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吴云驭太史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

　　在这篇赠序里，作者叙述个人早年虚心求教和勤苦学习的经历，生动而具体地描述了自己借书求师之难，饥寒奔走之苦，并与太学生优越的条件加以对比，有力地说明学业能否有所成就，主要在于主观努力，不在天资的高下和条件的优劣，以勉励青年人珍惜良好的读书环境，专心治学。全文结构严谨，详略有致，用对比说理，在叙事中穿插细节描绘，读来生动感人。

　　此篇赠序是宋濂写给他的同乡晚生马君则的。作者赠他这篇文章，是以勉励他勤奋学习，但意思却不直接说出，而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中引申而出，婉转含蓄，平易亲切，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硕德长者对晚生后辈的殷切期望，读来令人感动。

　　第一段写自己青少年时代求学的情形，着意突出其“勤且艰”的好学精神。内中又分四个层次。

　　第一层从借书之难写自己学习条件的艰苦。因家贫无书，只好借书、抄书，尽管天大寒，砚结冰，手指冻僵，也不敢稍有懈怠。

　　第二层从求师之难，写虚心好学的必要。百里求师，恭谨小心。虽遇叱咄，终有所获。

　　第三层从生活条件之难，写自己安于清贫，不慕富贵，因学有所得，故只觉其乐而不觉其苦，强调只要精神充实，生活条件的艰苦是微不足道的。

　　第四层是这一段的总结。由于自己不怕各种艰难，勤苦学习，所以终于学有所成。虽然作者谦虚地说自己“未有所成”，但一代大儒的事实，是不待自言而人都明白的。

　　宋濂为人宽厚诚谨，谦恭下人。此文也是一如其人，写得情辞婉转，平易亲切。其实按他的声望、地位，他完全可以摆出长者的架子，正面说理大发议论，把这个青年教训一通的。然而他却不这样做。他绝口不说你们青年应当怎样怎样，而只是说“我”曾经怎样怎样，自己放在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上，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和切身的体会去和人谈心。不仅从道理上，而且从形象上、情感上去启发影响读者，使人感到在文章深处有一种崇高的人格感召力量，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在不知不觉中缩短了与作者思想上的距离，赞同他的意见，并乐于照着他的意见去做。写文章要能达到这一步，决非只是一个文章技巧问题，这是需要有深厚的思想修养作基础的。

　　其次，作者在说理上，也不是凭空论道，而是善于让思想、道理从事实的叙述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而在事实的叙述中，又善于将概括的述说与典型的细节描绘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使文章具体实在，仅在行文上简练生动，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例如在说到读书之难时，作者在概括地叙述了自己因家贫无书，不得不借书、抄书，计日以还的情形后说:“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通过这样一个典型的细节描写，就使人对作者当初读书的勤奋及学习条件的艰苦，有了一个生动形象的具体感受。理在事中，而事颇感人。这也是此文使人乐于赞同并接受作者意见的又一个内在的原因。

　　而且，文章浑然天成，内在结构却十分严密而紧凑。本来文章所赠送的对象是一篇之主体。然而文章却偏把主体抛在一边，先从自己谈起，从容道来，由己及人，至最后才谈及赠送的对象。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匠心独运。在文章的深层结构中，主宾之间有一种紧密的内在联系，时时针对着主，处处照应到主，而却避免了一般赠序文章直露生硬的缺点，使文章委婉含蓄，意味深长。在写作中又成功地运用了对比映衬的手法，使左右有对比，前后有照应，文章于宽闲中显示严整，“鱼鱼雅雅，自中节度”。这一点给人的印象也是十分深刻的。

参考资料：

　　小说《水浒传》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闹东京》中，浪子燕青引宋江再次见到名妓李师师，李师师以酒食款待他们。席间，李师师低唱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宋江乘着酒兴，填写了这首词，呈给李师师。

　　该词上片前面四句描述了宋江自己曾为世道所不容纳，竟然到了无处安身的地步，后来投奔了梁山，做了梁山泊的寨主，现在来到东京，观赏灯景。接着后面的五句，笔锋转向李师师，表述了宋江对这位名妓的倾慕之情。先是描述了李师师的衣着服饰，“翠袖围香，绛绡笼雪”，衣袖散发着淡淡的香气，红色绢纱里笼罩着的是如雪的洁白肌肤。面对这样一位佳丽，是值得掷干金来买她的一笑的。像这样美如仙女的人，是薄幸的男人无缘消受的。

　　这首词下片前面的五句，回述了宋江身在粱山水泊的寂寞情怀，色沉雁杳，日夜盼望朝廷降旨招安的消息。结尾五句描述了他满怀忠义之心，却不能够被理解，为此常只能是借酒浇愁，把头发都愁白了。宋江这一次冒险来到东京观赏花灯的真实目的便是设法打通关系，想要通过名妓李师师能让宋徽宗体察到他宋江的”忠肝义胆”，殷切希望朝廷能够对梁山水泊的起义军进行招安。这首词集中披露了宋江投奔梁山只是暂时栖身，最终将投降朝廷的用心。

参考资料：

　　灵、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宣慰安君，因诸苗夷之请，新其祠屋，而请记于予。予曰：“毁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盖莫知其原。然吾诸蛮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举而不敢废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祀，唐之人盖尝毁之。象之道，以为子则不孝，以为弟则傲。斥于唐，而犹存于今；坏于有鼻，而犹盛于兹土也，胡然乎？”

　　我知之矣：君子之爱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乌，而况于圣人之弟乎哉？然则祀者为舜，非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后乎？不然，古之骜桀者岂少哉？而象之祠独延于世，吾于是盖有以见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泽之远且久也。

　　象之不仁，盖其始焉耳，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书》不云乎：“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 瞽瞍亦允若，则已化而为慈父。象犹不弟，不可以为谐。进治于善，则不至于恶；不抵于奸，则必入于善。信乎，象盖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国，象不得以有为也。”斯盖舜爱象之深而虑之详，所以扶持辅导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圣，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见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泽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诸侯之卿，命于天子，盖《周官》之制，其殆仿于舜之封象欤？

　　吾于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然则唐人之毁之也，据象之始也；今之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终也。斯义也，吾将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

　　本文为王守仁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时所作。象祠，为纪念虞舜的同父异母弟象而修建的祠堂。根据古代传说，象在其母怂恿下，曾多次谋害舜，皆未得逞。其后，象被舜所感化。舜即位后，封象为有鼻国国君（其领地在今湖南道县北）。在传统观念中，象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唐代时，道州刺史就曾毁掉当地的象祠。不过，王守仁认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象之所以最后受到感化，正说明舜的伟大，从而说明君子修德的重要性。这也是作者一贯倡导的“致良知”的具体例证。

　　这又是一篇阐明作者“致良知”的观点的论文。全文从宣君修缮象祠写起，作者连着用了两个“胡然乎”的质疑句子带动了全文。在正面论证“致良知”这一中心内容时，作者采取了层层深入、水到渠成的手法。他首先指出，人们之所以为象立祠，是为了纪念舜，即所谓“爱屋及乌”之意，然后具体到舜是如何感化象的。（关于象在早年是如何的“不善”，在古代是人人熟知的，所以作者不再列举。）这就很自然地得出了第四段结尾中所说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结论。

　　王阳明的文章比较通俗明快，这是为了宣扬他的哲学思想的需要。同时，为了触类旁通，他惯于在行文时多举例证。例如，在这篇短文中，他援引的古书就有《书经》《孟子》；还用“管蔡不免”的史实反衬舜的感化之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还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这首小令可分四层，第一层说喇叭、唢呐最突出的特征是“曲儿小腔儿大”，暗示小人得意的情状；第二层说喇叭、唢呐的用途，是为来往如麻的官船抬声价，即为官方所用；第三层展示喇叭、唢呐用途的另一面：为害军民，即在为官船抬声价的同时，肆意侵害军民的利益，让老百姓一听到喇叭、唢呐之声就不寒而栗，胆战心惊；最后一层写喇叭、唢呐吹奏的结果：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直吹得民穷财尽，家破人亡。曲中表面上写的是喇叭和唢呐，实则处处写的都是宦官。全曲借物抒怀，虽然没有正面提到宦官的字样，却活画出了他们的丑态，讽刺和揭露了明代宦官狐假虎威，残害百姓的罪恶行径，表达了人民对他们的痛恨情绪。

　　小令第一层说喇叭、唢呐的特征是“曲儿小腔儿大”，写宦官集团小人得志气焰十分器张的情状，生动传神。“曲儿小”，暗示宦官乃宫中奴仆，本没有参政的资格，也可理解为其所作所为完完全全是小人行径。“腔儿大”，指宦官很不正常地占据要津后的得意忘形，耀武扬威。曲儿小腔儿大是喇叭、唢呐的特征。本事很小、官腔十足是宦官的特征。句中的“小”和“大”互为反村，给人的印象极其鲜明，是对宦官的嘲讽和蔑视，表达效果十分突出。

　　小令的第二层说喇叭、唢呐的用途，是为来往如麻的官船抬声价，即为官方所用。“声价”即名誉地位，按理应是客观评价；而这里却要“抬”，就说明喇叭、锁呐的品格是卑下的。历史证明，封建社会的中国百姓，总是怕官的，能忍则忍。但当被逼进绝路时，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惊天动地地造起反来，将旧世界炸个粉碎。阉党既要加重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又想避免火山爆发而危及他们的地位和利益，于是就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全仗你抬身价”，这充满嘲讽意味的句子，尖锐地指出阉宦在官船上设喇叭，是为了拾高自己的身价，向人民示威，用以掩盖其内心的恐惧。作者洞察了反动派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及其色严内荏的阶级实质，写得入木三分，令人击节称快。

　　小令第三层“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这两句上承“曲儿小”一句而来，是互文，即军民听了喇叭都又愁又怕，是写统治集团在精神上给军民造成的巨大压力和痛苦。听到喇叭就愁得要死，怕得要命，军民的反应如此敏感而强烈，因为在他们身边发生过许许多多家庭被喇喇“吹伤”“吹翻”的悲惨事件，使他们的心一直还在震颤。作者从听觉上写军民的感受，又用排偶的句式加强它，成功地从侧面反映了阉党对劳动人民压迫和剥削的程度。。

　　小令最后一层写喇叭、唢呐吹奏的结果：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直吹得民穷财尽，家破人亡。这决不是小说家言，而是“眼见”的血淋淋的事实。“这家”“那家”不是十家八家，而是千家万家。这句采用排偶形式一气呵成，给人那家伤了这家翻了紧紧相承目不暇接之感。这惨象，“军”和“民”都“眼见”了，感到自己正面临着被“吹翻”“吹伤”的可能，所以听到喇叭就极度地优伤和恐惧。真是苛政猛于虎。“这”“那”本属虚指代词，但在这里给读者的艺术体验却是实在而形象的，好像作者指点着把身边相继破散的家庭的真名实姓一一列举给读者听。

　　这首小令是作者目睹了往来于运河之上的宦官的种种恶行后的借题发挥之作，是有所寄托的。喇叭和宦官不同类，但喇叭的“曲儿小腔儿大”与宦官的“本事小来头大”却有共同点，于是作品在物与人之间找到共性，作者实际上是比照着宦官的嘴脸咏喇叭的：以吹（虚张声势）为特征，是官方害民的帮凶，到处作威作福，惹得军民共忿，直到吹得天昏地暗、江山动摇。作者在对宦官害民的现实黑暗进行揭露的同时，也向最高统治者发出警告，其批判锋芒是很尖锐的。所以说这首小令的思想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

　　这首作品不是为咏物而咏物，它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洞察，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在传达一种反抗的呼声，而这些思想内涵都包融在咏物之中。作品是在批判宦官害民，但终于没有点破，结论留待读者思而得之，既痛快淋漓又含蓄有力，这就是“不即不离”。

参考资料：

　　吴城东无山，唯西为有山，其峰联岭属，纷纷靡靡，或起或伏，而灵岩居其词，拔其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望之者，咸知其有异也。

　　山仰行而上，有亭焉，居其半，盖以节行者之力，至此而得少休也。由亭而稍上，有穴窈然，曰西施之洞；有泉泓然，曰浣花之池；皆吴王夫差宴游之遗处也。又其上则有草堂，可以容栖迟；有琴台，可以周眺览；有轩以直洞庭之峰，曰抱翠；有阁以瞰具区之波，曰涵空，虚明动荡，用号奇观。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今年春，从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临川饶公与客十人复来游。升于高，则山之佳者悠然来。入于奥，则石之奇者突然出。氛岚为之蹇舒，杉桧为之拂舞。幽显巨细，争献厥状，披豁呈露，无有隐循。然后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也。

　　夫山之异于众者，尚能待人而自见，而况人之异于众者哉！公顾瞻有得，因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启谓：“天于诡奇之地不多设，人于登临之乐不常遇。有其地而非其人，有其人而非其地，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也。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夫岂偶然哉！宜其目领而心解，景会而理得也。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启为客最少，然敢执笔而不辞者，亦将有以私识其幸也！”十人者，淮海秦约、诸暨姜渐、河南陆仁、会稽张宪、天台詹参、豫章陈增、吴郡金起、金华王顺、嘉陵杨基、吴陵刘胜也。

　　高启的《游灵岩记》，作于1364年——1366年（元代至正二十四至二十六年）张士诚据苏州自称吴王期间，记叙了作者奉陪张士诚所任命的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游苏州灵岩山及赋诗之事。

　　《游灵岩记》文辞清丽，字句整饰，意在言外。明为游记，却不着意于正面记叙此次游山的历程；明是应命之作，却饱含讥讽挖苦之意。文中巧妙地表现了作者鄙夷权贵，不尚功利，洁身自好的志向。文如其人，结构精巧。

　　文中明褒实贬，诡谲嘲弄。《游灵岩记》以灵岩之“异”，一贯到底，借记述灵岩之游，运用明褒实贬的手法，诡谲巧妙地嘲弄了一伙趋炎附势的新贵。作者先说灵岩山特异于苏州诸山。吴城东面是广袤的平原，只有西面是连绵起伏的峰峦叠嶂。“峰联岭属”之中，灵岩一山独秀，像是不肯和众峰排列在一起，独具匠心地突出灵岩山之“异”，也为下文的议论设下伏笔。接着，作者着重描述灵岩山以吴王夫差及西施诸古迹著名，以山上台、轩、阁可以四周远眺“虚明动荡”称胜，而对灵岩山本身的景物未予正面描述与称道。然后笔调一转，忽然说：“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他自己是当地人，虽然常游灵岩山，但未发现灵岩有幽境胜景，用文中的话来说，仿佛灵岩山故意鄙薄本地人浅陋，把幽境胜景都隐藏起来，等待外来贵宾莅临欣赏。从而引出饶介及其随行的游山，见出饶介对灵岩山景物“幽显巨细”，莫不称道，而作者自认“浅陋”，从前不识灵岩山。最后借饶介“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发挥议论：山被人欣赏，人欣赏山，两相对应，有这样的山而遇不到这样的人，或者有这样的人而见不到这样的山，“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名山须待名士赏识，名士须遇名山共游。“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并且特意点明“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他只是“有幸”参与此游，其实并不在“名士”诸公之列。

　　灵岩山是苏州的名山。作者是苏州人，又是饱学卓见、品位高雅之士，热爱家乡的山，热爱家乡的水，热爱家乡的名胜，又屡次游览灵岩山，并不是“不识”灵岩，也不是“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正是由于作者对灵岩十分熟悉，才能如此独到地把握和道出灵岩山之“异”，才能如此精准地领略并感叹：“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作者以“浅陋”的姿态自居，在《游灵岩记》的写景、记事以及议论之中蕴含了深意：以明褒实贬的笔法，寄寓比喻，嘲弄新贵大员饶介的附庸风雅，其实并不识灵岩，挖苦同游的十位幕僚“名士”的簇拥，其实是趋炎附势。高启犹如灵岩山，“拔奇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全文因此别有一番机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