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蓬莱 游兴

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景，吾老矣，寄余龄。

　　这首词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情绪，起笔甚为突兀，直以渊明就是自己的前生。他后来作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序云：“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陶渊明好饮酒，自言：“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饮酒二十首》序）苏轼能理解渊明饮酒的心情，深知他在梦中或醉中实际上都是清醒的，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充满了辛酸的情感，这种情况又与渊明偶合，两人的命运何其相似。渊明因不满现实政治而归田，苏轼却是以罪人的身份在贬所躬耕，这又是两人的不同之处。但他以旷达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逆境，以逆为顺，因而“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这些春天富于生气的景物使他欢欣，感到适意。

　　词的下片略叙东坡雪堂周围的景观。鸣泉、小溪、山亭、远峰，日与耳目相接，正如其《雪堂问潘邠老》所说：“余之此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仅以粗略的几笔勾画，表现出田园生活恬静清幽的境界，“意适于游，情寓于望”，超世遗物。作者接着以“都是斜川当日景”作一小结，是因心慕渊明，向往其斜川当日之游，遂觉所见亦斜川当日之景，同时又引申出更深沉的感慨。陶渊明四十一岁弃官归田，后来未再出仕，五十岁时作斜川之游。苏轼这时已经四十七岁，躬耕东坡，一切都好像渊明当日的境况，而不知是否也会像渊明一样就此以了余生。那时王安石已罢政数年，章惇、蔡确等后期变法派执政，政治生活黑暗，苏轼东山再起的希望很小，因而产生迟暮之感，有于此终焉之意。结句“吾老矣，寄馀龄”的沉重悲叹，说明苏轼不是自我麻木，盲目乐观，而是对政局存在深深的忧虑，是“梦中了了”者。

　　这首词似随手写出，未曾着意经营，而词人胸中自有成熟的构想，故下笔从容不迫，不求工而自工。从纵的方面看：醉醒连渊明，渊明连躬耕，躬耕连东坡，东坡连及雪堂与周围景物，景物连斜川，最后回应到陶渊明《游斜川》诗之“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迤逦写来，环环相扣，总不离于本题。从横的方面看：写周围景物，于所居之东坡则加细，说及一夜至晓的春雨、新晴；对西南诸景则只大略点出泉、溪、亭、丘，似零珠之散，合之则俨然是一幅东坡坐眺图，总归到“都是斜川当日景”之内，诚亦“至今使人想见其处”。以似斜川当日之景，引出对斜川当日之游的向往，对陶《游斜川》诗结尾所云“中觞纵遥怀，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当亦冥契于心。苏轼对付逆境有自己的特殊态度。他对生活有信心，善于从个人痛苦情绪中解脱出来，很快适应环境，将生活安排得很好，随遇而安。从这首词里也侧面反映了他与险恶环境作斗争的方式：躬耕东坡，自食其力，窃比渊明澹焉忘忧的风节，而且对谪居生活感到适意，怡然自乐，令政敌们对他无可奈何。苏轼有时难免有一点衰迟之感，却也留心着局势的变化，注意保存自己，不久神宗皇帝死后，哲宗即位，他又起复，积极从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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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精粹警拔，甘之如饴。上片四句，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写景清冷空寂，抒情韵悠意远。“路远人还远”前冠“因惊”，遂得精警拔俗之妙。所谓“人还远”，即人更远也，即心远也。与欧阳修“平荒尽出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用意想埒。只是欧词是从闺妇感受言之，柳词则以行人心会出之。俱可称俊语。

　　下片妙在后两句，前生有缘爱自可相期，是自慰语，也是祝祷语，更是期待语，语“愿天下有缘得都成了眷属”词异意同，它使全词拔高了一个音节，可堪细味。《全宋词》此词调名下唐圭璋括注一行小字曰：“案此首调名原作《瑞这股》，非，今按律改。”

　　澶渊之盟距李纲时期有一百多年，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往往有某些相似之处。宋钦宗时金国对大宋的侵略无异于当年辽对宋的侵略，且又过之。李纲在词中叙述史事，目的是以古喻今，对当朝皇帝进行讽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他希望皇帝能从真宗幸澶渊的史实得到启示，振作起来，抗金卫国，不要一味怯懦逃跑。

　　首句“边城寒早”。从边境自然气候的早寒，烘托战争威胁之严重。骄横恣肆的胡虏，竟敢远来侵占中国甘美的泉水，丰茂的草原，“铁马嘶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敌人的铁骑纵横，他们披着毡裘，冒着大雪，使一方国土受到严重的骚扰。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庙堂折冲无策，欲幸坤维江表”。庙堂，指朝廷。折冲，指抗击敌人。坤维，地的四角。江表，指长江以南地区。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兵大举入侵，“急书一夕凡五至”，真宗惊慌失措，无计抗击辽兵，召群臣商议对策。宰相寇凖力主真宗御驾亲征，真宗感到很为难。参知政事江南人王钦若主张驾幸金陵；四川人陈尧叟主张驾幸成都。成都远离汴京，故说“坤维”，即地角之意。不论南逃或西逃，都是主张放弃中原，包括汴京在内。把辽兵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土地，拱手送出去。真宗问寇凖：到底怎么办？寇凖答道：“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奈何……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势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宋史·寇凖传》）真宗不得已，勉强同意亲征。真宗到澶渊南城，群臣畏敌，又请求圣驾就此驻扎，不再前进。又是寇凖力排众议，据理力争。真宗乃渡澶渊河（即“径渡大河清晓”），直达前军。所以李纲满怀热情地写道：“叱群议，赖寇公力挽，亲行天讨。”“亲行天讨”就是天子代表上天亲自讨伐有罪的人。此指抗击辽军。“銮辂动，霓旌龙旆，遥指澶渊道。日照金戈，云随黄伞，径渡大河清晓。”对真宗亲征澶渊，李纲在词中极力夸张、铺叙，热情地、形象地描绘了天子御驾亲征的仪仗之盛，威仪之大，恰与钦宗、高宗的畏缩逃跑构成鲜明对比，一扬一抑，从侧面对当朝皇帝作了委婉的批评。“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皇帝亲征，大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大大振奋了民心，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峙，当辽国统军挞览出来督战时，被宋军用弩箭射死，挫败辽军。于是，“虏情慑，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宋辽议和，互立誓书，订立“澶渊之盟。”

　　作者对寇凖功绩的赞扬，是希望能有像寇凖这样的忠臣力挽狂澜，也寄托着他的自勉和身世之感。他对真宗的歌颂，也是对当朝皇帝的激励，因为曾御驾亲征的真宗，比起一味逃跑的皇帝毕竟大不相同，结果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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