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偈 其三十四

　　首句“嘉陵江色何所似”问春天的嘉陵江水的颜色，次句“石黛碧玉相因依”是对上一句的回答。这两句是在描述嘉陵江水的自然景色，属于寄情于景的抒情诗句表现法。

　　“正怜日破浪花出”说乘船于嘉陵江上，正在对倒映在江面上的太阳进行欣赏之际，一阵阵浪花涌来而将水面上的日影搅乱，杜甫对此美景受破坏感到怜惜。杜甫在刚表达了对嘉陵江江面倒映着红日的美景被破坏之惋惜心绪后，紧接着又将岸边河滩上的绿草看在眼里而使用转折的语句“更复春从沙际归”说来赞美嘉陵江（西汉水）。前句中“日破浪花出”是在写景，而前面的“正怜”就是在写情；后句中“春从沙际归”，既与“日破浪花出”相对仗，又与“更复”即“更看到希望”所表达的情感相交融。这两句属于融景于情的抒情诗句表现法。

　　“巴童荡浆欹侧过”在《杜诗镜铨》中被刘须溪评价为“景少”；“水鸡衔鱼来去飞”又被刘须溪评价为“语长”。这里的前句，虽然只描写了有巴人小儿划着小船从杜甫的身边穿过去这一较为单调的景色，但是在此却体现了杜诗之中的人民性——“巴童”，这是在《阆山歌》与《阆水歌》里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直接出现在诗中的人物代表；这里的后句隐约寓指杜甫在写此首诗时他所处的位置——大约就是在阆中的南津渡或正处在南楼（华光楼）一带。这后句看似写景的诗，却被刘须溪评价为“语长”而之所长的地方，既是在为后人辨别杜甫写此诗的环境而告诉人们有关诗圣当时的位置，又能为此诗重点内容即最后一句的现出，铺展其必要的文化意境；所以，“语长”。这两句用了情景交融的抒情诗句表现法。

　　“阆中胜事可肠断”，杜甫用“可肠断”的悲情，来叙说他在了解阆中古老“胜事”之后的感受；说明杜甫所得知阆中胜事的心绪、与回忆遭遇“安史之乱”的状况相似。《杜诗镜铨》所引《杜臆》犹云“恼杀人意”来解释杜甫此时此刻的心情，说明了杜甫此时很可能心绪悲怆。结句“阆州城南天下稀”：《杜诗镜铨》结合“阆州城南天下稀”所作的解释，举出了“阆之为郡，有五城十二楼之胜概”的例子。这说明在清代，已有文人（包括在此之前而可能前延于唐代或更早的文化背景）识阆中古地，就是昆仑阆苑、就是阆苑仙境——阆州城南的锦屏山以山载人、人高如山自成仙，其山势、其风水、其神话“三位一体”，成为了杜甫所赞的“天下稀”。最后两句诗，是抒情兼叙事的诗句——这样的表现手法，就更能够易于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在诗句之中。

　　杜甫在阆中的时间虽然不长，创作的诗篇却不少。这首《阆水歌》专咏阆水之胜，它与《阆山歌》一起成为杜甫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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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诗的题目和诗的首联可以看出，李白是从南京市内一直将赵炎送到长芦渡口的。但从地理上看两地相距还是很远的，可见李白殷殷之意、依依之情。同时也说明长芦渡口在当时是沟通长江南北和长江航道上的一个重要的渡口。

　　从第二联开始，李白连用三个典故，隐讳地表达了他欲起沉疴、救危世的想法，以及对赵炎的赞赏。第二联中“楚太子”、“广陵涛”，典出《七发》，李白用这个典故来说明现在的唐朝政治就像楚太子一样，身缠重病，需要像吴客这样的人来指出它的病根，唤起统治者的觉悟，才能从根本上挽救。李白曾被谗逼迫离开长安，流放夜郎，他生活上能够接触民众，政治上遭受失败挫折，精神上倍受痛苦打击，使他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问题所在，但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现实，让他非常无奈。楚太子因吴客的叙说幸亏而愈，而眼前的状况却没有谁能改变。李白在平静的引用中，寄寓了深刻的思考和希望。

　　第三联连用两个典故“仙尉”、“四豪”表达了对好友的称赞。“仙尉”典出《汉书·梅福传》。李白借此称赞赵炎在当涂任上的政绩。“英风凌四豪”一句是赞扬赵炎风流倜傥、风采英姿和礼贤下士的形象和气质。贾谊《过秦论》说“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李白说他超过了“四豪”，可见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这里李白轻松地引用了两个典故，盛赞了友人的才情，同时也隐含了自己怀才不遇，难展宏图的愤懑。

　　第四联交待了送别的地点和天气情况。在秋高气爽的时节，在长江边的长芦古镇，李白将船系在岸边，看着烟高云淡的天空，浩淼荡荡的长江，面对好友，有说不尽的话语，割不断的愁思。从短短的诗句中，读者可以想象李白挽着赵炎的手，抬首翘望天水一色的远方，心中充满惆怅的送别场面。

　　第五联“摇扇对酒楼，持袂把蟹螯”，意犹未尽的李白拉着朋友的衣袖，欢快地来到长芦街市的酒楼，炎热的天气就像他们的感情一样火热，他们手把蒲扇，一边摇扇，一边喝金陵美酒，食长江蟹鲜，话离别之情。“摇扇”的动作不禁又让人想起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羽扇纶巾”的儒雅形象，他们谈论的话题除了知己家事之外，肯定还有政治国事。“蟹螯就金液”（李白《月下独酌》）是李白最喜欢的美事，“酒仙”和朋友一起吃着“蟹螯”美味，赋诗吟唱是美好的“快事”。

　　诗的最后一联集中体现李白对告别友人的殷殷之情和豪放气质。他们这一分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见面，前途顺逆难以预料，但思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什么时候想起了老朋友，就登上高处，向远方吟歌一首，遥寄幽思。十分深情，十分豪放，十分浪漫，“诗仙”的本色表现无遗。

　　从全诗整体上看，李白虽是信笔写来，但落笔还是错落有致的。他的描写由远及近，从南京写到长芦；再由近及远，从当前写到未来，一气呵成，体现了他驾御文字的非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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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的题意是望终南余雪。诗的内容不算很难懂，说的是诗人的观察和思考。写诗人从北面看终南山，冬天雪后的山峰显得十分秀美，山上的积雪深厚，更增加了山的高峻。当傍晚时分，雪后天晴，林木反射着夕阳的光辉。由于有了厚厚的积雪，小城的人感觉寒冷增加许多。十分简练的四行文字，描写了一副完美的冬雪的自然景色。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中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所见的自然是它的“阴岭”（山北叫做“阴”）；而且，惟其“阴”，才有“馀雪”。“阴”字下得很确切。“秀”是望中所得的印象，既赞颂了终南山，又引出下句。“积雪浮云端”，就是“终南阴岭秀”的具体内容。这个“浮”字下得十分生动。自然，积雪不可能浮在云端。这是说：终南山的阴岭高出云端，积雪未化。云，总是流动的；而高出云端的积雪又在阳光照耀下寒光闪闪，正给人以“浮”的感觉。或许有的读者要说：“这里并没有提到阳光呀！”这里是没有提，但下句却作了补充。“林表明霁色”中的“霁色”，指的就是雨雪初晴时的阳光给“林表”涂上的色彩。同时，“积雪浮云端”一句写出了终南山高耸入云，表达了作者的凌云壮志。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中“明”字当然下得好，但“霁”字更重要。作者写的是从长安遥望终南余雪的情景。终南山距长安城南约六十华里，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阴天固然看不清，就是在大晴天，一般看到的也是笼罩终南山的蒙蒙雾霭；只有在雨雪初晴之时，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祖咏不仅用了“霁”，而且选择的是夕阳西下之时的“霁”。他说“林表明霁色”，而不说山脚、山腰或林下“明霁色”，这是很费推敲的。“林表”承“终南阴岭”而来，自然在终南高处。只有终南高处的林表才明霁色，表明西山已衔半边日，落日的余光平射过来，染红了林表，不用说也照亮了浮在云端的积雪。而结句的“暮”字，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前三句，写“望”中所见；末一句，写“望”中所感。俗谚有云：“下雪不冷消雪冷。”又云：“日暮天寒。”一场雪后，只有终南阴岭尚余积雪，其他地方的雪正在消融，吸收了大量的热，自然要寒一些；日暮之时，又比白天寒；望终南余雪，寒光闪耀，就令人更增寒意。做望终南余雪的题目，写到因望余雪而增加了寒冷的感觉，意思的确完满了，就不必死守清规戎律，再凑几句了。

　　王士禛在《渔洋诗话》卷上里，把这首诗和陶潜的“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王维的“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宽”等并列，称为咏雪的“最佳”之作。诗中的霁色、阴岭等词烘托出了诗题中余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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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写一个伤病退伍在还乡途中的军人，从诗题看可能是以作者目睹的生活事件为依据。诗人用集中描画、加倍渲染的手法，着重塑造人物的形象。诗中的这个伤兵退伍后，他很快就发觉等待着他的仍是悲惨的命运。“行多”，已不免疲乏；加之“有病”，对赶路的人就越发难堪了。病不能行，便引出“住”意。然而住又谈何容易，离军即断了给养，长途跋涉中，干粮已尽。“无粮”的境况下多耽一天多受一天罪。第一句只短短七字，写出“病军人”的三重不堪，将其行住两难、进退无路的凄惨处境和盘托出，这就是“加倍”手法的妙用。第二句承上句“行”字，进一步写人物处境。分为两层。“万里还乡”是“病军人”的目的和希望。尽管家乡也不会有好运等着他，但狐死首丘，叶落归根，对于“病军人”不过是得愿死于乡里而已。虽然“行多”，但家乡远隔万里，未行之途必更多。就连死于乡里那种可怜的愿望怕也难以实现呢。这就使“未到乡”三字充满难言的悲愤、哀怨，令读者为之酸鼻。这里，“万里还乡”是不幸之幸，对于诗情是一纵；然而“未到乡”，又是“喜”尽悲来，对于诗情是一擒。由于这种擒纵之致，使诗句读来一唱三叹，低回不尽。

　　诗的前两句未直接写人物外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然而由于加倍渲染与唱叹，人物形象已呼之欲出。在前两句铺垫的基础上，第三句进而刻画人物外貌，就更鲜明突出，有如雕像被安置在适当的环境中。“蓬鬓”二字，极生动地再现出一个疲病冻饿、受尽折磨的人物形象。“哀吟”直接是因为病饿的缘故，尤其是因为创伤发作的缘故。“病军人”负过伤（“金疮”），适逢“秋气”已至，气候变坏，于是旧伤复发。从这里又可知道其衣着的单薄、破敝，不能御寒。于是，第四句又写出了三重“不堪”。此外还有一层未曾明白写出而读者不难意会，那就是“病军人”常恐死于道路、弃骨他乡的内心绝望的痛苦。正由于有交加于身心两方面的痛苦，才使其“哀吟”令人不忍卒闻。这样一个“蓬鬓哀吟”的伤兵形象，作者巧妙地把他放在一个“古城”的背景下，其形容的憔悴，处境的孤凄，无异十倍加。使人感到他随时都可能像蚂蚁一样在城边死去。

　　这样，通过加倍手法，有人物刻划，也有背景的烘托，把“病军人”饥、寒、疲、病、伤的苦难集中展现，它客观上是对社会的控诉，也流露出诗人对笔下人物的深切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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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自倚能歌日，先皇掌上怜。
新声何处唱，肠断李延年。

　　一般以绝句体裁写的篇幅短小的宫怨诗，总是只揭开生活画图的一角，可从一个片断场景表现宫人悲惨的一生；同时往往写得委婉含蓄，一些内容留下许多想象空间。这首诗却与众不同。这两展示的是一幅生活全图，而且是直叙其事，直写其情。

　　作者在第一首诗的前半首里，以举重若轻、驭繁如简的笔力，把一个宫人远离故乡、幽闭深宫的整个遭遇浓缩在短短十个字中。首句“故国三千里”，是从空间着眼，写去家之远；次句“深宫二十年”，是从时间下笔，写入宫之久。这两句诗，不仅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有强烈的感染力；不仅把诗中女主角的千愁万恨一下子集中地显示了出来，而且是加一倍、进一层地表达了她的愁恨。一个少女不幸被选入宫，与家人分离，与外界隔绝，失去幸福，失去自由，本来已经够悲惨了，何况家乡又在三千里之外，岁月已有二十年之长，这就使读者感到其命运更加悲惨，其身世更可同情。与这两句诗相似的有柳宗元《别舍弟宗一》诗中“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一联，也是以距离的遥远、时间的久长来表明去国投荒的分外可悲。这都是以加一倍、进一层的写法来增加诗句的重量和深度。后半首诗转入写怨情，以一声悲歌、双泪齐落的事实，直截了当地写出了诗中人埋藏极深、蓄积已久的怨情。这后两句诗也以强烈取胜，不以含蓄见长。过去一些诗论家有诗贵含蓄、忌直贵曲的说法，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应当说，一首诗或曲或直，或含蓄或强烈，要服从它的内容。这首诗的前半首已经把诗中人的处境之悲惨写到了极点，为逼出怨情蓄足了力量，因而在下半首中就势必让诗中人的怨情喷薄而出、一泻为快了。这样才能使整首诗显得强烈有力，更能收到打动读者的艺术效果。这里，特别值得拈出的一点是：有些宫怨诗把宫人产生怨情的原因写成是由于见不到皇帝或失宠于皇帝，那是不可取的；这首诗反其道而行之，它所写的怨情是在“君前”、在诗中人的歌舞受到皇帝赏识的时候迸发出来的。这个怨情，联系前两句看，决不是由于不得进见或失宠，而是对被夺去了幸福和自由的抗议，正是刘皂在一首《长门怨》中所说，“不是思君是恨君”。这首诗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四句诗中，前三句都是没有谓语的名词句。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曾指出，诗句中“实字多，则意简而句健”，而他所举的“皆用实字”的例句，就是名词句。这首诗之所以特别简括凝炼、强烈有力，与运用这种特殊的诗句结构有关。另一特点是：四句诗中，以“三千里”表明距离，以“二十年”表明时间，以“一声”写歌唱，以“双泪”写泣下，句句都用了数目字。而数字在诗歌中往往有其特殊作用，它能把一件事情、一个问题表达得更清晰，更准确，给读者以更深刻的印象，也使诗句特别精炼有力。这首诗的这两个艺术形式上的特点，与它的内容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第二首，表现宫中歌唱，随时都在创作新声。作者另有《听歌》二首，其一：“儿郎漫说转喉轻，须待情来意自生。只是眼前丝竹和，大家声里唱新声。”《边上逢歌者》又有：“垂老秋歌出塞庭，遏云相付旧秦青。少年翻掷新声尽，却向人前倒耳听。”足见诗人对新声及情感的重视。这首诗以“新声何处唱？断肠李延年”作结，包容了丰富的内蕴，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里直接点出“新声”，用“何处唱”一衬，其哀怨之情便流露出来了，最后一句提到了“断肠”，感情更进一步，在感情高峰上结束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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