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怀五十三首 其十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豫让在春秋末年曾做过晋贵族范氏、中行氏的家臣，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在赵、魏、韩三家贵族合谋灭了智氏之后，他改名换姓，潜入赵襄子宫中企图行刺，未遂而被捕获。释放后，他又用漆身吞炭的办法改变了容貌和声音，再一次行刺，结果又一次被俘。于是，他要求赵襄子将衣服脱给他，他朝着衣服“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

　　历来人们都称赞豫让是忠义之士。文章作者认为豫让的行为是不值得称道的。真正的忠义应该表现在诱导君主“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必要时以死进谏，促使君主悔悟。作者所提倡的做法，显然比豫让的行为高明得多，但立论的目的无非是更有效的效忠于君主。文末，对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评，也是由此而来。

　　战国时的豫让因为舍身为主报仇而被视为忠义之士，历来为人所颂扬。作者做翻案文章，认为身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让，应该尽到自己劝谏的职责，帮助智伯弭祸于未然。而充当刺客，在智伯因祸亡身后去为他报仇，并不值得称道，即所谓的小忠小义。

　　史论是比较难写的，它不但要有新意，而且要评论公允，以理服人，而不能失之偏颇。本文确实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豫让之死，曾被史书渲染为壮举，“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见《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称赞他为“名垂后世”的义士。然而方孝孺却一反旧说，认为他“何足道哉”，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脚。全文的论证中心在于对知己的家主应该采取“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的积极的态度，而不应“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智伯的失败来看，可以说智伯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他不能审时度势，而只知一意孤行，终于导致败亡，可称咎由自取。豫让在关键时刻既不能对他进行开导，而在智伯死后又轻率地以身相殉，实属不够明智之举。作者在这里只是就豫让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评说，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个人物。所以在最后一段中，又把豫让和那些厚颜无耻之徒进行了比较，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样就使得作者的持论公允、客观了。

　　本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令人心服口服了。

　　戚继光是明代抗倭名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他英勇善战，功绩显赫。并且善诗文这首《马上作》是他骑在马上创作的是一首广为传诵的诗篇。诗中通过对一生戎马生涯的回顾火抒发了他赤心报国、不畏辛苦的战斗豪情。

　　一、二句“南北驱驰报主情， 江花边草笑平生。”南北驱驰，驱驰，策马疾驰，作者曾先后在南方的福建、广东、北方的蓟(读jì)州等地任职，保卫边疆，抗击倭寇，一故称“南北驱驰”，也就是南征北战的意思。报主情，报答君主(皇帝)的恩情。江花边草，江边的花，边境的草。平生，一生，终生。意思说，我南北征战，守疆卫边来报答皇上知遇和信任之恩；祖国南方江边的花和北方边境的草都含笑地看着我这样度过的一生。第一句，主要写自己的动机，皇上看重了自己，委自己以重任，自己就要很好地报答皇上的恩情。这看来是说忠于君主，实际忠君与爱国并不可分，根本上是爱国，因为给他的重任不是别的，正是领兵保卫边疆安全，抗击倭寇入侵。“南北驱驰”，还有急切奔走的意思，内含着对国家民族的爱和对敌人的恨。第二句以拟人手法，写花草“笑”对自己一生，不仅表明“江花边草”是自己“南北驱驰”的见证，而且写出花草有情，赞许自己平生所尽的努力，具有幽默的自豪感。

　　三、四句“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横戈，横着拿戈。戈古代主要兵器横刃，长柄，这里泛指武器。这两句明白如话像是信口吟出的，却十分响亮有力。意思说:我一年到头都是手持武器，在马上度过的。作者戎马一生，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喜爱这种生活，诗中没有流露一点劳累愁苦的情绪，相反，充满了自豪感感和乐观精神。“一年三百六十日”，不是一年，而是年年如此，其间风餐露宿，刀光剑影，该有多少艰辛和危险呀!但作者却说得那样轻松自然，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算不得什么，这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气概!横戈马上则活画出一位爱国英雄的凛然英武形象。在这样的英雄面前，任何敌人都休想进犯一步它。

　　这首诗气势豪壮，情调昂奋，是英雄的自白，又是英雄的颂歌。叙述平生，只用“南北驱驰”，便高度概括，然后以“江花边草”加以衬托，凝炼生动。描写形象，先展开开阔的时间空间，接着推出移动着的特写镜头，英雄鲜明高大，神采飞扬，可敬可爱。全诗字里行间，洋溢着难以遏制的自豪和战斗的激情给人强烈的感染。

　　出成都南门，左为万里桥。西折纤秀长曲，所见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如钩，色如鉴、如琅玕、如绿沉瓜，窈然深碧，潆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后浣花有专名，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

　　行三四里为青羊宫，溪时远时近。竹柏苍然，隔岸阴森者尽溪，平望如荠。水木清华，神肤洞达。自宫以西，流汇而桥者三，相距各不半里。舁夫云通灌县，或所云“江从灌口来”是也。

　　人家住溪左，则溪蔽不时见，稍断则复见溪。如是者数处，缚柴编竹，颇有次第。桥尽，一亭树道左，署曰“缘江路”。过此则武侯祠。祠前跨溪为板桥一，覆以水槛，乃睹“浣花溪”题榜。过桥，一小洲横斜插水间如梭，溪周之，非桥不通，置亭其上，题曰“百花潭水”。由此亭还度桥，过梵安寺，始为杜工部祠。像颇清古，不必求肖，想当尔尔。石刻像一，附以本传，何仁仲别驾署华阳时所为也。碑皆不堪读。

　　钟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远，东屯险奥，各不相袭。严公不死，浣溪可老，患难之于朋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门一段奇耳。穷愁奔走，犹能择胜，胸中暇整，可以应世，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

　　时万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城欲雨，顷之霁。使客游者，多由监司郡邑招饮，冠盖稠浊，磬折喧溢，迫暮趣归。是日清晨，偶然独往。楚人钟惺记。

　　《浣花溪记》一文记述了作者游览浣花溪和杜甫草堂的经历。文章以浣花溪为线索，主要写溪，兼及他物。作者是以自己的游踪所至展开描写的，由于其沿溪而下最后走到杜工部祠，所以文章随着溪流的宛转逶迤一步步将读者引入胜境。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自开篇起到“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止，写浣花溪的地理位置、溪流走向、景色概貌及享有盛名的缘由；第二部分，从“行三四里”至“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记叙游览浣花溪的所见、所闻、所感；第三部分，从“时万历辛亥十月十七日”至篇末，交代游览的时间、天气和作者与世人不同的游览境况。作者在写景中，蕴含着对杜甫处于穷愁奔走之际仍能择胜而居的崇敬，寄托了自己卑视庸俗礼教，追求清闲自适的情怀。

　　文章第一段，是作者对浣花溪的总体印象。作者从浣花溪的方位落笔，接着以“西折纤秀长曲”总写溪水的流向和形状。进而用“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如钩”五个比喻，极写纵目所见溪流的曲折多变，生动地描绘溪流的形状。而后又以“鉴”“琅玕”“绿沉瓜”喻溪水，展现了它清澈透明、莹然如镜而又澄碧柔美的特点。作者穷形尽相地描写溪水的形状和颜色，引起读者多方面的联想。接着作者把笔锋转到视点近处，对“长曲”下游给予概括描写：“窈然深碧，潆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至此才点出浣花溪的名字。这句话收束并紧承前文的比喻，分别从颜色和形状两方面着笔，最后双承一收，句法错综而行文严密，描绘出一幅完整而丰富的图景。接着，用“然”承上文“皆浣花溪委也”作一转折，作者特地强调浣花溪与杜甫草堂的关系。这一精当的议论，褒扬了杜甫的名望，为后文的进一步议论作铺垫。

　　第二段，作者把笔墨落到浣花溪附近的青羊宫，写随溪前行所见之景。“溪时远时近”，从空间感觉上写溪水的曲折迂回；“竹柏苍然，隔岸阴森者尽溪”，描写岸上竹柏成荫，苍然一片，隔岸而望，黑郁郁的几乎沿溪尽是；“平望如荠”，形容树木在远望中犹如小草一般，与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天边树若芥”意蕴相近。“水木清华，神肤洞达”，总写两句，表现浣花溪山光水色的清幽秀丽，增添了文章情趣。杜甫在穷愁奔走中犹能择此胜地而居，这样旷达的襟怀令人钦佩不已。这一段描写青羊宫附近的浣花溪景色，视野空阔。

　　第三段介绍浣花溪的源流，但仅从轿夫口中侧面点出，一笔带过，作为传闻之辞。而重点写溪旁人家，错落有致，景色如画。凡有人家住处，溪流就被遮挡；一到没有人家的空阔出，溪流又呈现在视野之中，“如是者数处”，写出人家错落和溪流掩映的情状，于溪水的隐现中抒发了愉悦之情，颇有风致。“缚柴编竹，颇有次第”两句以工整的句式描写临溪人家的风貌，展现出其乡野淳朴之趣，成为沿溪景致的点缀。随后，作者一一交代沿溪的“缘江路”亭、武侯祠、“浣花溪”题榜等古迹。抵达此行的目的地杜甫祠堂后，作者不再着力写水，转而描写这座建于宋代的杜工部祠。作者未对其作浓墨重彩的描摹，写祠中的画像，仅以“清古”二字传其风神，以求与溪之清逸相协调。这一段介绍浣花溪、杜甫祠，意在为写杜甫及由此引发的感慨蓄势。

　　第四段中，作者直抒胸臆，叙说杜甫“穷愁奔走”之事，以此反映杜甫在穷困之时依然忧国忧民的伟大精神，突出杜甫幽恬渊静的人格与从容的风度。行文至此，作者对杜甫的敬仰、爱慕跃然纸上，凸显了文章主题。

　　最后一段，交代出游的时间和经过。作者厌恶世俗的应酬，清早独自探访杜甫草堂，正是其高洁自持情怀的体现。文末用自己“偶然独往”同“使客游者”的附庸风雅、冠盖喧哗相比照，表达了作者对附庸风雅的达官显贵的嘲讽和鄙视，从另一个侧面也表现出作者对杜甫的敬仰和对浣花胜地的热爱。并衬之以“是日清晨，偶然独往”，烘托出作者的孤独之感。

　　这篇文章结构紧凑，线索清晰，作者以浣花溪为主线把所观所感贯穿其中。最后两段，以“钟子曰”发感想，实仿古辞赋篇末乱辞之例；记出游时日及缘起并具名，实仿唐宋古文家游记体例。这两段体现出作者对人生境界的思考。文中写景，善用比喻、白描，其语言显示了竟陵派散文的独特风格。

参考资料：

　　吴城东无山，唯西为有山，其峰联岭属，纷纷靡靡，或起或伏，而灵岩居其词，拔其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望之者，咸知其有异也。

　　山仰行而上，有亭焉，居其半，盖以节行者之力，至此而得少休也。由亭而稍上，有穴窈然，曰西施之洞；有泉泓然，曰浣花之池；皆吴王夫差宴游之遗处也。又其上则有草堂，可以容栖迟；有琴台，可以周眺览；有轩以直洞庭之峰，曰抱翠；有阁以瞰具区之波，曰涵空，虚明动荡，用号奇观。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今年春，从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临川饶公与客十人复来游。升于高，则山之佳者悠然来。入于奥，则石之奇者突然出。氛岚为之蹇舒，杉桧为之拂舞。幽显巨细，争献厥状，披豁呈露，无有隐循。然后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也。

　　夫山之异于众者，尚能待人而自见，而况人之异于众者哉！公顾瞻有得，因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启谓：“天于诡奇之地不多设，人于登临之乐不常遇。有其地而非其人，有其人而非其地，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也。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夫岂偶然哉！宜其目领而心解，景会而理得也。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启为客最少，然敢执笔而不辞者，亦将有以私识其幸也！”十人者，淮海秦约、诸暨姜渐、河南陆仁、会稽张宪、天台詹参、豫章陈增、吴郡金起、金华王顺、嘉陵杨基、吴陵刘胜也。

　　高启的《游灵岩记》，作于1364年——1366年（元代至正二十四至二十六年）张士诚据苏州自称吴王期间，记叙了作者奉陪张士诚所任命的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游苏州灵岩山及赋诗之事。

　　《游灵岩记》文辞清丽，字句整饰，意在言外。明为游记，却不着意于正面记叙此次游山的历程；明是应命之作，却饱含讥讽挖苦之意。文中巧妙地表现了作者鄙夷权贵，不尚功利，洁身自好的志向。文如其人，结构精巧。

　　文中明褒实贬，诡谲嘲弄。《游灵岩记》以灵岩之“异”，一贯到底，借记述灵岩之游，运用明褒实贬的手法，诡谲巧妙地嘲弄了一伙趋炎附势的新贵。作者先说灵岩山特异于苏州诸山。吴城东面是广袤的平原，只有西面是连绵起伏的峰峦叠嶂。“峰联岭属”之中，灵岩一山独秀，像是不肯和众峰排列在一起，独具匠心地突出灵岩山之“异”，也为下文的议论设下伏笔。接着，作者着重描述灵岩山以吴王夫差及西施诸古迹著名，以山上台、轩、阁可以四周远眺“虚明动荡”称胜，而对灵岩山本身的景物未予正面描述与称道。然后笔调一转，忽然说：“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他自己是当地人，虽然常游灵岩山，但未发现灵岩有幽境胜景，用文中的话来说，仿佛灵岩山故意鄙薄本地人浅陋，把幽境胜景都隐藏起来，等待外来贵宾莅临欣赏。从而引出饶介及其随行的游山，见出饶介对灵岩山景物“幽显巨细”，莫不称道，而作者自认“浅陋”，从前不识灵岩山。最后借饶介“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发挥议论：山被人欣赏，人欣赏山，两相对应，有这样的山而遇不到这样的人，或者有这样的人而见不到这样的山，“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名山须待名士赏识，名士须遇名山共游。“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并且特意点明“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他只是“有幸”参与此游，其实并不在“名士”诸公之列。

　　灵岩山是苏州的名山。作者是苏州人，又是饱学卓见、品位高雅之士，热爱家乡的山，热爱家乡的水，热爱家乡的名胜，又屡次游览灵岩山，并不是“不识”灵岩，也不是“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正是由于作者对灵岩十分熟悉，才能如此独到地把握和道出灵岩山之“异”，才能如此精准地领略并感叹：“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作者以“浅陋”的姿态自居，在《游灵岩记》的写景、记事以及议论之中蕴含了深意：以明褒实贬的笔法，寄寓比喻，嘲弄新贵大员饶介的附庸风雅，其实并不识灵岩，挖苦同游的十位幕僚“名士”的簇拥，其实是趋炎附势。高启犹如灵岩山，“拔奇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全文因此别有一番机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