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饴甥对秦伯

　　十月，晋阴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

　　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国谓君何？”对曰：“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

　　改馆晋侯，馈七牢焉。

　　春秋时期至此，齐桓公已成霸业，但楚成王独树一帜，宋襄公虽说气力不济，也自命不凡想弄个头头当当。不过诸侯间认得的只是实力！西北的秦穆公在百里傒等的辅佐下，国力日渐强盛。在外交上对近邻晋国更是倾注了心血。晋献公死后他辅佐夷吾入主。但是已成了晋惠公的夷吾背信弃义，最后导致秦晋韩原大战，他也当了俘虏。

　　本文的两位主人公，对于晋国几次蒙秦国的帮助，一届届的国君轮番上台，从国内混战残杀到自乱而治，直至最后晋文公称霸诸侯，都紧密相关，所以必须予以简介；而且本文所述的事件，在秦晋关系、晋国的变迁中也较重要。说明这一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对于理解本文，以至后面的许多文章，如《寺人披见文公》、《介之推不言禄》、《公子重耳对秦客》、《晋献公杀世子申生》等等的时代背景，也确实是不可或缺。

　　阴饴（yi）甥，即史籍所说的吕省，有的称其为吕甥，是晋国大夫，晋惠公的重要大臣。他并不是姓阴，阴是他封邑的名称，其复姓瑕吕。阴饴甥所扶保的晋惠公，是晋献公之子名夷吾。献公在其父统一晋国后的第二年继位，征伐骊戎时虏得了骊姬姐妹，献公很宠爱她们，二人生公子奚齐和悼子，骊姬为了能使奚齐继位，谮恶太子，其实太子申生和公子重耳都很有贤名，得知消息后申生不辨也不走，在曲沃自杀，重耳和夷吾逃亡。跟随重耳的名人不少，而吕省、（郤xi）芮跟随着夷吾。奚齐则被立为太子，但是这只给他带来了厄运。晋献公死后，里克、邳郑杀太子奚齐和悼子，使人迎接重耳入朝，重耳经过斟酌后拒绝了，他们就改迎夷吾。

　　在回晋国前，吕省认为内乱未定，另外还有其他公子在外，必须依靠强国的辅助，才能确保无虞。离晋国最近的强国就是秦，于是夷吾派郤芮前往恳求，还应许以焦、瑕二城答谢。秦穆公答应了并立即出兵护送，正遇齐桓公也派出隰朋率军来安定晋国，因申生之母是齐女，桓公是诸侯霸主，此次也是尽舅家的情义。齐秦共扶晋惠公上台。但是晋惠公继位后却杀了里克、邳郑，又反悔了当初的许诺，拒绝曾答应划出的土地，开始和秦国交恶。晋国后来遭遇大灾，百里傒等力劝秦穆公不计前嫌，给予了赈济，使晋国平安度过了饥荒。几年后秦大旱歉收，自然也向晋恳求帮助，但是晋惠公不仅不卖给粮食，反而大举发兵伐秦。为此，秦穆公大怒，亲自率领大军讨伐晋国。两国军队战于韩原（山西芮城，也有人认为是陕西韩城）。秦穆公的战车陷入重围，在他仰天长叹的时候，一群晋国的流浪汉救了他，并继续冲锋陷阵，结果是晋军大败，晋惠公当了俘虏。秦穆公拟杀了他祭祀天地。秦穆公的夫人，即是申生的姐姐，为了夷吾生命身穿孝服向穆公哀求。秦穆公答应了，让晋国派使臣到王城会盟。

　　在晋惠公背信弃义、和被伤害的秦国交锋又丧师辱国被俘后，阴饴甥作为战败国的代表，面对仁厚的秦穆公，理屈不容置疑，但是他并未词穷。他利用回答问题的机会，巧妙地表述了晋国国内的舆论倾向，向秦穆公施加压力；引用君子和小人的不同认识，喻请秦穆公权衡利弊，以博大的胸怀宽恕罪人。能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卑不亢并使得晋惠公脸面尚存，阴饴甥的外交辞令可谓典范。

　　文中所述阴饴甥的辩词，确实很精彩。但是须注意，这并非是谈判的开始，而是事件的整体结果已经明确，他的辩词不过是尾声随笔而已。不是阴饴甥保住了晋惠公的命。秦穆公没有杀晋惠公祭祀神明，绝非是被阴饴甥吓住了，而是周天子的干涉。天子以晋和周同宗为由，不允许杀。而申生的姐姐，也即穆公的夫人穆姬“衰絰涕泣”，也是功不可没。最重要的，还有晋惠公的态度。当两国国君会盟，秦穆公许可他回国时，晋惠公先派阴饴甥回晋，说明他已经没有面目再回国拜社稷，请诸臣立太子圉（yu），这就使得“晋人皆哭”。于是在阴饴甥回到王城后，才有了本文的问答。

　　晋惠公的态度，已经埋下了他与秦穆公无法真正和解、也是秦晋将继续为敌的伏笔。实际上他回国后，两家都未停止行动。晋惠公马上杀了亲秦的重臣，秦穆公也消灭了梁国。这梁国是夷吾逃亡避难的处所，也是太子圉母亲的娘家，得知这一信息，作为会盟后的晋国人质，太子圉就产生了逃跑回国的念头，并很快地付诸行动。他的逃走和继位后的作为，促使秦穆公下定了决心，辅助重耳！

　　秦晋韩原之战正值春秋诸侯争霸全面展开的时候，形势是瞬息万变。文中的人物，其命运也变幻莫测，对此，下面再作一简略的交待。

　　这一时期，郑庄公的霸业不复存在，齐桓公早已经成为各诸侯的首领；但是楚成王在中南独树一帜，扩展版图夯实了基础，军事上也和齐桓公能平分秋色；宋襄公虽说气力不济，只因为封爵最高，再满口仁义道德，就自命不凡想弄个头头当当，不过诸侯间认得的只是实力！没有人肯买宋襄公的账。齐桓公有楚成王掣肘，手就不能伸得太长，于是，西北的秦穆公在百里傒、蹇叔、孟明视的辅佐下，发展经济、精兵厉武，国力日渐强盛。在外交上，他安定周边诸侯小国，平剿作乱侵扰的诸戎少数民族武装，对于近邻晋国，则更是倾注了心血。晋武公统一后就撒手西去，其子晋献公平顺没有几年，便因家事纷争祸起萧墙。秦穆公因是女婿，在晋献公死后，即辅佐夷吾入主。俨然一派霸主形象。但晋惠公背信弃义反与秦为敌，最后导致韩原大战。经阴饴甥努力，晋惠公获释，两国缔结了盟约，晋惠公的儿子太子圉到秦国为人质。秦穆公仍然力求与晋的和平共处，就将宗室女子许配给姬圉，这就是怀赢——后来姬圉继位，称晋怀公，女为赢姓故称。但是姬圉却一直对秦囚惠公事耿耿于怀，他是偷偷逃回晋国的，怀赢作为妻子、女儿，决定不负任何一方，姬圉逃走时她没有声张，也拒绝同行，所以很得秦穆公赏识。晋怀公继位后决心铲除重耳，令跟随重耳的诸臣立即回国，否则灭其家族！晋国国内大开杀戒，秦穆公也下定了决心，从楚国招重耳。楚成王认定“楚远秦近，秦君贤，子其勉行”，礼送重耳到秦国。秦穆公将怀赢嫁给重耳，她因改嫁，以及重耳后来掌国成为晋文公，就改称文赢。秦穆公发兵送重耳入晋，杀晋怀公立重耳。阴饴甥即吕甥阴谋烧宫殿刺杀晋文公，文公得知后逃走，和秦穆公会于王城。阴饴甥引兵没能杀了晋文公，反被秦穆公所杀。

　　阴饴甥在这时奉命到秦国求和，实在是既理屈又尴尬。但是他在回答秦穆公的时候，阴饴甥巧妙地将国人分为“君子”、“小人”两部分，一正一反，既承认晋侯过错，向秦服罪；又表明晋国的士气不可轻侮，态度软硬兼施，不亢不卑，把话说的恰到好处。这个时候的他不但没有词穷，反而能振振有词地把秦穆公说服，以自己的庄重自持、气节凛然、才智纵横，既赢得了秦穆公的尊重与款待，又不辱使命，达到了营救自己国君的目的。这真是一篇饱含思想智慧的的外交辞令。阴饴甥的精彩辩词，让他的外交辞令可称典范。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

　　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曰：“天，积气耳，亡处亡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

　　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耶？”

　　晓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

　　其人曰：“奈地坏何？”

　　晓者曰：“地，积块耳，充塞四虚，亡处亡块。若躇步跐蹈，终日在地上行止，奈何忧其坏？”

　　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

　　《杞人忧天》是一则寓言，出自《列子·天瑞篇》。文章通过杞人忧天的故事，嘲笑了那种整天怀着毫无必要的担心和无穷无尽的忧愁，既自扰又扰人的庸人，告诉人们不要毫无根据地忧虑和担心。文章基本以对话构成，言简意赅，逻辑严谨，读来文气贯通，一气呵成。这是一则益智寓言，写了忧天者与忧人者两种人。作者并不以这两种人为然。

　　文章重要刻画了一个“杞国人”的形象，他头顶蓝天，却整天担心蓝天会崩塌下来，脚踏大地，却成天害怕大地会陷落下去，以致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他还担心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会掉下来，惶惶不可终日。在别人耐心的开导下，他又放下心，高兴极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就浮现在读者的眼前了。

　　另外一个人物，开导杞人的热心人，他对天地星月的解释，是不科学的，只是代表了当时的认识水平，但他那种关心他人的精神，耐心开导的方法，还是值得肯定的。古代道家学者长卢子也并不赞成这个开导者关于天地无毁的说法，他认为一切事物既有成，就有毁。而列子认为，天地无论成毁对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道的本质在于虚静无为，人也应该以笃守虚静的处世态度，不必在不可知的事物上浪费心智。

　　这则寓言的客观意义是值得重视的，它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在宇宙形成理论上的成果，所谓“积气”、“积块”、“日月星宿亦积气中有光耀者”等见解，其辩证思维水平之高，是令人信服的。

　　这则寓言故事运用对话刻画人物，人物形象分明。故事短小，但寓意深刻，耐人寻味。文章基本以对话构成，言简意赅，逻辑严谨，读来文气贯通。这则寓言也成为后世文人常用的典故，如李白有诗曰“杞国有人忧天倾”，即出于此。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

参考资料：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之观，于上独有云气，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王曰：“朝云始楚，状若何也？”玉对曰：“于始楚也，榯兮若松榯；于少进也，晰兮若姣姬，扬衭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驾驷马，建羽旗。湫兮如风，凄兮如雨。风止雨霁，云无所处。”王曰：“寡人方今可以游乎？”玉曰：“可。”王曰：“于何如矣？”玉曰：“高矣显矣，临望远矣。广矣普矣，万物祖矣。上属于天，下见于渊，珍怪奇伟，不可称论。”王曰：“试为寡人赋之！”玉曰：“唯唯！”

　　惟高唐之大体兮，殊无物类之可仪比。巫山赫于无畴兮，道互折而曾累。登巉巗而下望兮，临大阺之稸水。遇天雨之新霁兮，观百谷之俱集。濞汹汹于无声兮，溃淡淡而并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上。长风至而波起兮，若丽山之孤亩。势薄岸而相击兮，隘交引而却会。崪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砾磥磥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礚礚。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沫潼潼而高厉，水澹澹而盘纡兮，洪波淫淫之溶。奔扬踊而相击兮，云兴声之霈霈。猛兽惊而跳骇兮，妄奔走而驰迈。虎豹豺兕，失气恐喙；雕鹗鹰鹞，飞扬伏窜。股战胁息，安敢妄挚。于是水虫尽暴，乘渚之阳，鼋鼍鱣鮪，交积纵横。振鳞奋翼，蜲蜲蜿蜿。

　　中阪遥望，玄木冬荣，煌煌荧荧，夺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殚形。榛林郁盛，葩华覆盖；双椅垂房，纠枝还会。徙靡澹淡，随波闇蔼；东西施翼，猗狔丰沛。绿叶紫裹，丹茎白蒂。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清浊相和，五变四会。感心动耳，回肠伤气；孤子寡妇，寒心酸鼻。长吏隳官，贤士失志；愁思无已，叹息垂泪。

　　登高远望，使人心瘁；盘岸巑岏，裖陈皑皑。磐石险峻，倾崎崖。巌岖参差，纵横相追。陬互横啎，背穴偃蹠。交加累积，重叠增益。状若砾柱，杂巫山下；仰视山巅，肃何千千。炫燿虹蜺，俯视峥嵘，窐寥窈冥，不见于底，虚闻松声。倾岸洋洋，立而熊经，久而不去，足尽汗出。悠悠忽忽，怊怅自失。使人心动，无故自恐。賁育之断，不能为勇。卒愕异物，不知所出。纵纵莘莘，若生于鬼，若出于神。状似走兽，或象飞禽。谲诡奇伟，不可究陈。上至观侧，地盖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罗生。秋兰茝蕙，江离载青。青荃射干，揭车苞并。薄草靡靡，聮延夭夭，越香掩掩；众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鸣相号。王鴡鸝黄，正冥楚鸠。秭归思妇，垂鸡高巢。于鸣喈喈，当年遨游。更唱迭和，赴曲随流。

　　有方之士，羡门高谿。上成郁林，公乐聚榖。进纯牺，祷琁室。醮诸神，礼太一。传祝已具，言辞已毕。王乃乘玉舆，驷仓螭，垂旒旌；旆合谐。紬大絃而雅声流，冽风过而增悲哀。于是调讴，令人惏悽，胁息曾。于是乃纵猎者，基趾如星，传言羽猎；衔枚无声，弓弩不发，罘不倾。涉莽莽，驰苹苹。飞鸟未及起，走兽未及发。何节奄忽，蹄足灑血。举功先得，获车已实。王将欲往见，必先斋戒。差时择日，简舆玄服。建云旆，蜺为旌，翠为盖。风起云止，千里而逝。盖发蒙，往自会，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九窍通郁，精神察滞。延年益寿千万岁。

　　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在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两篇赋都是写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爱情故事，但两篇赋的神女形象差别很大。

　　《高唐赋》中的神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自由奔放、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所谓“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这是一片赤裸裸的原始激情和欲望的自然流露，是未曾受到任何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束缚的人性的直接张扬。这种随意放任的性关系并非宋玉的凭空想像，而是原始初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于原始时代“自由”婚姻的朦胧回忆。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确实存在着无限制的随意婚姻和自由放任的性关系。并且，原始社会结束后，这种状况还有延续。不要说更远，即使是到了一夫一妻制已经建立起来，配偶关系相对稳定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初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性关系还是相当自由和放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绝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如一些重大的节日，性关系更是随意而放任。古罗马的沙特恩节要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欢，同时“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因而也就成为纵情欢乐的代名词。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郑玄注：“阴讼，争中冓之事以触法者。”从“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甚至有因婚媾而争讼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性关系也是相当自由的。《周礼》所记反映的大约是商周时代的事，是传统习俗的延续和发展，由此不难想像神话产生的原始时代性关系的更大自由和放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巫山神女“愿荐枕席”，主动寻求匹偶交欢的举动就很好理解了：既不是反常，也不是“淫惑”，而是她那个时代（即神话时代）的十分正常而普遍的行为。

　　巫山神女神话特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她的神奇变化：“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巫山神女没有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即直接变为朝云和行雨，是非常神奇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通过经验和理智去解释，而只能通过神话的逻辑——变形法则——去说明。在原始人看来，“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于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征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原始初民的想像正是由于轻而易举地越过决定事物性质的界限而显得丰富和大胆。

　　以上两个方面即追求爱情的方式和神奇变化，充分说明《高唐赋》中的神女是一个具有明显原始神话特征的神话式人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女神。

　　而《神女赋》中的神女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这是一个服饰华美、容貌姣丽、举止端庄、神态娴静的女性。宋玉除了强调她的光彩照人的外貌之外，更强调她的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温柔和顺，安闲自得，骨法奇美，适于侍奉君上；一是贞谅清洁，意态高远，以礼自持，凛然难犯。可以看出，以上两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与原始神话中的女神格格不入，她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和《神女赋》不是一个形象。

　　关于《高唐赋》的主题思想，有学者认为高唐神女化为云雨是一种艺术想像，由于这种想像表现了男女交欢时那种像云一样飘忽，像雨一样空灵的感受，符合人们接受的心理基础，因而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并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艺术想像正是宋玉突发奇想的神来之笔，是宋玉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些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把男女交欢与云雨联系起来并非宋玉的发明。有学者以中外古代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联系实乃出于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是交媾致雨宗教观念的反映。原始宗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交相感应的，人的主观意念和行为可以影响客观事物的发展，巫术“相似律”原理认为，“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而男女交媾诱发降雨正是这种神秘的交感观念的反映。他们认为，行云降雨是天地阴阳交会的结果，所谓“天地相会，以降甘露”。（《老子》第32章）《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云雨则是使万物化生的最重要条件。原始初民的祈雨方式有多种多样，而交媾致雨的方式由于于自身的特点便成为他们比较常用和普遍的一种方式，有的民族还因此形成了有关的宗教仪式。

　　有了雨露滋润，草木得以茂盛，五谷得以丰收，因而由交媾致雨又进一步发展为可以促进丰收、富足乃至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婚俗诗时曾指出：“初民根据于感应魔术原理，以为行夫妇之事，可以助五谷之蕃育，故嫁娶必于二月农事作始之时行之。”初民相信“如果没有人的两性的真正结合，树木花草的婚姻是不可能生长繁殖的”。弗雷泽在考察了中美洲、非洲、澳洲以及亚洲的原始民族之后得出结论：“他们仍然有意识地采用两性交媾的手段来确保大地丰产”，并相信与传说中的神灵交媾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类似的观点在于他宗教文化学和人类文化学著作中也时有所见。

　　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是特定宗教民俗背景下的产物，是多次发生过的“现实”，高唐神女与怀王交欢之后化为云雨的故事不过是它的神话反映而已，是宋玉对传统宗教和神话所做的比较忠实的记录。宋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大胆地吸收民间神话，巧妙地运用它为自己的立意构思服务：借助神话所固有的观念内涵和文化意蕴来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这就是说，《高唐赋》正是在这则神话所固有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基础上的再创作。明确了《高唐赋》与高唐神女神话及于文化观念意蕴之间的关系，实际也就找到了认识作品的思想指向。

　　《高唐赋》由序和正文构成，实际写了三个内容：一、高唐神女神话及于所体现的交媾致雨的宗教观念。之所以在作品的开头先讲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就是以它的文化观念意蕴统摄全文。二、云雨之后山河更加宏伟壮丽，万物充满勃勃生机。这部分篇幅最长，是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形象表现。三、鼓励襄王往会神女，希望通过与神女交欢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福祉。这部分是全文的结尾，表明往会神女的目的。这个目的与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是完全一致的。

　　《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如下：根据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宋玉在赋文中鼓励襄王往会神女，与神女交欢，希望借此达到政治清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以及个人身心强健、延年益寿的目的。同时，由衷赞美山河大地的宏伟壮丽和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赞美由神女所化的云雨给世界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可以看出，《高唐赋》的立意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基础上，是按照古老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展开铺写的，因此，全文都以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为统摄。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文中对于山河大地和云雨的由衷赞美，依稀可以看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的踪影。这样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使序和正文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避免了于他各种说法导致的“两回事”的缺欠，并可以从神话故事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渚宫旧事》之三引《襄阳耆旧传》写怀王游高唐梦神女与之交欢，神女临别时说：“妾处之，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灵，幸妾之搴。将抚君苗裔，藩乎江汉之间。”原文可能有脱误，大致意思是：“蒙你不弃我的陋质，爱幸于我，我将保佑你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藩昌于江水和汉水之间。”神话故事本身就说明与神女交欢即可受到神女的保佑，使人口繁衍，民族兴旺。这对于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