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亭百咏·净居院

　　这首词没有《桂枝香》的豪雄慷慨，也没有《浪淘沙令》的踌躇满志。全词采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情真心切、恻恻动人、空灵婉曲地反映了作者积极的人生中的另一面，抒发了功名误身、及时退隐的的慨叹。

　　上片以写景为主，像是一篇凄清哀婉的秋声赋，又像是一幅岑寂冷隽的秋光图。旅舍客馆本已令羁身异乡的客子心中抑郁，而砧上的捣衣之声表明天时渐寒，已是“寒衣处处催刀尺”的时分了。古人有秋夜捣衣、远寄边人的习俗，因而寒砧上的捣衣之声便成了离愁别恨的象征。“孤城画角”则是以城头角声来状秋声萧条。画角是古代军中的乐器，其音哀厉清越，高亢动人，诗人笔下常作为悲凉之声来描写。“孤城画角”四有很强的感染力，并留下了对空旷寥阔的异乡秋色想象空间。下面接着说：“一派秋声入寥廓”，“一派”本应修饰秋色、秋景，而借以形容秋声，正道出了秋声的悠远哀长，写出了空间的广度，“入廖廓”的“入”字更将无形的声音写活了。开头三句以极凝练的笔墨绘写秋声，而且纯然是人为的声响，并非是单纯的自然声气。下两句主要写作者目之所见。燕子东一，大雁南飞，都是秋日寻常景物，而燕子飞往那苍茫的海上，大雁落向平坦的沙洲，都寓有久别返家的寓意，自然激起了词人久客异乡、身不由己的思绪，于是很自然地过度到下面两句的忆旧。“楚台风”、“庚楼月”用典。这里以清风明月指昔日游赏之快，而于“宛如昨”三字中表明对于往日的欢情与佳景未尝一刻忘怀。

　　下片即景抒怀，说的是：无奈名缰利锁，缚人手脚；世情俗态，耽搁了自的生活。风流之事可惜总被抛一边。“当初”以下便从“风流”二字铺展开去，说当初与心上之人海誓山盟，密约私诺，然终于辜负红颜，未能兑现当时的期约。“华表语”用了《搜神后记》中的故事，这里的“华表语”就指“去家来一”云云。关于“秦楼”，汉东府《陌上桑》中说：“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楼即为美貌坚贞的女子罗敷的居处。李白的《忆秦娥》中说：“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也以秦楼为思妇伤别之处，因而此处的“秦楼约”显系男女私约。这里王安石表面上写的是思念昔日欢会，空负情人期约，其实是借以抒发自己对政治的厌倦之情、对无羁无绊生活的留恋与向往。因而这几句可视为美人香草式的比兴，其意义远一般的怀恋旧情之名词意至此也已发挥殆尽，然末尾三句又宕开一笔作结，说梦回酒醒的时候，每每思量此情此景。梦和酒，令人浑浑噩噩，暂时忘却了心头的烦乱，然而梦终究要做完，酒也有醒时。一旦梦回酒醒，那忧思离恨是更深地噬人心胸。这里的梦和酒也不单纯是指实的梦和酒。人生本是一场大梦，《庄子·齐物论》上说只有从梦中醒来的人才知道原先是梦。而世情浑沌，众人皆醉，只有备受艰苦如屈原才自知独醒。因而，此处的“梦阑酒醒”正可视为作者历尽沧桑后的憣然反悟。

　　作为一代风云人物的政治家，王安石也并未摆脱旧时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两者中间徘徊。他一面以雄才大略、执拗果断著称于史册；另一面，激烈的政治漩涡中也时时泛起激流勇退、功名误身的感慨。这首小词便是他后一方面思想的表露。无怪明代的杨慎说：“大有感慨，大有见道语。”（《词品》）杨慎对王安石政治上的评价未必得当，但以此词为表现了作者思想中与热衷政治相反的另一个侧面，却还是颇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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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木兰花慢》以描绘清明的节日风光，侧面地再现了宋真宗、仁宗年间社会升平时期的繁胜场面。清明时节风和日暖，百花盛开，芳草芊绵，人们习惯到郊野去扫墓、踏青。这首词就以北宋江南清明郊游为再现对象，生动地描绘了旖旎春色和当时盛况，是一首典型的“承平气象，形容曲致”之作。

　　起首六句二十四字，兼写清明乍雨、群花烂漫，点出春日郊游的特定风物。起笔便异常简洁地点明了时令。紫桐即油桐树，三月初应信风而开紫白色花朵，因先花后叶，故繁茂满枝，最能标志郊野清明的到来。一个“拆”字，写尽桐花烂漫的风致。“先清明”，经过夜来或将晓的一阵疏雨，郊野显得特地晴明清新，点出“清明之明”。作者选择了“艳杏”和“缃桃”等富于艳丽色彩的景物，使用了“烧”和“绣”具有雕饰工巧的动词，以突出春意最浓时景色的鲜妍如画。不过，这首词的重点不于对动人春色的工笔描绘，所以自“倾城”句始，词进入游春活动的描述。作者善于从宏观来把握整体的游春场面，又能捕捉到一些典型的具象。“倾城，尽寻胜去”是对春游盛况作总的勾勒。人们带着早已准备好的熟食品，男骑宝马，女坐香车，到郊外去领略大自然的景色，充分享受春天的观乐。“雕鞍”代指马，“绀幰”即天青色的车幔，代指车。结两句，以万家之管弦新声大大地渲染了节日的气氛，词情向欢乐的高潮发展。词的上片，作者用浓墨重彩绘制出一幅生气盎然的清明踏青游乐图。

　　词的下片着重表现江南女子郊游的欢乐。柳永这位风流才子将注意力集中于艳冶妖娆、珠翠满头的市井妓女身上。这富于浪漫情调的春天郊野，她们的欢快与放浪，作者看来，为节日增添了浓郁的趣味和色彩，而事实上也如此。“盈盈”以女性的轻盈体态指代妇女，这里兼指众多的妇女。她们占芳寻胜，玩着传统的斗草游戏。踏青中最活跃的还是那些歌妓舞女们。她们艳冶出众，尽情地享受着春的欢乐和春的赐与。作者以“向路旁往往，遗簪堕珥，珠翠纵横”，衬出当日游人之众，排场之盛，同时也暗示这些游乐人群的主体是豪贵之家。这是全词欢乐情景的高潮。而作者对春之美好和生之欢乐的体验也抒发到了极致。继而词笔变化，作者继以肯定的语气，设想欢乐的人们，佳丽之地饮尽樽里的美酒，陶然大醉，有如玉山之倾倒。“罍”为古代酒器，即大酒樽。词的结尾“拚却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醒。”一句意思是，这些欢乐的人定是拚着明日醉卧画堂，今朝则非尽醉不休。不能把这一句简单用“醉生梦死”去界定，实际上，柳永这里讴歌的是古代女子这难得的自由机会和场合中所迸发的生命的快乐。

　　这首《木兰花慢》充分体现了柳词善予铺叙的表现特征。作者依赖调式变化、句式参差，造成了一种急促的节奏和繁密的语势；同时又通过特色景物的点染，大量细节的描写和场面的铺陈，将描写对象加以铺张渲染，为全词带来一种繁复之美。这是两宋时期广为传唱的“欢乐颂”和“春之歌”，体现了柳永创作风格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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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江红，双调九十三字，前阕四仄韵，后句五仄韵，前阕五六句，后阕七八句要对仗，例用入声韵脚。以岳飞词《满江红·怒发冲冠》最为有名。南宋姜夔始用平声韵，但用者不多。

　　题中“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吴城山”地名。据《太平寰宇记》：“南昌县……吴城山在治东一百八十里，临大江。”船经常航行到这里风浪所阻。张孝祥《吴城阻风》诗中云：“吴城山头三日风，白浪如屋云埋空。”形象地展示了江涛汹涌的险恶景象。

　　此词开头“春水迷天”两句，点出天气骤变，风浪连天江面无比险恶。作者紧扣住词题“阻风”下笔，而写得气势雄伟。在旧历三月，春暖雪化，江水猛涨，此时正值桃花盛开的的季节，故称“桃花浪”。杜甫《春水》诗：“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词里“风浪”二字连用，便在烟水迷茫的景象中显示出了一股汹涌险恶的气势。“云乍起”二句承上实写舟行所遇的险境。一个“还”字，既写出江面恶劣的环境延续，又暗示了时间的推移。这样开头几句就把行舟为风雨所阻的情况充分表现出来。“绿卷芳洲生杜若”二句，由远及近，写景如画。“杜若”，香草名。屈原《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在长满一片嫩绿芳草的水洲边上，舟泊烟渚，雨中落帆，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笔墨苍润的烟雨落帆图。

　　“傍向来沙嘴共停桡”二句，写停泊的情景。“向来”，即适来，“沙嘴”，即沙洲。晏几道《玉楼春》：“停桡共说江头路。”词人产生遇风浪而飘泊天涯的情怀，这就为下片的抒情作铺垫。

　　“寒犹在”以下四句，承上转下，由景及情，描写了寒夜停泊的情况。而“倚篷窗无寐”二句，更进一层，倚窗独酌，借酒浇愁愁更愁，这既表现出人物的孤独感，又是上文“愁肠”的进一步深化。“寒食清明都过却”二句，笔墨宕开，但与作者当时的心境相连结。词人想起清明节都已过去，自己早就误过归期，辜负了佳人相约的一片深情，心中充满了焦虑和痛苦。

　　结末“想小娄终日望归舟，人如削”，这句化用柳永《八声甘州》“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的词意。如果说柳永词中的“误几回”更觉灵动，那么这里的“人如削”就更能传神。唐代元稹《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馆夜对桐花寄乐天》诗：“是夕远思君，思君瘦如削。”不过，词中不是写自己，而是从对方着笔。本来是自己思归心切，却说佳人在小楼里终日痴望希望自己归来。这是出于自己的想象，是虚写更展示了作者急切回去的心情，但运用了“终日望归舟，人如削”这样具体细致的情节描写，不仅显得真实，化虚为实，而且把埋藏内心的思归意蕴充分刻画出来。

　　这首思归的词作，以景起，以情终，全词情景交织，然而在抒写旅途停泊时的感情起伏动荡，尤擅长于勾勒铺叙。这与柳永擅长表现羁旅行役的题材而又尽情铺展的格调是一脉相承的。

　　这首词抒写了他的恓惶情绪中对时代苦闷的色彩，有一种爱国情怀包含在里面。

　　李白《月下独酌》中有一首也写作者的孤独，全诗是：“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作者、影子、月亮在一起，又歌、又舞、又饮，颇有一点热闹气氛。向滈此词写灯、影、人相伴，大半是受了李诗的影响，但两者的情调却是不一样的。李白遇上的是唐帝国最强烈的时，他的个性既旷达不羁又积极向上，因而他的诗总是进取的，活泼的。向滈则不然，生活在那个令人空闷的时代里，加上自己又长年同亲人隔绝，所以他不可能象李白那样即使在孤独之中也充满着希望与活力。比如在这首词中就只有“灯”、“我”和“影儿”，无月，无酒，自然也无歌，无舞。同样是写孤独，但向滈笔下却处处是绝望的影子。

　　这首词构思新颖，作者把“影儿”写入作品，用以反衬自己的孤独与寂寞的心情，这既避免了纯说愁苦的单调，又使词篇更具形象性，大大增强了艺术效果。词篇用“谁伴”二字开头，一上来就突出了作者在窗前灯下为孤独而久久苦恼的情态，由“谁”字发问，便把读者引向对形象搜索与寻求。果然在问了千万声“谁伴”之后，作者终于发现了只有“影儿”相伴。虽有“影儿”相伴。

　　可是，就是这无言的、难以发现的影儿，况且也并不能“伴”得持久：“灯烬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找到影儿作伴，为的是给自己寻求安慰，谁料灯灭后连“影儿”不复存在了，加倍衬出了自己的孤单，于是便喊出：“无那，无那，好个栖惶的我”（无那，即无奈的意思）。影儿的恰妙运用，使抽象的愁思更为具体，行文也更生动。与晏几道《阮郎归》词中“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之句，可以先后媲美。

　　自然，这阕词的新颖构思，还可以从结构的安排上看出来。词作从独坐开始，用唯影相伴表现作者的孤单，这可以算是诗文中的佳境。接着说“影儿把人抛躲”，则将旧境翻新，感情也被深化到了顶点。

　　羁旅当然是愁苦、寂寥的。不过向滈的孤独似乎在离家别亲之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向滈出生时正当南宋初期，正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候。小朝廷采承妥协退让的国策；广大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因受到创伤而更加强烈，因而，要求驱逐金、收复失地的呼声高涨。为了给投降路线扫平障碍，统治阶级于是大规模地镇压抗战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那时的有识之士一方面眼看国力日衰，痛感空有报国之志而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又为个人渺茫的前途所烦愁，因此多半处在矛盾与伤感之中。向滈在一首《临江仙》中说：“治国无谋归去好，衡门犹可栖迟”，透露的正是爱国被冷落后的凄凉心情。据此，这阕《如梦令》抒写的恓惶情绪中也应包含有对时代苦闷的色彩。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家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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