作《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把自己赴永王军宴视为“如登黄金台”，感到很荣耀。他激励同僚：“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身退是李白的人生追求，他来永王幕府也不例外。可是没多久他的思想出现了新的矛盾，“不因”二句是问题的明证。导致他思想转变的根由是什么恐怕一时难以定评。就斗争形势考查，永王奉诏赴镇是在玄宗得知太子李亨即位灵武之前，待玄宗禅位，永王至江陵召募数万将土之后，肃宗与永王的冲突才逐渐公开化。李白对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缺乏了解，以为“永王正月（肃宗至德二年）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随着肃宗兄弟斗争的激化，李白看清了问题的真象，他不愿违背下山报国的初衷，打算退隐，这是含情入理的。当然也不排斥另说，认为永王辟聘李白仅为笼络人心，而非用其经纶之才。不然，李白入幕不久就不会产生“徒尘黍幕府，终无能为”（《与贾少公书》）的叹息。不管哪种因素起作用，归根到底还是统治者的昏聩自私葬送了诗人，使他不能为惨遭祸辱的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才智和忠爱。

　　自“主将动谗疑”到“留连道傍玩”为第二层，描述永王所部分崩离析的见闻，反映了诗人忧惧、迷茫的心境。“主将”两句是这层诗意的简括，点出了永王军队溃败的首要原因是主将狐疑猜忌，各怀异志。肃宗懂得，其弟占据东南要地，控制江淮租赋，如果羽翼丰满，必成心腹之患。因此，当永王拒绝听从他的归蜀之命的时候，则开始着手部署了翦除之计。李璘觉查后，战幕拉开，而其部下将帅因反内战却首议退路。《新唐书》本传载：“（季）广深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耶？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挂叛逆，如后世何？……于是，（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季）广琛以兵六千奔广陵”。季、浑、冯是永王军的主将，璘曾派季去攻打广陵采访使李成式，派浑去袭击吴郡采访使李希言。结果双方未及较量，永王营垒不攻自散。弹指之间，李璘所部变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军困旅。诗中“自来”六句是用具体事例描述永王军到处埃打，宾幕窜逃，溃不成军的情景。这里运笔老健精练，叙事兼带描状，灵活善变，只取几个镜头就把宏大的的空间，纷扰的战局，绘声绘形地浮现纸上。诗人先用“鼓噪”一词，活画出永王部队在转移中的情态，即军纪涣散，士气沮丧，吵吵嚷嚷。一群乌合之众拥向丹阳。这样的武装群体不仅战斗力丧失，连军心都很难维系。然后，诗歌又以“如浮云”、“从风散”在上下句之间复迭比喻永王的随从潜溜暗逃、土崩瓦解的局面。这样写法可谓取境真朴，神貌俱似，令人浮想联翩。据史料记载，永王的军队在丹阳一带受到地方势力的重创之后，便奔向鄱阳，企图逃往岭南。所以王琦《李太白全集》关于此句诗做了下面的说明：“璘与（李）成式将赵侃战新丰而败，非水战也。璘至鄱阳郡，司马陶备闭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非久攻也。其曰：‘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甚言其挠败之形有若此耳。”永王一败涂地，大局不可逆转，这对具有风云之心的李白来说，是无比的忧愤和失望。“草草”六句写仓皇南奔的狼狈相，叙事中糅入抒情，诗人心迹闪灼于字里行间。败兵逃命急如星火，唯恐追及丧生，不敢稍有停歇。诗人被裹挟在溃军里边，也和众人一样，懵头转向，对未来前途茫然无知。尤为困扰诗人的是，安史叛军还在广阔的中原横行，穷凶极恶地迫害天下同胞。此时，正需要有志之士奋起抗战，而自己反倒成了一个亡命徒，那平叛安民的宿愿一下子竟变得十分遥远，这又平添了诗人的无限慌恐和不安。诗句“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中的“北寇”一词，是把握诗人精神境界的钥匙，它应和“三川北虎乱如麻”（《永王东巡歌》其二）里的“北虏”同义，皆指安史敌军。诗人憎恶统治集团自相残杀，也不甘心充当内战的牺牲品。诗人运用一则历史故事表白了这层心思：《晋书·明帝纪》说，王敦阴谋起兵做乱，明帝得知消息，乘骏马微行察王敦营垒，刚离去，就被军士查觉。王敦立刻下令追赶，明帝逃离途中有马遗粪，为麻痹追者，便用冷水灌粪。又见旅馆前有位卖食的老太婆，于是给她一把七宝鞭，叮嘱她说：“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过一会儿，追者赶到，问老太婆，她回答：“去已远矣”，并拿出马鞭给他们看。追者传看把玩，逗留许久。又见马粪已冷，相信明帝远去无疑，因之，驻马停追。诗人也希望能够在肃宗兄弟的混战中活下来，留得血肉之躯，为平息安史叛乱，重整河山的伟业尽自己的责任。此处，诗笔随着空间场景的推移，流驰不居，从摄录永王部队败北惨状转写自己的心态，以引出下面直吐胸臆。

　　全篇最后一层，写诗人报效祖国的意志和决心，及其大志未遂的悲愤。这一层如通首诗的聚光点，展现了李白灵魂的光辉。其情词激楚，慷慨磊落，诗人的风采节概如在眼前。古时有一种传说，认为人的精诚之气上达于天，就会出现长虹贯日，太白食昴之类的天象。诗中“太白”二句采用夸张手法，形容自己怀有一团爱国的赤诚和喷吐进发的救亡热情。这类虚说虽属浪漫，却富有诗意。它与“秦赵”两句构成了内蕴丰富的隐喻世界，宣达了诗人有口难言的复杂心理。“秦赵”的诠释依照郭沫若的看法是：“《史记·赵世家》云：‘赵之先与秦共祖’。中衍之后飞廉有子二人，其一日恶来，其后为秦：恶来弟日季胜，其后为赵。故秦与赵乃兄弟之国。”而李白以“秦指肃宗集团，赵则喻永王军势”。由此推断，在北寇气焰嚣张，国家岌岌可危，百姓不遑安处的非常时期，肃宗兄弟非但不能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反而丢开民族的敌人于不顾，干戈相见，殃及爱国的兵民，这不能不叫人痛裂心肺。作品从“感遇”至煞尾六句，诗人抒发了如怒涛奔涌似的感情。李白之所以弃隐出世跟随永王，确“因天下乱离，四方云扰，欲得一试其用，以扩清中原，如祖逖，非敢有逆志”（王琦语）。对此，诗人扪心自问亦无愧色，其忠肝义胆冰清玉洁，生死不渝。可惜，诗人不仅壮志成空，而且成了从王为乱的逆臣。真是出师未捷名先毁，世人终难信高洁。这样的耻辱、这样的冤枉，更是无法向人评说。诗人拔剑击柱，凄怆悲歌。在这沉雄豪迈的诗句中表现了一颗洁美的心灵和黑暗的现实在剧烈的撞冲，仿佛奋斗一生、挣扎一生、苦闷一生的悲剧主人公在呼号。诗歌结尾如重锤擂鼓，沉着有力，饶有余音。

　　李白诗多以主观抒情为主，即使在那些叙事性较强的篇章里，也往往是借客观事物勾动胸中的感情狂澜，将它化为峥嵘骏发的艺术形象。比较而言，这首《南奔书怀》在整体谋篇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全诗结构是由两条意脉交结而成。一是写作者个人的理想，此线顺贯整个篇章，首尾遥应，展现了诗人终生萦怀心际的精神支柱；另是写永王军势兴而转败的过程。这条线因事而显，反映了作品基本情节发展的概貌。两线勾连，各有分工，前者重在抒情，后者以叙事为主，互相转合，不枝不蔓，形成条理有序的完整、严密的诗篇。这种构思自有它的妙处。一来可以把抒情主人公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让其生姿动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独自的人格美。二来能够避免长篇古体诗因一味写事而沉闷，或笔笔写情而空洞。如此诗两者相参，以情驭事，由事生情，和谐统一，才会有助于加强诗歌的张力。

　　其次，此篇使事较多，几乎句不离典，用走马观花的方式去阅读，不易理出头绪。但不可因此就得出萧士赟那样的结论：“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杂，决非太白之作。”公允地讲，李白作诗特别善于在联想的天地里驰骋笔锋，纵横无阻，也喜欢借助神话、历史故事进行抒情、议论，剖白自己内心世界。此作用典特征也与之相关。不过，诗人是在遭逢不白之冤，身家性命吉凶未卜的情势下创作这首诗歌的，其复杂心境，深隐苦衷都不宜直说，说亦难罄。只好把典实、传说化为诗中的意象，将它们连为一气，曲曲道出满腔的忠愤感激之情。这样，也为诗歌带来了浑化蕴藉的特点。

参考资料：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众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孙。
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
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
稍待秋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

南岳配朱鸟，秩礼自百王。
歘吸领地灵，鸿洞半炎方。
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
巡守何寂寥，有虞今则亡。
洎吾隘世网，行迈越潇湘。
渴日绝壁出，漾舟清光旁。
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昴。
紫盖独不朝，争长嶫相望。
恭闻魏夫人，羣仙夹翱翔。
有时五峯气，散风如飞霜。
牵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冈。
归来觊命驾，沐浴休玉堂。
三叹问府主，曷以赞我皇。
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

第一首

　　这首诗是杜甫青年时代的作品，充满了诗人青年时代的浪漫与激情。全诗没有一个“望”字，却紧紧围绕诗题“望岳”的“望”字着笔，由远望到近望，再到凝望，最后是俯望。诗人描写了泰山雄伟磅礴的气象，抒发了自己勇于攀登，傲视一切的雄心壮志，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

　　首句“岱宗夫如何？”写乍一望见泰山时，高兴得不知怎样形容才好的那种揣摹劲和惊叹仰慕之情，非常传神。岱是泰山的别名，因居五岳之首，故尊为岱宗。“夫如何”，就是“到底怎么样呢？”“夫”字在古文中通常是用于句首的语气助词，这里把它融入诗句中，是个新创，很别致。这个“夫”字，虽无实在意义，却少它不得，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可谓匠心独具。

　　接下来“齐鲁青未了”一句，是经过一番揣摹后得出的答案。它没有从海拔角度单纯形容泰山之高，也不是像谢灵运《泰山吟》那样用“崔崒刺云天”这类一般化的语言来形容，而是别出心裁地写出自己的体验──在古代齐鲁两大国的国境外还能望见远远横亘在那里的泰山，以距离之远来烘托出泰山之高。泰山之南为鲁，泰山之北为齐，所以这一句描写出的地理特点，在写其他山岳时不能挪用。明代莫如忠《登东郡望岳楼》特别提出这句诗，并认为无人能继。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两句，写近望中所见泰山的神奇秀丽和巍峨高大的形象，是上句“青未了”的注脚。一个“钟”宇把天地万物一下写活了，整个大自然如此有情致，把神奇和秀美都给了泰山。山前向日的一面为“阳”，山后背日的一面为“阴”（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由于山高，天色的一昏一晓被割于山的阴、阳面，所以说“割昏晓”。这本是十分正常的自然现象，可诗人妙笔生花，用一个“割”字，则写出了高大的泰山一种主宰的力量，这力量不是别的，泰山以其高度将山南山北的阳光割断，形成不同的景观，突出泰山遮天蔽日的形象。这里诗人此用笔使静止的泰山顿时充满了雄浑的力量，而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风格，也在此得到显现。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两句，是写细望。见山中云气层出不穷，故心胸亦为之荡漾。“决眦”二字尤为为传神，生动地体现了诗人在这神奇缥缈的景观而前像着了迷似的，想把这一切看个够，看个明白，因而使劲地睁大眼睛张望，故感到眼眶有似决裂。这情景使泰山迷人的景色表现得更为形象鲜明。“归鸟”是投林还巢的鸟，可知时已薄暮，诗人还在望。其中蕴藏着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对祖国山河的赞美之情。

　　末句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两句，写诗人从望岳产生了登岳的想法，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仙字精神。此联号为绝响，再一次突出了泰山的高峻，写出了雄视一切的雄姿和气势，也表现出诗人的心胸气魄。“会当”是唐人口语，意即“一定要”。如果把“会当”解作“应当”，便欠准确，神气索然。众山的小和高大的泰山进行对比，表现出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 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 也是一切有所作为的人们所不可缺少的。 这就是这两句诗一直为人们所传诵的原因。正因为泰山的崇高伟大不仅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所以登上的极顶的想望本身，当然也具备了双重的含义。

　　全诗以诗题中的“望”字统摄全篇，句句写望岳，但通篇并无一个“望”字，而能给人以身临其壕之感，可见诗人的谋篇布局和艺术构思是精妙奇绝的。这首诗寄托虽然深远，但通篇只见登览名山之兴会，丝毫不见刻意比兴之痕迹。若论气骨峥嵘，体势雄浑，更以后出之作难以企及。

第二首

　　咏华山一首，作者所写的华山亦同样雄伟。不过，与年青时代一首相比，这无疑是一首失意之作。自天宝乱来，作者饱历忧患方得重返朝廷，而今因宰相房琯败绩丧师于陈涛斜被罚，抗疏救之而获罪被贬。作者人至中年，除了官拜左拾遗一年境遇较佳，一直极备艰辛。因此，诗中亦有流露出失意徬徨之感。作者发端“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孙”即写华山崇高。作者虽然极欲登山，但“安得仙人九节杖”一句“安得”二字诘问，已表明了作者之愿难以实现。这好比作者欲要报国，却总是报国无门，无可奈何的心情。“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两句写作者仰望之余，预计攀登之路。不过这始终并未实行，只是作者在望岳时的盘算，藉以自我安慰而已。情况一如作者纵有一腔抱负理想，却只能空自盘算，无法行之于世。最后，本诗以“稍待西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作结，作者宦途的坎坷更是可见。现实环境的不顺，使得作者产生了厌倦宦途之情，期望于热闹中寻得凉冷以自疗创痛。以华山之顶比白帝之居，更表现了作者自感理想无可实现的失意徬徨。

第三首

　　咏衡山的《望岳》写于作者晚暮之年，首尾抒发议论，中间写景叙事。“南岳配朱鸟，秩礼自百王。欻吸领地灵，鸿洞半炎方”几句写历代帝王皆设职官崇礼衡山。“在德非馨香”句，寓有讽喻之意，以微婉之词道出，劝勉君主要以德治国。九、十两句，作者叙自己因世乱所驱投奔南国，所以有望岳的机会。接下来自“渴日绝壁出”至“散风如飞霜”写衡山景色，乃全篇中心所在。最后以祀岳之意作结，呼应起笔“秩礼”。而“曷以赞我皇”一句，杜甫爱国之心，强烈地洋溢于字里行间。这首《望岳》通篇皆流露着作者忠君爱国的情怀，即使飘泊江湖，仍是关心朝政，无日或忘。

总结

　　三首《望岳》旨趣、风格的不同，恰好能代表杜甫在青年、中年、暮年三个时期的心态。咏泰山的《望岳》表现的是一种积极用世的思想，代表杜甫青年时期光芒四射，积极进取的人生，因而予人雄奇壮阔的感觉，全诗形成了遒劲峻洁、气魄雄放的风格；咏华山一首流露作者宦途失意，报国无门之情，代表杜甫中年时期失徨，动极思静的人生，此诗因而显得委婉曲折，沉郁顿挫；咏衡山的《望岳》即或是有所讽喻，代表杜甫晚年时期内敛安命，与人为善的人生。从中可稍得杜甫思想转变的轨迹。不过，无论他的心态如何改变，有一点始终是相同的，那就是他的忠君爱国之心了。青年时杜甫想要为国出力，中年时他虽不得意，却仍有报国之思，晚年时他念兹在兹仍是君主与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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