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

　　黄孝迈的词流传很少，但他的词的确写得“风度婉秀，真佳词也。”这是一首伤春之词。词人通过对湘水之滨春江月色的描写，抒发了自己惜春不忍别的情愫。

　　上片着重写伤春，先从枝头的鸟声写起 ，点出“近清明”的节令。“翠禽”，犹言翠鸟，泛指羽毛美丽的小鸟 ，“消魂”，是情为之动、神为之伤的意思，给鸟声注入了人的思想感情。

　　下文“可惜一片清歌，都付与黄昏”二句，是对“消魂”所作的说明 。"清歌”与“黄昏”所含的情绪本是相反的，前者引人愉悦，后者使人忧伤，相反相成，其结果是益增忧伤之感，故此二句表现为极其沉痛的感叹口吻。接下来，作者进一步采用了拟人手法，将具有感知的品格赋予了柳花，想对它低声倾诉自己的心事，转而又：“怕柳花轻薄，不解伤春”。可见作者忧思之深重。“伤春”二字，点出了作品主旨之所在。

　　再下面，是作者自己感叹当时旅行在湘水之滨，独自投宿在旅舍时的孤寂心情。明明要写冷落，却偏用“温存”的字眼，再用“谁与”来作反诘，这种写法突现了一种炽烈追求的意愿。写到此处，已近过片，须得由伤春向恨别过渡，故而“柔情别绪”四字的安排也就是相当巧妙而颇具匠心的了。

　　这首词的下片更为精采。前几句，作者紧紧抓住“湘春夜月”的景色特点，将深沉的离愁别恨熔铸进去，造成了动人的艺术效果：“空樽夜泣，青山不语，残照当门。翠玉楼前，惟是有、一波湘水，摇荡湘云。”这个境界是由众多形象构筑起来的一个整体，七宝楼台固不应拆碎，然而，倘求观察得细致，却无妨从局部着眼。

　　“空樽夜泣”，表示心情的极度忧伤，是一个凝炼警策的句子，其造语则显得老辣，与姜夔《暗香》词里的“翠樽易泣”相同。“青山不语”，山峰不会说话，而作者却好像认为它原是会说话的，只是此时此刻无话可说罢了，以这种方式描摹环境的幽静，其艺术效果则更为强烈。

　　“残照当门”，意谓残月照在门前，门外唯见残月。残月象征离别，正是由于它的情调凄恻。“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等常见的例子，已经足以说明用残月抒写离别之情的艺术表现力了。

　　“翠玉楼”，即前文“楚乡旅宿”，“惟是有”，同义重叠，起着强调下文的作用，而它以“平去上”的声韵作为引出下文的铺垫，从而使“一波湘水，摇荡湘云”一句更富有诗意，显得更加突出。从“翠玉楼”望去，月色下的湘江，一片朦胧迷茫，水面上只看到隐隐的波光，天空飘动着朵朵浮云，阵阵微风吹来，又将水天“摇荡”在一起了。然而这轻微的摇荡却不能打破“青山不语，残月当门”的静寂，正像“蝉噪林逾静”那样，反倒更增强了这种静寂之感；同时，在静寂之中，“湘春夜月”的景色更显得空灵深邃，它启迪着人们对生活的沉思。

　　下片的后几句，像上片点出“伤春”一样，又将“恨别”的题旨点明了。“天长梦短，问甚时、重见桃根？”“天”是宇宙，“梦”是人生，“天长梦短”与吴文英在的“春宽梦窄”（《莺啼序》）构思相同，富有哲学意味。如梦的人生既然短暂，离别的愁苦就更使人难耐，于是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急切的希望尽快地“重见桃根”。桃根，出于东晋的《桃叶歌》：“桃叶复桃叶，桃叶连桃根。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相传为王献之所作，桃叶是他的妾名。后人经常用桃叶、桃根指代意中人。

　　结句的“这次第”虽只是一个“点”，分量却是相当沉重的。愁绪扰人，自然产生剪除的意愿，这也是人们的共同心理。然而这首词中，合理的意愿却是用否定方式、喟叹的口吻表达出来的，因为“算人间没个并刀，剪断心上愁痕”，遍寻人间也找不到能够剪断这种愁绪的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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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草堂诗余别集》、《古今词综》等都题作“离情”，而《草堂诗余别集》还注云：“一作春怀”。由此看来，这些恐均非原题，是后人据词作内容添加的；此外，“春怀”与“离情”确也概括了词作的主要内容。从词作的内容与风格来看，这首词当写于词人婚后不久，夫妻小别，李清照独居时。

　　“暖日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开首三句，词人放眼室外，由春景落笔。但见初春时节，春风化雨，和暖怡人，大地复苏，嫩柳初长，如媚眼微开，艳梅盛开，似香腮红透，到处是一派春日融融的景象。词人前期生活虽然没有大的波折，但以其独具的才情、细腻的情感，以及对外部世界敏锐的感悟、强烈的关注，常有出人意表之想。表现在词作里，就是经常慧心独照，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暖日晴风”似还不足以表达春天到来的特征，而紧接以“柳眼梅腮”（此句历来被称为“易安奇句”），则使到来的春天更直接、更形象。李商隐在《二月二日》一诗中有“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苏轼在《水龙吟》词中描绘柳叶情状是“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看来女词人受此启发，抓住两个极具特点的事物，写出春天的生机。第三句的“已觉春心动”，从语意上看，是对春天来临总的概括，实亦是自己怀春之情已动之流露。词人游春、赏春，目睹良辰美景，必有所思，这句也暗启后二句词人所抒发的情思：“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女词人的细腻、敏感的思绪与感悟进一步强化，面对如此大好春光，自然便联想到自己独处深闺，孤栖寂寞，这与往日和丈夫赵明诚一齐把玩金石，烹茗煮酒，赏析诗文的温馨气氛形成强烈反差。一个“谁与共”，道出此刻词人内心的苦涩。紧接着词人用一个细节来进一步形容自己内心的苦涩，泪水流淌，脸庞上的香粉为之消融，心情沉重以致觉得头上戴的花钿也是沉甸甸的。

　　词作的下片，词人以细微的笔触，紧承上片末句，着重刻画自己具体的闺中寂寞生活。“乍试夹衫金缕缝，山枕斜欹，枕损钗头凤。”春暖天晴，春装初试，然而词人却足不出户，去观赏那美好的春景，却斜倚在山枕上，以致把精美的钗头凤给压坏了。“山枕”，即檀枕，因其如“凹”形，故称山枕。词人不出户观赏春景，是因怕良辰美景触引伤感之情，二是表明其心境郁闷，慵懒至极。一个“损”字，也暗示词人慵懒、无精打彩。末二句：“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愁本无形，却言“抱”，可见此愁对其来说有多“浓”，多重，更何况是“独抱”，此情更是难堪。“无好梦”，是说现实很寂寞无聊，想在梦中去寻求慰藉，但却始终无法进入梦乡，直至夜阑人静之时，仍剪弄灯花，以排遣愁怀。“犹”字写活了词人百无聊赖的情态。此外，剪弄灯火，古时妇女常藉以卜数夫君之归期。这两句写得极为细致、生动，看似毫不经意，如叙写生活本身，实是几经苦炼，没有生活经历和深厚的艺术功力是无法写就的。清词论家贺裳评这两句为“入神之句”（《皱水轩词筌》）。

　　全词从白天写到夜晚，刻画出一位热爱生活、向往幸福、刻骨铭心地思念丈夫的思妇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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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词作于漂泊旅途，抒思乡思亲之情。

　　上片写旅途艰辛。起句“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描写春末夏初的特色鲜明的景物，暗示季节变化，流光抛人。“送春归，客尚蓬飘”两句承上转折，感慨春归人未归。“昨宵谷水，今夜兰皋”具体落实“蓬飘”二字，“昨宵”、“今夜”在时间上连续，“谷水”、“兰皋”在地点上变换，时间的连续与地点上的变换，正见出词人漂泊旅途的辗转流离，居无定所。“奈”字领起，“云溶溶、风淡淡、雨潇潇”三组叠字排句，蝉联而下，慨叹阴晴不定，风雨萧瑟的天气，更增添旅途漂泊的困顿艰辛。

　　下片抒旅途乡思。“银字”二句，是关于往昔的回忆也是关于未来的想像，风中飘蓬般流徙的词人，对焚香调笙的恬适家居生活，有着起乎寻常的强烈心理期待。他知道，这种期待也是家人共有的。“料芳悰，乍整还调。”即以客代主，透过一层，想像家人盼归乍喜的复杂心情。这样翻来覆去的想着，心中的离愁别恨越酿越浓，越来越多了，水上漂泊的词人，准备把这满腹的“春恨”、一股脑儿“都付春潮”，借一江春水把“春恨”冲淡、流走，这是无奈之际触景生情的消解办法。结句连用三个水上地名，回应上片的“客尚蓬飘”，形象地展示词人的不停漂泊和归心似箭。女性化的地名，也透漏了思乡的词人某种特定的心理诉求。

　　这首词和《一剪梅·舟过吴江》中所写的内容基本相同，“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银字笙调、心字香烧”、“秋娘渡、泰娘桥”等，都是《一剪梅·舟过吴江》中的句子意象，拿到这里再次使用，但表现效果似有不同，尤其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两句，用为《一剪梅·舟过吴江》的结句，是整首词情的凝聚，给人的印象饱满而鲜明；放在这首《行香子》起句的位置上，感觉并不特别醒目。可见名句一旦和原作的剥离，艺术魅力也会稍打折扣。这就像北宋晏殊《浣溪沙》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情况一样，“无可奈何”两句，也曾初晏殊再次用为七律《示张寺丞王校勘》的腹联，在原作本中是“音调谐婉，情致缠绵”的千古名句，写入七律初认为“气格纤弱”，并不见佳（张宗橚《词林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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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声是最大的悲哀。辛弃疾《丑奴儿》词中有：”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几句，算是把愁写到了极致。汪元里此诗的开头，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其中“愁到浓时“总提，以下分写斟酒、挑灯、看剑、流泪，诗句不再言愁，但愁绪自见。在这种地方，辛词用说话表现，汪诗用动作表现，可谓异曲而同工。又，第二句用辛弃疾《破阵子》词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成句，浑然再现了一个报国无门的志士形象。只是此诗再缀以“泪痕深”三字，显示了一个宫廷乐师在亡国之后的心理状态，已不能和当年的辛弃疾相比了。

　　颔、颈两联，一叹知音少，一抒故乡情，既应题，表明只有王昭仪方能引为知己，又以家乡之思暗寓亡国之痛，显示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据《上谷郡图经》，黄金台在今河北易县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其上，以延天下士，遂以为名。又，《乐府诗集》卷四五引《乐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颔联前一句说空有黄金之台，后一句说枉调碧玉之歌，反复陈述的既是作者同王清惠在元大都的孤寂处境和悲怆情怀，又含有他们洁身自好，不与元人贵族和宋室降巨们为伍的坚贞节操。颈联先写秋风中颤抖的“万叶”，衬托别梦不成，再用孤灯夜雨衬托归息难禁—-自然，这里的“故乡心”表达的仍是对宋室的追念。写法上，前两句用典故直抒胸臆，后两句用环境反衬乡心，手法变化，效果极好。

　　末联故意宕开，由抒情转入写景，用梧桐雨、劲气构成凄切悲凉的意境，为上文中已经酝酿出来的感情设计了大自然的深沉回响，因而使作者的“浓”愁有充溢寒空、侵凌肌肤之势。

　　李压林《湖山类秘》说:“吴友汪水云出示《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歌欺而悲，甚于痛哭。”徽”与“湿”， 隐与彰，本来是互相对立的，但水云(元量号)独能把它们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自己特殊的艺术风格。就这首诗而言，其中“少知己分”、“空好音护”、“孤馆梦”、“故乡心”等等，几乎可以说是千百年来被文人学士们唱烂了的陈词，因而人们可能误认它是一首等闲之作—这是此诗 “显”与“彰”的一面。但如果知人论世，稍作进一步的考察，那么汪元只要愿意攀附元朝新贵，则“黄金台”必不甚远，故乡也可“荣”归，由此又可断定这首诗中的知己之叹、故乡之思绝不能作通常意义来理解——这又是此诗‘隐”与“微”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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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诏州县立学。惟时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殚虑，祗顺德意；有假官借师，苟具文书。或连数城，亡诵弦声。倡而不和，教尼不行。

　　三十有二年，范阳祖君无泽知袁州。始至，进诸生，知学宫阙状。大惧人材放失，儒效阔疏，亡以称上意旨。通判颍川陈君侁，闻而是之，议以克合。相旧夫子庙，狭隘不足改为，乃营治之东。厥土燥刚，厥位面阳，厥材孔良。殿堂门庑，黝垩丹漆，举以法。故生师有舍，庖廪有次。百尔器备，并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

　　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觏谂于众曰：“惟四代之学，考诸经可见已。秦以山西鏖六国，欲帝万世，刘氏一呼，而关门不守，武夫健将，卖降恐后，何耶?诗书之道废，人惟见利而不闻义焉耳。孝武乘丰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学术。俗化之厚，延于灵、献。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闻命而释兵；群雄相视，不敢去臣位，尚数十年。教道之结人心如此。今代遭圣神，尔袁得贤君，俾尔由庠序，践古人之迹。天下治，则谭礼乐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当仗大节，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使人有所赖，且有所法。是睢朝家教学之意。若其弄笔墨以徼利达而已，岂徒二三子之羞，抑亦为国者之忧。”

　　此年实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记。

　　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