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遇乐·投老空山

检校停云新种杉松，戏作。时欲作亲旧报书，纸笔偶为大风吹去，末章因及之。

投老空山，万松手种，政尔堪叹。何日成阴，吾年有几，似见儿孙晚。古来池馆，云烟草棘，长使后人凄断。想当年良辰已恨，夜阑酒空人散。
停云高处，谁知老子，万事不关心眼。梦觉东窗，聊复尔耳，起欲题书简。霎时风怒，倒翻笔砚，天也只教吾懒。又何事，催诗雨急，片云斗暗。

　　本词最显眼之处是其题目长达三十字，像一段叙说缘由的序言，提示了全词的主要内容是由新种杉树和修书未成引起的感慨，题虽为“戏作”，却非常真实地表现了词人在刚落职闲居时的不满和寄情山林的避世之志。这位老英雄一定在幻想这些长身直立的植物变成像自己一样一心报国的忠勇志士，而自己就可以指挥这些部众去实现“了却君王天下事”的梦想。但事实是词人此时再次被排挤在朝廷之外，“投老空山”正道出作者此时的处境：临老之时遭人陷害，落职闲居，只得于深山中种松植杉，消磨人生，不平之气跃然纸上。

　　借事抒情，起笔即照应词前小序中所说的“检校停云新种杉松”，借此抒发面对世间沧桑所生的感慨。感慨古今兴废，宫阙池馆都湮没于黄土，“夜阑酒空人散”，这是落寞孤寂之感的体现。“政尔堪叹”，叹的是自己年岁渐高，恐怕看不到手植之杉松森然成荫的一天，更是感叹古来繁华皆成荒芜，历来欢娱惟留空恨，使后人凄然伤怀而已。两层感叹，结合了古今物人，涵盖十分宽泛，作者这样的感叹，也为下片作了铺垫。下片承接上文，作者发誓归隐之后誓不再理会闲事。寄希望于“万事不关心眼”，欲以超然物外来摆脱落职闲置的愤懑难平和百无聊赖。“梦觉东窗”以后，又想起陶渊明《停云》之诗，使词人开始思念亲戚故旧，于是想援笔作书以报之。无奈天气突变，似不欲让其写信，却又似在催其作诗，不知何意。作者心态彷徨，思绪纷乱，实际上是因其不甘寂寞，报国之情不泯而造成的，如若当时词人正在战场上指挥千万抗金志士进行北伐恢复的大业，就不会生此闲愁了。

　　这首词虽云“戏作”，但格调低沉，风味特别。 上片起韵一面顺承“检校停云新种杉松”之意，一面又叹老嗟衰。其下一叹自己年老，二叹古来兴废盛衰、世事无常。过片一韵，借用陶渊明停云诗，写自己的出世之情。下面点题，借风吹纸笔暗用杜甫诗意，嘲讽“天心莫测”。从中折射出被迫“伏枥”的烈士暮年的真实状态。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清新淡雅而又韵味无穷的友情诗。诗的前两句写客人寒夜来访，主人点火烧茶，招待客人；后两句又写到窗外刚刚绽放的梅花，使得今晚的窗前月别有一番韵味，显得和平常不一样。整首诗语言清新、自然，无雕琢之笔，表现的意境清新、隽永，让人回味无穷。

　　“寒夜客来茶当酒”，几被当作口头话来运用。常在口头的话，说的时候往往用不着思考，脱口而出，可是细细品味，总是有多层转折，“寒夜客来茶当酒”一句，就可以让人产生很多联想。首先，客人来了，主人不去备酒，这客人必是熟客，是常客，可以“倚杖无时夜敲门”，主人不必专门备酒，也不必因为没有酒而觉得怠慢客人。其次，在寒冷的夜晚，有兴趣出门访客的，一定不是俗人，他与主人定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雅兴，情谊很深，所以能与主人寒夜煮茗，围炉清谈，不在乎有酒没酒。

　　前两句，诗人与客人夜间在火炉前，火炉炭火刚红，壶中热水滚滚，主客以茶代酒，一起喝着芳香的浓茶，向火深谈；而屋外是寒气逼人，屋内是温暖如春，诗人的心情也与屋外的境地迥别。

　　三、四句便换个角度，以写景融入说理。夜深了，明月照在窗前，窗外透进了阵阵寒梅的清香。这两句写主客在窗前交谈得很投机，却有意无意地牵入梅花，于是心里觉得这见惯了的月色也较平常不一样了。诗人写梅，固然有赞叹梅花高洁的意思在内，更多的是在暗赞来客。寻常一样窗前月，来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月光下啜茗清谈，这气氛可就与平常大不一样了。

　　诗看似随笔挥洒，但很形象地反映了诗人喜悦的心情，耐人寻味。宋黄昇《玉林清话》对三、四句很赞赏，并指出苏泂《金陵》诗“人家一样垂杨柳，种在宫墙自不同”与杜耒诗意思相同，都意有旁指，可说真正读出了诗外之味。

参考资料：

　　辛弃疾此首《菩萨蛮》，用极高明之比兴艺术，写极深沉之爱国情思，无愧为词中瑰宝。

　　词题“书江西造口壁”，起写郁孤台与清江。造口一名皂口 ，在江西万安县西南六十里。词中的郁孤台在赣州城西北角，因“隆阜郁然，孤起平地数丈”得名。“唐李勉为虔州（即赣州）剌史时，登临北望，慨然曰：‘余虽不及子牟 ，而心在魏阙一也。’改郁孤为望阙。”清江即赣江。章、贡二水抱赣州城而流 ，至郁孤台下汇为赣江北流，经造口、万安、太和、吉州（治庐陵，今吉安）、隆兴府（即洪州，今南昌市 ），入鄱阳湖注入长江。

　　“郁孤台下清江水。”起笔横绝。由于汉字形、声、义具体可感之特质，尤其郁有郁勃、沉郁之意，孤有巍巍独立之感，郁孤台三字劈面便凸起一座郁然孤峙之高台。词人调动此三字打头阵，显然有满腔磅礴之激愤 ，势不能不用此突兀之笔也。进而写出台下之清江水。《万安县志》云：“赣水入万安境，初落平广，奔激响溜 。”写出此一江激流，词境遂从百余里外之郁孤台，顺势收至眼前之造口。造口，词境之核心也。

　　“中间多少行人泪。”行人泪三字，直点造口当年事。词人身临隆祐太后被追之地，痛感建炎国脉如缕之危，愤金兵之猖狂，羞国耻之未雪，乃将满怀之悲愤，化为此悲凉之句。在词人之心魂中，此一江流水，竟为行人流不尽之伤心泪。行人泪意蕴深广，不必专言隆祐。在建炎年间四海南奔之际，自中原至江淮而江南，不知有多少行人流下无数伤心泪啊。由此想来，便觉隆祐被追至造口，又正是那一存亡危急之秋之象征。无疑此一江行人泪中，也有词人之悲泪啊。

　　在“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中，长安指汴京。本句是诗人因记起朋友被追而向汴京望去，然而却有无数的青山挡住了诗人。境界就变为具有封闭式之意味，顿与挫级有力。这两句诗表达了诗人满怀忠愤的情感。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赣江北流，此言东流，词人写胸怀，正不必拘泥。无数青山虽可遮住长安，但终究遮不住一江之水向东流。换头是写眼前景，若言有寄托，则似难以指实。若言无寄托，则遮不住与毕竟二语，又明显带有感情色彩。周济云：“借水怨山。”可谓具眼。此词句句不离山水。试体味“遮不住”三字，将青山周匝围堵之感一笔推去，“毕竟”二字更见深沉有力。返观上阕，清江水既为行人泪之象喻，则东流去之江水如有所喻，当喻祖国一方。无数青山，词人既叹其遮住长安，更道出其遮不住东流，则其所喻当指敌人。在词人潜意识中，当并指投降派。“东流去”三字尤可体味。《尚书·禹贡》云：“江汉朝宗于海。”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江河行地与日月经天同为“天行健”之体现，故“君子以自强不息”。杜甫《长江二首》云：“朝宗人共挹，盗贼尔谁尊？”“浩浩终不息，乃知东极临。众流归海意，万国奉君心。”故必言寄托，则换头托意，当以江水东流喻正义所向也。然而时局并不乐观，词人心情并不轻松。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词情词景又做一大顿挫。江晚山深，此一暮色苍茫又具封建式意味境界，无疑为词人沉郁苦闷之孤怀写照，而暗应上阕开头之郁孤台景象。。

　　此词写作者登郁孤台（今江西省赣州市城区西北部贺兰山顶）远望，“借水怨山”，抒发国家兴亡的感慨。上片由眼前景物引出历史回忆，抒发家国沦亡之创痛和收复无望的悲愤；下片借景生情，抒愁苦与不满之情。全词对朝廷苟安江南的不满和自己一筹莫展的愁闷，却是淡淡叙来，不瘟不火，以极高明的比兴手法，表达了蕴藉深沉的爱国情思，艺术水平高超，堪称词中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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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小令的上片是用李广屡立战功，但官位不到九卿，而他的堂弟李蔡人品在下中等，却能封为列侯的故事，以古喻今，尖锐地揭露了南宋小朝廷的腐朽反动本质。它已为一群庸碌无能的投降派所把持，那些有志气、有才能的抗战志士却被排斥打击。这是南宋朝廷偏安政策的体现

　　小令的下片以“芸草去陈根，笕竹添新瓦”作为起兴句，以“万一朝廷举力田，舍我其谁也”这一反语作结，与词的上片相照应，揭露南宋朝廷打击抗战派的政策。

　　小令以李广喻自己，指出象李广这样智勇双全的英雄人物，却总是被排斥、迫害。对此，作者是极为忿慨的，但他却反话正说，不说自己的忿慨，偏说“举力田”；在“舍我其谁”的严肃叙说中，表达了作者强烈愤慨和对南宋朝廷的尖锐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