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园春·诗不穷人

　　此词上片基本上是围绕欧阳修“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的观点来写的，同时也写出了自己的感受。下片以达官贵人与贫寒诗人进行对比，认为诗人要比煊赫一时的金张许史之流有贡献，进一步抒发了词人蔑视权贵的激情。该词观点明确，情调乐观，用词很有分寸；而采用反复对比的手法，对突出主题起了很大的作用。

　　“诗不穷人，人道得诗，胜如得官。”作者起句指出诗并不使人“穷”，后两句化用唐郑谷《静吟》“相门相客应相笑，得句胜于得好官”句，作者对郑谷语是充分肯定的。词的开篇就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把作诗和作官对立起来，以诗人得诗胜于得好官来充分肯定诗人的价值，反映了古代文人投身诗文创作的执着追求和对此的真切热爱的语言。

　　“有山川草木，纵横纸上；虫鱼鸟兽，飞动毫端。”此四句化用欧阳修之语，言诗人胸中蕴藏着广阔的世界，笔端能驱使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万事万物都将进入诗篇。这里的“纵横”和“飞动”两个词语非常生动传神，把郁郁苍苍的山川草木和生机勃勃的虫鱼鸟兽表现得十分淋漓尽致，勾勒出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世界。“水到渠成，风来帆速，廿四中书考不难。”这些不仅为世俗的目光所仰慕，即使在正统史家看来也是难能可贵，可是作者用“水到渠成，风来帆速”两个浅而生动的比喻，说明他们的累至高官，其实并不难，只不过是时会所致而已。名垂千古的忠臣良将不过如此，其他平庸之辈便更不在话下了。人们所说的，作者如此用笔，目的还在于反衬诗人之难得，并进一步把为官和作诗来进行比较。

　　引出什么比作官还难的问题，作者答道：“惟诗也，是乾坤清气，造物须悭。”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他认为文章根据作者气质不同，分清浊二体。这里作者把秉沉浊之气者排出诗人行列，认为诗是天地间清气的集中表现，因此，造物者是不愿轻意给予的。言外之意是诗才难得，只有超脱了世间的庸俗气息才能得到天地间清气，写出清澈的诗篇。作者将写诗与天地间的传扬之气紧密相连，实则指出诗人乃得天地之最精而生，可谓将诗人价值推崇到极致。

　　下片又从世间权贵不足贵说起。“金张许史浑闲，未必有功名久后看。”金日磾、张汤的后代，世为贵显，与外戚许氏、史氏交好，是西汉宣帝时的四大家族，他们或是高官，或是贵戚，都曾权倾一时，为人们所羡慕，作者则认为极为平常，用“浑闲”二字，将这些当时大人物一笔抹杀。

　　“算南朝将相，到今几姓；西湖名胜，只说孤山。”这一韵把历史上的权贵和历史上的诗人作了生动的比较。“南朝”指宋齐梁陈，当时将相多为腐败衰朽的高门士族，王、谢、瘐、顾几大姓之间轮流执掌国政。他们当时都曾不可一世，可是到此时人们对豪门贵胄记忆颇少，这里（包括上韵的“金张许史”）说的虽是古代的权贵，实际上指南宋王朝的权贵奸佞如史弥远、贾似道一类的人，他们或是已死，或正在气焰嚣张，世人为之侧目，作者认为他们迟早要被人们所唾弃。与此相反，那位宋初隐居于西湖孤山、妻梅子鹤的诗人林逋，虽然他也没有什么“功名”，但因为他不趋慕富贵，写下许多清丽的诗篇，因此被人们永远记忆，他的居住之地也成为西湖名胜，给湖山也增加无穷的魅力词人赞美创造精神财富的诗人，极力贬低富贵荣华，功名利禄，抒发词人蔑视权贵的激愤之情。到此作者意犹未尽。

　　“蝉冠”二句言贵族之家尽可安排自己的子弟占据高官要职，传给他们财富权势，但却不可能给他们以济世的才华。他们不会有传世的诗句流传在人间，他们无法创造精神财富。写到这里，作者充满诗人的自豪感，因之，他举出了最能引起诗人骄傲的杜甫。

　　“杜陵老，向年时也自，井冻衣寒。”这位诗国的圣人，精神财富创造者的巨人，他为人们留下无比丰厚的精神财富，他终生关注国家和人民的疾苦。可是他自己却常为饥寒所困，一子一女冻饿而死，自己最后也死于贫病交加。作者所举出的诗句是杜甫被安史叛军困于长安之时，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所作，他无衣无食，写下了这篇著名的《空囊》。其中有句：“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与杜甫同时的有多少横行一时的“五陵年少”、公侯卿相，乃至风流天子，但他们都如过眼烟云为人们所遗忘了。可是这位当时只“留得一钱看”的诗人却能以他美妙的诗篇，在宋代就受到普遍的尊敬（宋有人将杜甫比喻为集大成的孔子），成为众多诗人的欣慕的楷模，作者用这位诗国的权威压倒了世间（封建社会）以富贵势力为支撑的权威，使全词达到高潮。词至此戛然而止。这三句不仅和词的起韵相照应，也表明作者最尊崇的诗人是爱国忧民的诗人。

　　该词表达作者对诗歌作用的见解，论述诗人的地位，同时又抒发了作者在饥寒穷困中坚持创作的执著之情，词人贬斥权贵反衬出作者的坚定，全词充满了为诗歌创作的献身精神，表现出“贫贱不能移”的豪情。

　　词的基调高昂，激越气势磅礴，笔意跌宕。作者把诗人和权贵反复对比，层层深入，权贵越来越遭贬仰，“二十四考中书”的郭子仪真正是国家的功臣，平安史之乱，拒吐蕃入侵，勋劳卓著，而“金张许史”则半是功臣，半是外戚，但这些功臣也只是忠诚于汉室，和安邦定乱关系不大，这比郭子仪就差了许多，而南朝将相则多腐朽不堪，能定国安邦者少而又少，列“家笏”、“蝉冠”指那些借祖先荫庇而腾达的纨绔子弟，这些人更不足挂齿；用于对比的诗人，则从一般的诗人到隐逸山林的林逋，再到杜甫，逐级提高，更为鲜明地突出了主题，安排可谓匠心独运。与表现内容相适应，作者用词颇为恰当精准，对郭子仪这样的功臣，只言达到也“不难”，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对“金张”等人则用“浑闲”，表现了作者对他们的轻视。对“南朝将相”则用了一个“算”字，有“何足算也”之意。对贵族子弟则一笔否定。

　　由此看来，此词的修辞虽然朴素、通俗易懂，但却富于表现力。词人通过这首《沁园春》表达自己对诗歌作用的见解，论述诗人的地位，同时又抒发了自己在饥寒穷困中坚持创作的执著之情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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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停云，水声山色，竞来相娱。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数语，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正如此词自注所述，辛弃疾的这首《贺新郎》词，乃是仿陶渊明《停云》“思亲友”之意而作，抒写了作者罢职闲居时的寂寞与苦闷的心情。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考证，此词约作于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左右。此时辛弃疾被投闲置散又已四年。他在信州铅山（今属江西）东期思渡瓢泉旁筑了新居，其中有“停云堂”，即取陶渊明《停云》诗意。

　　辛弃疾的词，爱用典故，在宋词中别具一格。这首词的上片一开头“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即引用了《论语》中的典故。《论语·述而篇》记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如果说，孔子慨叹的是其道不行；那么辛弃疾引用它，就有慨叹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之意。辛弃疾写此词时已五十九岁，又谪居多年，故交零落，因此发出这样的慨叹也是很自然的。这里“只今馀几”与结句“知我者，二三子”首尾衔接，用以强调“零落”二字。接着“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数语，又连用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和《世说新语·宠礼篇》记郗超、王恂“能令公（指晋大司马桓温）喜”等典故，叙自己徒伤老大而一事无成，又找不到称心朋友，写出了世态关系与自己此时的落寞。“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两句，是全篇警策。词人因无物（实指无人）可喜，只好将深情倾注于自然，不仅觉得青山“妩媚”，而且觉得似乎青山也以词人为“妩媚”了。这与李白《敬亭独坐》“相看两不厌”是同一艺术手法。这种手法，先把审美主体的感情楔入客体，然后借染有主体感情色彩的客体形象来揭示审美主体的内在感情。这样，便大大加强了作品里的主体意识，易于感染读者。以下“情与貌，略相似。”两句，情，指词人之情；貌，指青山之貌。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崇高、安宁和富有青春活力等。作者在这里将自己的情与青山相比，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宁愿落寞，决不与奸人同流合污的高洁之志。

　　词的下片作者又连用典故。“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陶渊明《停云》中有“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和“有酒有酒，闲饮东窗”等诗句，辛弃疾把它浓缩在一个句子里，用以想像陶渊明当年诗成时的风味。这里作者又提陶渊明，意在以陶自况。“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两句，表面似申斥南朝那些“醉中亦求名”（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之三）的名士派人物；实际是讽刺南宋已无陶渊明式的饮酒高士，而只有一些醉生梦死的统治者。以下“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两句，句法与上片“我见青山”一联相似，表现出了作者傲视古今的英雄气概。这里所说的“古人”，不是一般的古人，而是指像陶渊明一类的人。据岳珂《桯史·卷三》记：“辛弃疾每逢宴客，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足见辛弃疾对自己这二联是很自负的。

　　结句“知我者，二三子。”这“二三子”为谁没有人进行专门的考证，有人认为是当时人陈亮。但读者不妨视野扩大些，将古人陶渊明、屈原乃至于孔子等，都算在内。辛弃疾慨叹当时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多，实与屈原慨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情类似，同出于为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忧虑。而他的闲居铅山，与陶渊明居“南山”之情境也多少有点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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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赠别词。全词一改以往送别诗词缠绵感伤、哀怨愁苦或慷慨悲凉的格调，创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议论风生，直抒性情，写得既有情韵，又富理趣，充分体现了作者旷达洒脱的个性风貌。词人对老友的眷眷惜别之情，写得深沉细腻，婉转回互，一波三折，动人心弦。

　　词的上片写与友人久别重逢。元祐初年，苏轼朝为起居舍人，钱穆父为中书舍人，气类相善，友谊甚笃。元祐三年穆父出知越州，都门帐饮时，苏轼曾赋诗赠别。岁月如流，此次杭州重聚，已是别后的第三个年头了。三年来，穆父奔走于京城、吴越之间，此次又远赴瀛州，真可谓“天涯踏尽红尘”。分别虽久，可情谊弥坚，相见欢笑，犹如春日之和煦。更为可喜的是友人与自己都能以道自守，保持耿介风节，借用白居易《赠元稹》诗句来说，即“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作者认为，穆父出守越州，同自己一样，是由于朝好议论政事，为言官所攻。

　　以上数句，先从时间着笔，回忆前番离别，再就空间落墨，概述仕宦生涯，接下来抒发作者对仕宦失意、久处逆境所持的达观态度，并用对偶连喻的句式，通过对友人纯一道心、保持名节的赞颂，表明了自己淡泊的心境和坚贞的操守。词的上片既是对友人辅君治国、坚持操守的安慰和支持，也是词人半生经历、松柏节操的自我写照，是词人的自勉自励，寓有强烈的身世之感。明写主，暗寓客；以主慰客，客与主同，表现出作者与友人肝胆相照，志同道合。

　　词的下片切入正题，写月夜送别友人。“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一句，描绘出一种凄清幽冷的氛围，渲染了作者与友人分别时抑郁无欢的心情。

　　“樽前不用翠眉颦”一句，由哀愁转为旷达、豪迈，说离宴中歌舞相伴的歌妓用不着为离愁别恨而哀怨。这一句，其用意一是不要增加行者与送者临歧的悲感，二是世间离别本也是常事，则亦不用哀愁。这二者似乎有矛盾，实则可以统一强抑悲怀、勉为达观这一点上，这符合苏轼宦途多故之后锻炼出来的思想性格。词末二句言何必为暂时离别伤情，其实人生如寄，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云：“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既然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又何必计较眼前聚散和江南江北呢？词的结尾，以对友人的慰勉和开释胸怀总收全词，既动之以情，又揭示出得失两忘、万物齐一的人生态度。

　　苏轼一生虽积极入世，具有鲜明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但另一方面又受老庄及佛家思想影响颇深，每当官场失意、处境艰难时，他总能“游于物之外”，“无所往而不乐”，以一种恬淡自安、闲雅自适的态度来应对外界的纷纷扰扰，表现出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旷达、洒脱情怀。

　　这首送别词中的“一笑作春温”、“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等句，是苏轼这种豪放性格、达观态度的集中体现。然而在这些旷达之语的背后，仍能体察出词人对仕宦浮沉的淡淡惆怅，以及对身世飘零的深沉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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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的上片，词人自述游山玩水的寂静心态。“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从室内视角摄起的两个镜头，一为词人自己的闲适倚床的风姿。“闲”字突出了东坡的寂静舒坦的心态；“倚”字描绘了坐靠“胡床”的美姿。二为朝窗外望，只见“庾公楼外”的山峰重叠美景。山外青山楼外楼，宛如花开万朵，全部微缩在“窗含”的镜头中，美丽极了。这是杭州的典型山光。

　　“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镜头转到室外。开句用设问的方式，强调无有同玩、同坐的生活空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问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东坡《赤壁赋》），遗憾的只能陪伴着“我”。整个上片人格化、自然化和谐统一，突现了东坡那种身心幽闲、旷然天真、潇洒自然，与大自然为伍的绰绰风姿。“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不仅富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月下独酌》）的神韵，而且为下片的“吾与子之所共食”风月的意境作了对衬性的铺垫。

　　词的下片，特写与袁公济畅游湖山的独特享受。“别乘一来，有唱应须和”，叙述宾主唱和赠答。是时词人知杭州，袁公济悴杭州。正当词人独自“闲倚胡床”时，这位副使驾着车子来了，打破了词人孤寂的沉闷世界，同游杭州湖山，“相得甚欢”，唱和诗词。“还知么，自从添个，风月平分破”，进深一层，与上片对应，道出湖山之乐就在于袁公济的到来，打破了东坡的沉寂感，获得了情感上和语言上的共鸣，凝聚到一点就是：清风、明月，我们平均地享受吧，是画龙点睛之笔。整个下片，词人与袁公济的游山玩水、唱和赠答，浓缩了人生之精华，大地之灵气。游玩之乐，其乐无穷。

　　全词，运用了叙述与描写、写实与用典、对衬与渲染之笔，尽情抒发了东坡知杭州时与友畅游湖山之乐。那“楼外峰千朵”，“明月清风我”，“风月平分破”，如画一般，沁人心脾。凡是与大自然打成一片，永葆自然青春的，大自然将赋予他艺术的美妙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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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国的壮丽河山，到处呈现着不同的面貌。吴越的柔青软黛，自然是西子的化身；闽粤的万峰刺天，又仿佛象森罗的武库。古来多少诗人词客，分别为它们作了生动的写照。辛弃疾这首《过南剑双溪楼》，就属于后一类的杰作。

　　宋代的南剑州，即是延平，属福建。这里有剑溪和樵川二水，环带左右。双溪楼正当二水交流的险绝处。要给这样一个奇峭的名胜传神，颇非容易。作者紧紧抓住了它具有特征性的一点，作了全力的刻画，那就是“剑”，也就是“千峰似剑铓”的山。而剑和山，正好融和着作者的人在内。上片一开头，就象将军从天外飞来一样，凌云健笔，把上入青冥的高楼，千丈峥嵘的奇峰，掌握在手，写得寒芒四射，凛凛逼人。而作者生当宋室南渡，以一身支拄东南半壁进而恢复神州的怀抱，又隐然蕴藏于词句里，这是何等的笔力。“人言此地”以下三句，从延平津双剑故事翻腾出剑气上冲斗牛的词境。据《晋书·张华传》：晋尚书张华见斗、牛二星间有紫气，问雷焕；曰：是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后焕为丰城令，掘地，得双剑，其夕，斗牛间气不复见焉。焕遣使送一剑与华，一自佩。华诛，失剑所在，焕卒，其子华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化为二龙。作者又把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等清寒景色，汇集在一起，以“我觉”二字领起，给人以寒意搜毛发的感觉。然后转到要“燃犀下看”（见《晋书·温峤传》），一探究竟。“风雷怒，鱼龙惨”，一个怒字，一个惨字，紧接着上句的怕字，从静止中进入到惊心动魄的境界，字里行间，却跳跃着虎虎的生气。

　　换片后三句，盘空硬语，实写峡、江、楼。词笔刚劲中带韧性，极烹炼之工。这是以柳宗元游记散文文笔写词的神技。从高峡的“欲飞还敛”，双关到词人从炽烈的民族斗争场合上被迫地退下来的悲凉心情。“不妨高卧，冰壶凉簟”，以淡静之词，勉强抑遏自己飞腾的壮志。这时作者年已在五十二岁以后，任福建提点刑狱之职，是无从施展收复中原的抱负的。以下千古兴亡的感慨，低徊往复，表面看来，情绪似乎低沉，但隐藏在词句背后的，又正是不能忘怀国事的忧愤。它跟江湖山林的词人们所抒写的悠闲自在心情，显然是大异其趣的。

　　这是一首登临之作，是辛弃疾爱国思想表现十分强烈的名作之一。词的特点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线索清晰，钩锁绵密。一般登临之作，往往要发思古之幽情，而辛弃疾此词却完全摆脱了这一俗套。作者即景生情，把全副笔墨集中用于抒写主战与主和这一现实生活的主要矛盾之点上。全篇钩锁严密，脉络井然。第二是因迩及远，以小见大。作者胸怀大志，以抗金救国、恢复中原为己任。他虽身处福建南平的一个小小双溪楼上，心里盛的却是整个中国。所以，他一登上楼头，便“举头西北”，由翻卷的“浮云”，联想到战争，联想到大片领土的沦陷与骨肉同胞的深重灾难。而要扫清敌人，收复失地，救民于水火，则需要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作者却从一把落水的宝剑起笔，加以生发。“长剑”，长也不过是“三尺龙泉”而已。而作者却通过奇妙的想象，运用夸张手法，写出了“倚天万里须长剑”这一壮观的词句。这是词人的心声，同时也喊出了千百万人心中的共同意愿。第三个特点是通篇暗喻，对比强烈。这首词里也有直抒胸腺的词句，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但是，更多的词句，关键性的词句却是通过大量的暗喻表现出来的。词中的暗喻可分为两组：一组是暗喻敌人和主和派的，如“西北浮云”，“风雷怒，鱼龙惨”，“峡束苍江对起”等；一组是暗喻主战派的，如“长剑”，“过危楼，欲飞还敛”，“元龙老矣”等等。这两种不同的形象在词中形成鲜明的对照和强烈的对比。这种强烈对比、还表现在词的前后结构上。如开篇直写国家危急存亡的形势：“举头西北浮云”，而结尾却另是一番麻木不仁的和平景象：“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沐浴着夕阳的航船卸落白帆，在沙滩上搁浅抛锚。这与开篇战云密布的形象极为不同。

　　这首词形象地说明，当时的中国大地，一面是“西北浮云”“中原膏血”；而另一面却是“西湖歌舞”“百年酣醉”，长此以往，南宋之灭亡，势在必然了。 由于这首词通体洋溢着爱国热情，加之又具有上述几方面的艺术特点，所以很能代表辛词雄浑豪放、慷慨悲凉的风格，读之有金石之音，风云之气，令人魄动魂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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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弃疾力主抗金，收复中原，但朝廷无此意，不加重用壮志难酬，一生屡遭贬斥。由于不能见用于苟且偷安的南宋统治集团，他感到前途险恶，早晚必被逐出宦途。为后事计，他任江西安抚使时，在上饶城北带湖之畔，修建了一所新居，作为将来退隐之处。取名为“稼轩”并自号为“稼轩居士”以示去官务农之志。此词即在作引退前一年，即淳熙八年（1181年）新居将落成之时所作，抒发了他当时万端感慨集于一心的复杂感情。

　　上片主要写萌发弃政归田之念。首句开门见山，顺题而起。西汉蒋诩隐居时门前开有三条小路的原因，“三径”即成了隐士居处的代称，陶渊明《归去来辞》中就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句子。“三径初成”，日后栖身有所，词人于失意之中亦露几分欣慰。不过这层意思，作者并没有直白的一语道出。而是“鹤怨猿惊，稼轩未来”，以带湖的仙鹤老猿埋怨惊怪其主人的迟迟不至，曲曲吐露。“鹤怨猿惊”出于南齐孔稚珪《北山移文》：“蕙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不同的是，孔稚珪是以昔日朝夕相处的鹤猿惊怨周颙隐而复仕，辛弃疾用此典却反其道而行之，假设即将友好伴处的鹤猿怨自己仕而不归。这两句是从新居方面落墨，说那里盼望自己早日归隐：“甚云山”四句，是自言自语一样，写主观想法。既然自己的平生志趣是以“云自许”，为什么还老是呆在尘世里当官，惹先贤隐士嘲笑呢！显然，这只不过是辛弃疾在遭到投降派一连串打击之后，所发的一种牢骚自嘲而已。谁不知道，辛弃疾的“平生意气”是抗金复国，金瓯一统，岂能以“云山自许”！然而现在乾坤难转，事不由已，有什么办法呢？“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词人不愿作违心之事，他认为既然厌恶这丑恶的官场又不能以已之力匡正，就应该激流勇退，愈早愈好，不要等被人家赶下了台才离开；再说自己也不是象西晋张翰那样因想起了家乡味美的鲈鱼脍、莼菜羹而弃官还乡，心中无愧，又何苦“抵死尘埃”呢？这里，暗示了作者同南宋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并表明了自己的磊落胸怀。其中“意倦”句，表明自己绝不愿为朝廷的苟安政策效劳，志不可夺去向已定：“岂为”句，说明他之退隐并不是为贪图个人安逸享受；最值得体味的是“身闲贵早”里的“贵早”二字。固然，这是为了呼应前文曲露的对新居的向往，欲归之情，不过主要还是说明，词人不堪统治集团反对派对他的毁谤和打击，而且可能预感到一场新的迫害正在等待着他。不如抽身早避。因而自然逗出了后面“秋江上”三句，表明了自己离政归田的真正原因是避祸，就象鸿雁听到了弦响而逃，航船见到了恶浪而避一样。他是别无他途，不得不如此。

　　下片主要写但对未来生活蓝图的设想。词意仍缘“新居将成”而起。“将成”是指，初具规模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东冈”二句，先就建筑方面说，再修一幢茅屋作为书斋，设于东冈，并把窗户全部面水而开，既照应了题中“带湖”二字，又照应了“平生意气”，即“云山自许”的雅致。而“行钓”同“种柳”联系起来，表明词人向往的是“小舟撑出柳阴来”的画境。表达了对官场争斗的厌倦，对乡村宁静的向往。下面写竹、梅、菊、兰，不仅表现了词人的生活情趣，更喻指词人的为人节操。竹、梅、是“岁寒三友”之二物，竹经冬而不凋，梅凌寒而花放。

　　从既要“疏篱护竹”，又要“莫碍观梅”中，既表示作者玩花弄草的雅兴，更可以看出他对竹、梅坚贞品质的热忱赞颂和向往。至于菊、兰，都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喜爱的高洁的花草。他在《离骚》中有“餐秋菊之落英”，“纫秋兰以佩”等句，表示自己所食之素洁和所服之芬芳，辛弃疾说，既然古人认为菊花可餐，兰花可佩，那他一定要亲手把它们载种起来。显然，“秋菊”两句，明讲种花，实言心志，古人志行高洁。自己亦当仿效。然而屈原餐菊佩兰是在被楚王放逐以后，而辛弃疾当时还是在职之臣。坚持理想节操固然可以由已决定，但未去留岂能擅自安排。所以他接着说：“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这三句初看与前文完全不属，但细想，恰是当时作者心理矛盾含蓄而真实的流露。辛弃疾一生为国志在统一，志向尚未实现本不愿意离政，但形诸文字却说“怕君恩未许”。因此，这一方面固然暴露了作为统治集团一员的辛弃疾仍对腐朽朝廷昏庸皇帝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更可以说，这是他始终不忘复国、积极从政、赤诚用世之心的流露。全词就在这种不得不隐、然又欲隐不能的“徘徊”心境中结束。

　　这首词，自始至终可以说是一篇描写心理活动的实录。但上下两片，各有不同。前片写欲隐缘由，感情渐进，由微喜，而怅然，而气恼，而愤慨。读之，如观大河涨潮，流速由慢而疾，潮声也由小而大，词情也愈说愈明。后片写未来打算，读之，似在河中泛舟，水流徐缓而平稳，再不闻澎湃呼啸之声，所见只是波光粼粼。及设想完毕，若游程已终，突然转出“沉吟久”几句，似乎刚才打算，既非出自己心亦不可行于实际如一物突现舟水凝滞不可行，不过，尽管两片情趣迥别，风貌各异，由于通篇皆以“新居将成”一线相贯，因此并无割裂之嫌，却有浑成之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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