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公谏厉王弭谤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本篇在结构上与前篇《祭公谏征犬戎》完全相同，仍然是谏因、谏言、谏果的三段式。首尾叙事，中间记言，事略言详，记言为主，体现了《国语》的一般特点。但本文的开头结尾却仍有独到之处。

　　文章开头，妙语传神。“厉王虐，国人谤王”，寥寥七字，胜于千言。一边是厉王虐，一边是国人谤。谤由虐起，事出必然，因果明了，壁垒分明，一开篇便展现给读者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既引出召公苦谏的缘由，也为厉王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厉王的一“怒”一“喜”，两个动词，如千钧之力，又将矛盾推向高潮，且把这位暴虐无道的昏君形象斧砍刀削得更加逼真。结尾是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开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此语真乃神来之笔，厉王以为高压就可止谤，因而“大喜”，其实高压下的沉默，只是火山喷发前的死寂。结尾“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这是愤怒与反抗的岩浆在凝聚力量。终于火山喷发，国人暴动，厉王被逐，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何其复杂的斗争。但作者全都略去，只写了“三年，乃流王于彘”，淡淡的七个字，对厉王是何等轻蔑，而留给后人的思考又是何等深刻!

　　召公的谏词，前后都是比喻。前一个比喻，说明“防民之口”的害处；后一个比喻，说明“宣之于口”的好处。只有中间一段切入正题，以“天子听政”总领下文，从正面写了“宣之使言”的种种好处。从公卿列士，史、瞽、师、蒙，到百工庶人，广开言路，畅所欲言，而后经天子斟酌取舍，补察时政，就使政策、政令不背真理。如此，恰当生动的比喻与严肃认真的正题有机结合，夹和成文，笔意纵横，态度真诚，用心良苦。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全诗八章，可分五层。首章为第一层，先兴比，后议论，开门见山，倡明主题。“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兴中有比；而诗人以常棣之花喻比兄弟，是因常棣花开每两三朵彼此相依而生发联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寓议论于抒情的点题之笔，既是诗人对兄弟亲情的颂赞，也表现了华夏先民传统的人伦观念。上古先民的部族家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他们看来，“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颜氏家训·兄弟》）。因而，比之良朋、妻孥，他们更重兄弟亲情。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更深刻揭示了《小雅·常棣》主题的历史文化根源。

　　二、三、四章为第二层。诗人通过三个典型情境，对“莫如兄弟”之旨作了具体深入的申发，即：遭死丧则兄弟相收；遇急难则兄弟相救；御外侮则兄弟相助。这可能是历史传说的诗意概括，也可能是现实见闻的艺术集中。这三章在艺术表现上也颇有特点。事例的排列由“死丧”、“急难”到“外御”，从而由急而缓、由重而轻、由内而外，构成一个颇有层次的“倒金字塔”，具有强烈而深远的审美效果。其次，采用对比手法，把同一情境下“兄弟”和“良朋”的不同表现加以对照，更见出兄弟之情的诚笃深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又更深一层：即使兄弟墙内口角，遇到外侮，也会不假思索一致对外。“阋于墙”与“外御其务”，两句之间没有过渡，情绪和行为的转变即在倾刻，有力表现出手足之情出于天然、发自深衷。由转折手法构成的这一典型情境，因表现了最无私的兄弟之情，成为流传至今的典故成语。

　　第五章自成一层。如果说，前面是诗人正面赞颂理想的兄弟之情，这一层则由正面理想返观当时的现实状况；即由赞叹“丧乱”时的“莫如兄弟”，转而叹惜“安宁”时的“不如友生”。“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这叹惜是沉痛的，也是有史实根据的。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手足相害的事频频发生。《常棣》的作者，是周公抑或召穆公，尚难定论；但有一点可肯定，诗人的叹惜是有感而发的，且有警世规劝之意。不过，这是在宴饮的欢乐气氛中所唱之诗，因此，在短暂的低沉后，音调又转为欢快热烈。

　　六、七章为第四层，直接描写了举家宴饮时兄弟齐集，妻子好合，亲情和睦，琴瑟和谐的欢乐场面。第七章“妻子”与“兄弟”的对照，包含了诗意的递进：“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而“兄弟既翕”，则“和乐且湛”。诗人似明确表示，兄弟之情胜过夫妇之情；兄弟和，则室家安，兄弟和，则妻孥乐。末章承上而来，卒章显志。诗人直接告诫人们，要深思熟虑，牢记此理：只有“兄弟既翕”，方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兄弟和睦是家族和睦、家庭幸福的基础。明理规劝之意，更为明显。

参考资料：

　　此篇之所以有不同的解释，分歧主要源于对“驺虞”一词的理解。坚持“诗教”的学者们视驺虞为仁兽，认为此诗是描写春蒐之礼的，人们驱除害兽，但又猎不尽杀，推仁政及于禽兽，但是将驺虞解释为兽名最大的缺点是与诗意不能贯通。有人说，“驺虞”是一种义兽，它不食活物，只食死物，有着慈悲心怀；还有人说，诗中的“驺虞”所指并非义兽，而是管鸟兽的官职，指代专门管鸟兽的官吏。《鲁诗》就已将“驺”释为天子之囿，将“虞”释为司兽之官，今人鲍昌《释〈驺虞〉》一文，解“驺”为饲养牲畜的人，解“虞”为披着虎皮大声呼叫的人，将驺虞合训为猎人。

　　全诗两章，每章三句，第一章首句“彼茁者葭”，“葭”是初生的芦苇，长势甚好，故用“茁”来形容。用“茁”还有一个好处，一下子就把蓬勃向上的气息散发出来了。此句点明了田猎的背景，当春和日丽之时。风煦润物，花木秀出，母猪藏匿在郁郁葱葱的芦苇之中，极为隐秘，猎人却能够“壹发五豝”，所获不菲。第二章首句“彼茁者蓬”，“蓬”指蓬蒿，草本植物。在这里，芦苇也好，蓬蒿也好，都不是什么主角，只是用来点缀鲜花的绿叶。此句指出行猎是在蓬蒿遍生的原野，天高云淡，草浅兽肥，虽然猎物小猪不易被发觉，但猎人仍然能够“壹发五豵”，轻松从容。打猎的地点、背景在变，但猎人的收获同样丰厚，足见其射技之高超。作者截取了行猎过程中的两个场景，简笔淡墨，勾勒出猎人弯弓搭箭、射中猎物的生动画面，可谓以少少许胜多多许。

　　关于“壹发五豝”与“壹发五豵”有多种解释。有人说“壹发”是指射出一支箭；有人说“壹”不是确数，“壹发”只是泛指射箭的动作；有人说“壹”是指一打，即十二，“壹发”是指射出十二支箭；还有人说这其实指的是一次驱车狩猎的行为。“豝”可能是公猪也可能是母猪，“豵”是指小猪。其实是雄是雌，是大是小关系都不大，因为这里主要想说明猎物之多，以引出末尾的感叹句：“于嗟乎驺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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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诗九章，一、六、八、九四章七句，二、三、四、五、七五章五句，句式参差错落，自然活脱，使人没有板滞、臃肿之感，在雅颂篇章中是颇具特色的。

　　就诗的内容来看，全诗可分两大部分。一至五章，主要就宫室本身加以描绘和赞美；六至九章，则主要是对宫室主人的祝愿和歌颂。

　　第一章先写宫室之形胜和主人兄弟之间的和睦友爱。它面山临水，松竹环抱，形势幽雅，位置优越，再加兄弟们和睦友爱，更是好上加好了。其中，“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二句，既赞美了环境的优美，又暗喻了主人的品格高洁，语意双关，内涵深厚，可见作者的艺术用心。接着第二章说明，主人建筑宫室，是由于“似续妣祖”，亦即继承祖先的功业，因而家人居住此处，就会更加快乐无间。言下之意，他们的创举，也会造福于子孙后代。这是理解此诗旨意的关键和纲领，此后各章的诗意，也是基于这种思想意识而生发出来的。以下三章，皆就建筑宫室一事本身描述，或远写，或近写，皆极状宫室之壮美。三章“约之阁阁，椓之橐橐”，既写建筑宫室时艰苦而热闹的劳动场面，又写宫室建筑得是那么坚固、严密。捆扎筑板时，绳索“阁阁”发响；夯实房基时，木杵“橐橐”作声，可谓绘形绘声，生动形象。正因为宫室建筑得坚固而紧密，所以“风雨攸除，鸟鼠攸去”，主人“居、处”自然也就安乐了。四章连用四比喻，极写宫室气势的宏大和形势的壮美，可说是博喻赋形，对宫室外形进行了精雕细刻的描绘，表现了作者的丰富想像力。如果说，四章仅写宫室外形，那么第五章就具体描绘宫室本身的情状了。“殖殖其庭”，室前的庭院那么平整；“有觉其楹”，前厦下的楹柱又那么耸直；“哙哙其正”，正厅是宽敞明亮的；“哕哕其冥”，后室也是光明的。这样的宫室，主人居住其中自然十分舒适安宁。

　　由此可见，作者在描绘宫室本身时，是由大略至具体、由远视到近观、由室外到室内，一层深似一层、逐步推进展现的。它先写环境．再写建筑因由，再写建筑情景，再写宫室外形，再写宫室本身，犹如摄影机一样，随着观察点和镜头焦距的推移，而把客观景象有层次、有重点地摄入，使读者对这座宫室有了一个完整而具体的认识。更突出的是，每章都是由物到人，更显示出它人物互映的艺术表现力。

　　此诗后四章是对宫室主人的赞美和祝愿。六章先说主人入居此室之后将会寝安梦美。所梦“维熊维罴，维虺维蛇”，既为此章祝祷的中心辞语，又为以下四章铺垫、张本。七章先总写“大人”所占美梦的吉兆，即预示将有贵男贤女降生。八章专说喜得贵男，九章专说幸有贤女，层次井然有序。当然，这些祝辞未免有些阿谀、有些俗气，但对宫室主人说些恭维的吉利话，也是情理中事。

　　从第八、九章所述来看，作者男尊女卑的思想是很严重的。生男，“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而且预祝他将来为“室家君王”；生女，“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而且只祝愿她将来“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男尊女卑，对待方式不同，对他们的期望也不一样。这应该是时代风尚和时代意识的反映，对后人也有认识价值。

　　总观全诗，以描述宫室建筑为中心，把叙事、写景、抒情交织在一起，都能做到具体生动，层次分明，虽然其思想价值不大，但在雅颂诸篇中，它还是比较优秀的作品。

参考资料：

　　召公在治西方的时候，治理得当，人民和睦。等到他去世了，人们怀念他，连他种的树都不忍心破坏，后人便作了这首诗来纪念他。全诗纯用赋体铺陈排衍，物象简明，而寓意深远，真挚恳切，体现了人民对召公的赞美和怀念。

　　《甘棠》一诗的主旨，自古至今，惟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认为是讽刺召伯之作，其他几乎众口一辞，均认为是怀念召伯的诗作。如《毛诗序》云：“《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郑笺云：“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朱熹《诗集传》云：“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

　　对比每章第二句针对甘棠发出的动作：首章曰“勿伐”，伐是齐根砍断；次章曰“勿败”，败是坏其枝叶；末章曰“勿拜”，拜，攀援使弯。《诗经》的重章叠句往往表现为情感上的由浅入深、由轻至重，行为动作上的由简至繁、由小到大，体现的是对主题的逐层深化。但这首《甘棠》一反故常，表现为动作上和行为上的先重后轻。由断到折再到使弯曲，动作愈来愈轻 。它说明了人们对甘棠的珍重态度，伐倒是不行的，折断枝叶也不可，既使是攀援弄弯也是不准的。于是这组动词的妙处和这组叠句的妙处所在即为： 它是用先重后轻的方式传达一种神圣的情感，一种基于敬仰、怀念召伯衍生出的对甘棠的情感。

　　再看每章末句由召伯做出的行动：首章曰“所茇”，茇是居住的意思，居住是较长一段时间内的状态；次章曰“所憩”，憩是休息，休息是较短时间内的状态；末章曰“所说”，“说”读为税，税即税驾，停下车子叫税驾，停下车子的时间比休息片刻的时间还要短。由居住到休息再到停车，行为愈来愈简。一位可敬的人居住时间长的地方，那地方就成了他的故居，人们视其为圣地，在那里人们睹物思人，想见其为人，有历史感和真实感。如果这可敬的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 ，别说是他长期居住的地方 ，就是他曾经立足、流连的地方也会神圣起来，同样，这组表示召伯行为的动词也像上组动词一样 ，表现了人们对召伯的无上景仰之情，其实这正是重章叠句的好处。

　　全诗三章，每章三句，全诗由睹物到思人，由思人到爱物，人、物交融为一。对甘棠树的一枝一叶，从不要砍伐、不要毁坏到不要折枝，可谓爱之有加，这种爱源于对召公德政教化的衷心感激。而先告诫人们不要损伤树木，再说明其中原因，笔意有波折亦见诗人措辞之妙。突将爱慕意说在甘棠上，末将召伯一点，是运实于虚法。缠绵笃挚，隐跃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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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

　　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有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皇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足乱浮云，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篱之鷃，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鲲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用现今的话说，宋玉的群带关系大概是糟透了。不仅是同僚中伤他，非议他，没少给他打小报告，就连“士民众庶”都不大说他的好话了，致使楚襄王亲自过问，可见其严重性。面对楚襄王的责问，宋玉不得不为自己辩护，然而整篇应对之词，却又没有一句直接为自己申辩的话，而是引譬设喻，借喻晓理。分别以音乐、动物、圣人为喻作比。先以曲与和作比照，说明曲高和寡；继以凤与鷃、鲲与鲵相提并论，对世俗再投轻蔑一瞥；最后以圣人与世俗之民对比，说明事理。总之，把雅与俗对立起来，标榜自己的绝凡超俗，卓尔不群，其所作所为不为芸芸众生所理解，不足为怪。“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既是对诽谤者的有力回击，也表现了自己孤傲清高的情怀。

　　宋玉的形象，颇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除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僚文人或未爬上高位的奴才文人之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的具有宋玉的性格特征。他们才高而命薄，正直而软弱，对社会的黑暗与丑恶十分敏感，却又无能为力。他们大都想入仕，想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但“世”是俗的，是小人的天堂，因此，他们常常在仕途上失意潦倒，最后只落个自命不凡，自命清高，怀着不被人理解的痛苦和愤慨而孤芳自赏。这一性格特征演化至现代，便形成所谓的“小资”情调。

　　宋玉与屈原，都具有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共性，区别仅在于性格的刚毅与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