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偈 其六十五

癸卯岁，西原贼入道州，焚烧杀掠，几尽而去。明年，贼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边鄙而退。岂力能制敌与？盖蒙其伤怜而已。诸使何为忍苦征敛，故作诗一篇以示官吏。

昔岁逢太平，山林二十年。
泉源在庭户，洞壑当门前。
井税有常期，日晏犹得眠。
忽然遭世变，数岁亲戎旃。
今来典斯郡，山夷又纷然。
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
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
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
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
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
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
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

　　此诗和《舂陵行》都是作者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代表作，而在斥责统治者对苦难人民的横征暴敛上，此诗词意更为深沉，感情更为愤激。

　　在诗中，元结把起义的少数民族称之为“贼”，固然表现了他的偏见，但他把“诸使”和“贼”对比起来写，通过对“贼”的有所肯定，来衬托官吏的残暴，这对本身也是个“官吏”的作者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全诗共分四段。第一段由“昔年”句至“日晏”句，先写“昔”。头两句是对“昔”的总的概括，交代他在作官以前长期的隐居生活，正逢“太平”盛世。三、四句写山林的隐逸之乐，为后文写官场的黑暗和准备归老林下作铺垫。这一段的核心是“井税有常期”句，所谓“井税”，原意是按照古代井田制收取的赋税，这里借指唐代按户口征取定额赋税的租庸调法；“有常期”，是说有一定的限度。作者把人民没有额外负担看作是年岁太平的主要标志，是“日晏犹得眠”即人民能安居乐业的重要原因，对此进行了热情歌颂，便为后面揭露“今”时统治者肆意勒索人民设下了伏笔。

　　第二段从“忽然”句到“此州”句，写“今”，写“贼”。前四句先简单叙述自己从出山到遭遇变乱的经过：安史之乱以来，元结亲自参加了征讨乱军的战斗，后来又任道州刺史，正碰上“西原蛮”发生变乱。由此引出后四句，强调城小没有被屠，道州独能促使的原因是：“人贫伤可怜”，也即“贼”对道州人民苦难的同情，这是对“贼”的褒扬。此诗题为“示官吏”，作诗的主要目的是揭露官吏，告戒官吏，所以写“贼”是为了写“官”，下文才是全诗的中心。

　　第三段从“使臣”句至“以作”句，写“今”，写“官”。一开始用反问句把“官”和“贼”对照起来写：“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这是抨击官吏，不顾丧乱地区人民死活依然横征暴敛的愤激之词，是元结关心人民疾苦的点睛之笔。而下两句指陈事实的直接描写：“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更活画出一幅虎狼官吏陷民于水火的真实情景。和前面“井税”两句相照应，与“昔”形成鲜明对比，对征敛官吏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接下来的两句：“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以反问的语气作出了断然否定的回答，揭示了“时世贤”的残民本质。“绝人命”和“伤可怜”相照应，“时世贤”与“贼”作对比，这里对“时世贤”的讽刺鞭挞之意十分强烈。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在此公开表明自己不愿“绝人命”，也不愿作“时世贤”的决绝态度，并以此作为对其他官吏的一种告诫。

　　第四段由“思欲”句至“归老”句，向官吏们坦露自己的心志。作者是个官吏，他是不能违“王命”的，可是作“征敛者”吧，他又不愿“绝人命”。诗人对待这一矛盾的处境的办法是：宁愿弃官，归隐江湖，也绝不去做那种残民邀功、取媚于上的所谓贤臣。这是对统治者征敛无期的抗议，此处充分清楚地表明作者对民瘼的热情关心。

　　元结在政治上是一位具有仁政爱民理想的清正官吏；在文学上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的浮艳诗风，主张发挥文学“救时劝俗”（《文编序》）的社会作用。这首诗不论叙事抒情，都指陈事实，直抒胸臆，没有一点雕琢矫饰的痕迹，而诗中那种忧时爱民的深挚感情，如从胸中自然倾泄，自有一种感人之处，亦自能在质朴之中成其浑厚，显示出元结诗质朴简古、平直切正的典型特色。沈德潜说：“次山诗自写胸次，不欲规模古人，而奇响逸趣，在唐人中另辟门径。”（《唐诗别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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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部分六句着重颂扬敦煌太守的政绩。从三个角度写。前两句从太守自身角度写。首句直接点出颂扬对象及他的才能和贤德，即才德兼备。次句既用“郡中无事”写辖境地方太平，又以“高枕眠”写太守从容自如，举重若轻，其中又颇含高士的雅致，从而以具体形象补足上句“才且贤”。从“太守到来山出泉，黄沙园里人种田”两句所勾划的和平劳动、安后乐业的图景中，可以看到太守的政绩是卓著的，他又是怎样的“才且贤”，这是从政治角度写的。后两句从百姓反映的角度写。诗人着意选取了那些富有代表性的人物：“敦煌耆旧”，写他们对太守的看法。他们饱经沧桑，有丰富的阅历，有前后的比较，是敦煌历史发展的见证人，能够获得他们的衷心拥戴，对太守的政绩无疑是个极有力的烘托。通过以上六句层次分明、周到而又得体的赞扬，敦煌太守的“才且贤”已被写得十分突出。

　　诗的后半部分写后庭酒筵场面。也分别从各个方面来铺写。先写酒筵的环境：月出城头，星斗满天的良宵。次写写席间陪酒的美女，着重写她们打扮的艳美，以衬托“锦筵”二字。而醉后游戏场面写得很细致，很有兴味；最后以“此中乐事亦已偏”作总的归结。这段描写，既注意到酒筵的时间顺序，又注意到酒筵的各个方面；筵前的气氛轻松恰悦，筵中和醉后写得气氛热烈。诗人经历了长途跋涉来到敦煌，在这样一个塞外晴朗的月夜，参加了这样一个筵会，因而诗人的心情是极欢快的。

　　岑参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为当地人民安居乐业而欣慰的感情，也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劳动人民是怎样地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但诗人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太守到来”。地方官的能政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固然可以起到很大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民的劳动，诗人这里的称颂未免有过份之处。而且，把后幅描绘的花团锦簇的酒笼与前幅“黄沙破里人种田”相对照，就表现了作者阶级意识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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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度荆门望楚》洋溢着年轻的诗人对楚地风光的新鲜感受。

　　荆门，由于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吴蜀彝陵之战就曾发生在这里，自古有“荆楚西门”、“荆门十二碚”之称，也是诗人出川，乘流而下的必经之地。这一带，水势湍急，山势险峻，郭景纯《江赋》说：“虎牙桀竖以屹卒，荆门阙竦而盘薄。圆渊九回以悬腾，湓流雷呴而电激。”由此可见荆门山景观之胜。

　　首联两句，是作者对自己行程的交代。诗首句“遥遥去巫峡”，“遥”远也，“遥遥”，远之又远。从梓州出发，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巫峡，巫峡居三峡之中，西起四川巫山县大宁河口，东抵湖北巴东县渡口，全长九十里。过官渡口，至秭国，即“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多里也。”因此陈子昂诗中说：“望望下章台”，“望”，远看，“望望”，一再瞻看。诗人以两组叠字生动地表现他此时心情，巫峡已相去遥遥，家乡更远隔重山。初离故乡，乍入楚境，急切地要饱览楚国风光，因此望之又望。“下”，写出了长江水势，从李白诗句“千里江陵一日还”就不难理解“下”字的意义和力量。“章台”，《左传·昭公七年》：“楚子城章华之台。”楚之章华台在今湖北监利县西北离湖上，也是陈子昂必经之地。“章华台”表明已入楚境。

　　颔联分承一、二两句。“巴国山川尽”，度过荆门，生活了二十年的故乡巴蜀的奇山秀水此告别。这句不仅是对地理分界的一种说明，更是概写此行所历的巴蜀山川，包括雄奇险峻三峡在内，“尽”字中同样透露出与巴蜀山川告别的依依之情。“荆门烟雾开”，船未到荆门，远望两山对峙，但见烟雾缭绕，看不清前路;船过荆门，则烟消雾散，眼前豁然开朗，展现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开”字正传神地表达出“度荆门”后心胸豁然的那份舒展感和兴奋感。而这种豁然开朗的舒展感又和此前舟行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崖叠嶂，隐天蔽日”的险峻逼仄感正形成鲜明对照，“开”字的精切不移于此可见。

　　颈联两句，诗人更具体地状写楚境胜地。“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两句，对“烟雾开”三字，作具体形象的描绘。城邑分畛域于苍野，可见人烟稠密，城邑不孤；树木断苍郁于白云，足见远树连天，碧野无际。诗人极目纵览，楚天辽阔，气象开阔舒展。

　　尾联是对“度荆门望楚”全部感受的集中表现：“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古有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今有狂歌入楚之客，歌而过荆门。但“今日狂歌客”却显非昔日对现实不满的楚狂，而是对前途充满了美好憧憬的“狂歌”之“客”。“狂”字是对初次离乡“入楚”，走向人生广阔新天地的诗人欣喜欲“狂”的感情的集中揭示。诗写到这里，感情发展到高潮，诗也在“谁知入楚来”的逸兴飞扬、顾盼自得中结束。一结可谓淋漓尽致，神情飞越，颇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味道。用楚狂接舆歌凤典，单取其字面，且将“狂”“歌”“楚”三字巧妙地分置两句，表达与原典完全不同的感情。

　　此诗笔法细腻，结构完整，由于采用寓情于景的手法，又有含而不露的特点。由此读者可以比较全面地窥见诗人丰富的个性与多方面的艺术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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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荆州张丞相》这首诗寄托作者对张九龄的深切怀念，抒发世无知音，自己也将归老田园的情怀。

　　首联起笔疑问，设置悬念，然后用脑海中的想象做答，并点题，表明对张丞相的思念。“所思竟何在”，诗人“思”那名动一时的名相在哪里，接着“怅望深荆门”，既表达了对张九龄的深深怀念，又写出了对当时黑暗政治的不满。颔联则是加深了这种不满的感情，在抒情上更进一层。“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追忆往事，诉说自己仕途的坎坷及对张九龄赏识、提拔自己的感激。“无相识”略显夸张，有明显的奉承之意；或有双关意，指别的丞“相”不“识”己的意思。颈联表明自己的立场：“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说明自己不会与昏暗的官僚门同流合污，将隐居于山川田园之中。那山水田园就是诗人在红尘中一直所沉吟向往的地方，表达了诗人归隐的决心。尾联讲寄言，“目尽南飞雁，何由寄一言？”眼睛望着南飞雁，一直看它们飞到天边的尽头，消失为止，与“怅望”首尾呼应。此处用了“雁”、“言”谐音，似乎也是在说或许那南飞雁能帮诗人捎带去吧。诗人寄思念之情于南飞大雁中，更以鸿雁过尽，无从寄书，抒发自己难言的隐痛，意在言外。

　　全诗以景结束，苏轼赞王维“诗中有画”，“目尽南飞雁”有这个意思。以此收束全文，低吟婉转，更觉深沉。诗歌语言朴实无华，自然天成，处处透露出作者的真情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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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诗人凭吊赤壁古战场所写的咏史诗。它认为历史人物的成败荣辱具有某种偶然性。杜牧的这类绝句开宋人诗歌议论之风。“赤壁”，山名，在今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对岸为乌林，相传是孙权、刘备联军与曹操军队决战的地方。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形势。周瑜统率吴军，作为主力，用火攻大败号称八十万的曹操大军，一举成名，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这两句意为折断的战戟沉在泥沙中并未被销蚀，自己将它磨洗后认出是前朝遗物。在这里，这两句描写看似平淡实为不平。沙里沉埋着断戟，点出了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战戟折断沉沙却未被销蚀，暗含着岁月流逝而物是人非之感。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一件沉埋江底六百多年，锈迹斑斑的“折戟”，使得诗人思绪万千，因此他要磨洗干净出来辨认一番，发现原来是赤壁之战遗留下来的兵器。这样前朝的遗物又进一步引发作者浮想联翩的思绪，为后文抒怀作了很好的铺垫。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小诗的后两句是说，假如东风不给周瑜以方便，结果恐怕是曹操取胜，二乔被关进铜雀台了。

　　后两句是议论。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战胜了数量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失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的描绘了两个东吴著名美女的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铜雀台在邺县，邺是曹操封魏王时魏国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临漳西）。

　　诗中的大乔、二乔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分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诗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另外，此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反面假想其失败。杜牧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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