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斗酒 一作：一斗)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饮中八仙歌》是一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肖像诗”。八个酒仙是同时代的人，又都在长安生活过，在嗜酒、豪放、旷达这些方面彼此相似。诗人以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将他们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

　　八仙中首先出现的是贺知章。他是其中资格最老、年事最高的一个。在长安，他曾“解金龟换酒为乐”（李白《对酒忆贺监序》）。诗中说他喝醉酒后，骑马的姿态就象乘船那样摇来晃去，醉眼朦胧，眼花缭乱，跌进井里竟会在井里熟睡不醒。相传“阮咸尝醉，骑马倾欹”，人曰：“箇老子如乘船游波浪中”（明王嗣？;《杜臆》卷一）。杜甫活用这一典故，用夸张手法描摹贺知章酒后骑马的醉态与醉意，弥漫着一种谐谑滑稽与欢快的情调，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他旷达纵逸的性格特征。

　　其次出现的人物是汝阳王李琎。他是唐玄宗的侄子，宠极一时，所谓“主恩视遇频”，“倍比骨肉亲”（杜甫《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因此，他敢于饮酒三斗才上朝拜见天子。他的嗜酒心理也与众不同，路上看到麴车（即酒车）竟然流起口水来，恨不得要把自己的封地迁到酒泉（今属甘肃）去。相传那里“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见《三秦记》）。唐代，皇亲国戚，贵族勋臣有资格袭领封地，因此，八人中只有李琎才会勾起“移封”的念头，其他人是不会这样想入非非的。诗人就抓着李琎出身皇族这一特点，细腻地描摹他的享乐心理与醉态，下笔真实而有分寸。

　　接着出现的是李适之。他于742年（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丞相，雅好宾客，夜则燕赏，饮酒日费万钱，豪饮的酒量有如鲸鱼吞吐百川之水，一语点出他的豪华奢侈。然而好景不长，开宝五载适之为李林甫排挤，罢相后，在家与亲友会饮，虽酒兴未减，却不免牢骚满腹，赋诗道：“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旧唐书。李适之传》）“衔杯乐圣称避贤”即化用李适之诗句。“乐圣”即喜喝清酒，“避贤”，即不喝浊酒。结合他罢相的事实看，“避贤”语意双关，有讽刺李林甫的意味。这里抓住权位的得失这一个重要方面刻画人物性格，精心描绘李适之的肖像，含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很耐人寻味。

　　三个显贵人物展现后，跟着出现的是两个潇洒的名士崔宗之和苏晋。崔宗之，是一个倜傥洒脱，少年英俊的风流人物。他豪饮时，高举酒杯，用白眼仰望青天，睥睨一切，旁若无人。喝醉后，宛如玉树迎风摇曳，不能自持。杜甫用“玉树临风”形容宗之的俊美丰姿和潇洒醉态，很有韵味。接着写苏晋。司马迁写《史记》擅长以矛盾冲突的情节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杜甫也善于抓住矛盾的行为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苏晋一面耽禅，长期斋戒，一面又嗜饮，经常醉酒，处于“斋”与“醉”的矛盾斗争中，但结果往往是“酒”战胜“佛”，所以他就只好“醉中爱逃禅”了。短短两句诗，幽默地表现了苏晋嗜酒而得意忘形，放纵而无所顾忌的性格特点。

　　以上五个次要人物展现后，中心人物隆重出场了。

　　诗酒同李白结了不解之缘，李白自己也说过“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兴酣落笔摇五岳”（《江上吟》）。杜甫描写李白的几句诗，浮雕般地突出了李白的嗜好和诗才。李白嗜酒，醉中往往在“长安市上酒家眠”，习以为常，不足为奇。“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一句，顿时使李白的形象变得高大奇伟了。李白醉后，更加豪气纵横，狂放不羁，即使天子召见，也不是那么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而是自豪地大声呼喊：“臣是酒中仙！”强烈地表现出李白不畏权贵的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虽未必是事实，却非常符合李白的思想性格，因而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杜甫是李白的挚友，他把握李白思想性格的本质方面并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将李白塑造成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豪放纵逸，傲视封建王侯的艺术形象。这肖像，神采奕奕，形神兼备，焕发着美的理想光辉，令人难忘。这正是千百年来人民所喜爱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李白形象。

　　另一个和李白比肩出现的重要人物是张旭。他“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杜臆》卷一）。当时人称“草圣”。张旭三杯酒醉后，豪情奔放，绝妙的草书就会从他笔下流出。他无视权贵的威严，在显赫的王公大人面前，脱下帽子，露出头顶，奋笔疾书，自由挥洒，笔走龙蛇，字迹如云烟般舒卷自如。“脱帽露顶王公前”，这是何等的倨傲不恭，不拘礼仪！它酣畅地表现了张旭狂放不羁，傲世独立的性格特征。

　　歌中殿后的人物是焦遂。袁郊在《甘泽谣》中称焦遂为布衣，可见他是个平民。焦遂喝酒五斗后方有醉意，那时他更显得神情卓异，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惊动了席间在座的人。诗里刻画焦遂的性格特征，集中在渲染他的卓越见识和论辩口才，用笔精确、谨严。

　　《八仙歌》的情调幽默谐谑，色彩明丽，旋律轻快。在音韵上，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是一首严密完整的歌行。在结构上，每个人物自成一章，八个人物主次分明，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彼此衬托映照，有如一座群体圆雕，艺术上确有独创性。正如王嗣奭所说：“此创格，前无所因。”它在古典诗歌中的确是别开生面之作。

参考资料：

1、 何国治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433-435

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
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
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欢乐弥寰宇。
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
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
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
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
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
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
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
丈夫不作儿女别，临岐涕泪沾衣巾。

　　此诗前十二句，写诗人闯荡京师、客游梁宋、落拓失意的真实经历。那时他年纪轻轻，自负文才武略，以为取得卿相是指日可待的事。三言两语，写出了诗人聪明、天真、自负的性格特征。但现实遭遇并不是他所想的那样。他理想中的君主，沉醉在“太平盛世”的安乐窝里。“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寰宇”，说国家风教鼎盛，超过了三皇五帝，朝廷礼乐遍及四海之内。这两句，貌似颂扬，实含讽意；下两句“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就是似褒实贬的注脚。干谒“明主”不成，只好离开京师。但不能回家，因为“归来洛阳无负郭”，家中根本没有多少产业。故诗人不得不带全家到河南商丘一带谋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汉代梁孝王曾在商丘一带筑兔苑，开雁池，作为歌舞游冶之所，诗中借古迹代地名，是说自己在这里种田捕鱼，生计艰难。不说“捕鱼”而说“垂钓”，暗用姜太公“渭水垂钓”故事，说明自己苦闷地等待着朝廷的任用。

　　后十句是写与韦参军的离别，生动地描写了他们之间的深挚友谊和难舍之情。“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这两句，看似寻常，其中暗含了作者的辛酸遭遇和对韦参军的感激之情。“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说他们的友谊经过长期考验，韦参军经常接济自己，从未以“家贫”为辞借口推却过。“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白日晚”见其日夕相处：“杨柳春”见其既游且歌。这样的友情，的确舍不得分开。“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惊心神”三字，写出了与朋友相别时的痛楚之状。但为事业、前程计，又不得不别，因而劝慰朋友：“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这首诗写得肝胆刻露，字字情真。一般写诗要求语忌直出，脉忌外露。但这绝不是否定率直的抒情。“忌直”是为了“深化”感情，率直是为了将实情写得更“真”，二者似迥异而实相通。高适此作直吐深情，写苦不见颓靡之态，惜别仍发豪放之情，快人快语，肝胆相照，表现出主人公鲜明的个性特征，因而能以情动人，具有很大的感染力。此诗基本上采取了长篇独白的方式，“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诗中又多用偶句和对比，讲究音韵，读来音情顿挫，雄浑奔放，具有流美婉转的韵致。

参考资料：

1、 傅经顺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389-390

运锄耕劚侵星起，陇亩丰盈满家喜。
到头禾黍属他人，不知何处抛妻子。 　　这是一首替农民呼吁的反抗诗。作者从现实生活的斗争中，摄取典型事件，通过讽喻的形式，加以生动的刻划，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者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不合理现象。这首诗，一二两句，写出农父勤勤恳恳，早出晚归的辛勤劳动和“垄亩丰盈”给全家带来的欢喜。这是单纯叙事，全由正面写起。三四两句，发出议论，用一“属”字，写出“禾黍”的归属，又用一“抛”字，写出农父一件极为普通的“运锄耕斸”之事，把封建社会官府和庄园盘剥、压迫农民的惨状，作了深刻的揭露。

柳湖松岛莲花寺，晚动归桡出道场。
卢橘子低山雨重，栟榈叶战水风凉。
烟波澹荡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
到岸请君回首望，蓬莱宫在海中央。

　　“柳湖松岛莲花寺，晚动归桡出道场”。这两句，虽然仅是对“西湖晚归”的一个交代，但在写法上却很见技巧。试以现代的电影摄影手法作比，先是全景：波光漪涟的柳湖。然后镜头向前推近：映出松岛、莲花寺。最后是两个分镜头：湖上，天近傍晚，撑船人正摇动“归桡”，准备接客归去；寺中，诗人正和“诸客”走出道场，准备“晚归”。这种写法，层次分明，主从有序，给人以清晰明快之感。其次，这两句五处用了富有特征性的修饰词语和“借代”之法，从而增加了景物的质感和特征，写出了诗人对它的喜悦之情。试想，如果直说“西湖孤山山上寺，晚动归舟出庙堂”，这就索然无味，不能写出孤山寺的特色及诗人的喜悦之情。诗贵别趣，意忌直出，没有诗人的这种精心安排和恰当修饰，就不会使人读之如身临其境的。

　　上二句，从大处写起，由景到人；下二句，是从小处着笔，由人观景。“卢橘子低山雨重，栟榈叶战水风凉”，就是写诗人归路所见。卢橘即批杷，栟榈即棕榈。批杷硕果累累，金实翠叶，本来就多么令人喜爱，山雨过后，清香四溢，连果枝都被压得低垂下来；一个“重”字，写出了诗人对它的多少喜悦之情！棕榈树高叶大，俨若凉扇遮径，雨后清风，阔叶颤动，似乎它也感到了水风的清爽。一个“凉”字，透出诗人多少快感！好的画境，首先要看它能否表现出典型的物象；好的诗情，首先要看它能否把作者的精神融于画境。这两句，可以说是美景爽情的融冶，诗情画意的结合，似情似景，难解难分。

　　诗人移步登舟，船行湖上，这时的情景是：在宽阔的湖面上，轻轻的寒烟似有似无，蓝蓝的湖波共长天一色，所以说“烟波澹荡摇空碧。”“澹荡”二字，使人如泛仙槎，如升青冥，写出了清爽闲适之情。回望孤山寺：“楼殿参差倚夕阳”，“参差”二字，写出了随山势高下而建筑的宇观楼殿的特有景色，从而使人想到檐牙错落、各抱地势的瑰丽情景；加之夕阳晚照，红砖绿瓦，金光明灭，真是佛地宛如仙境，因而诗人发出由衷的感慨：“到岸请君回首望，蓬莱宫在海中央。”──落笔到“回望孤山赠诸客”的题旨，作品便戛然而止。孤山寺中有蓬莱阁，两者浑然一体，不着痕迹，更增加了韵外味，弦外音，使孤山寺的诗情画境久久萦绕于读者的脑际。

　　这首诗，短短八句，句句写景，句句含情，读后如随诗人游踪，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幕幕湖光山色的画图。它宛如一篇优美的游记，更配有铿锵的韵致，荡起喜悦的心声，如画卷在目，如乐章在耳，给人以情景水乳交融的快感。

屏居负山郭，岁暮惊离索。
野迥樵唱来，庭空烧烬落。
世纷因事远，心赏随年薄。
默默谅何为，徒成今与昨。

　　柳宗元贬居永州时，寄住在永州城南潇水东岸的龙兴寺。元和五年，搬迁至潇水西岸愚溪侧畔，并在此构筑家园，过着“甘终为永州民”的定居生活。当时，古城在潇水东岸，潇水以西的愚溪自然称为“郊”。在此“郊居”的五年时间，诗人写作了大量的山水诗。《郊居岁暮》就是其中一首，写于元和十年冬。

　　这首诗共八句，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怀。诗的首联和颔联，不仅点明了时间、地点，作者还用极富岭南色彩的景物勾画了一幅岭南所特有的风情画。永州属古楚地，也被称为“南蛮之乡”。这里缺乏开发，民风淳朴。宗元所居之地，背倚山峦，面临溪水，乔榛遍野，“蝮虺”出没，与诗人任职京师时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繁荣都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诗的颔联以“野”字极为精炼地概括出“郊居”之地的景物特色。山峦连绵、溪水淙淙是“野”，人烟稀少、南蛮风气是“野”，樵夫担柴、唱歌抒怀是“野”，烧榛种田、庭院空寂是“野”。在诗人的笔下，“野”味十足，“野”趣横生。诗人囚居永州已近十年，仿佛已读懂了背负的“山郭”，烧荒残留的余木，踏歌归来的樵夫，离群索居的自己。在这幅极富“野”味的画面中，不仅有冷峻峭拔的景物，还有热情淳厚的樵夫，更有空坐庭院的诗人。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画中有人。人、诗、画共为一体，景、人、情浑然天成。

　　诗的后四句在前四句写景的基础上抒发诗人既悠然自得又感物伤怀的矛盾心绪。诗的颈联阐明了摆脱现实、寄情山水的悠然情怀。就这两句而言，前句是因，后句是果。既然贬居远地，远离世上的纷争，且近年关，又自然放开胸怀寄情于山水。但现实却使诗人不能回避，悠悠往事又忆上心头。其中苦味，常人很难明白。所以，诗人在尾联中抒发了自己想“为”却不能“为”，一切都成“今与昨”的忧怨感愤。

　　此诗作于元和十年，属柳宗元贬永末期的作品。这时的柳宗元，怨忧穷戚，失望至极，心中苦味无以倾诉，只有写作诗文抒发怨怒、愁苦的情怀。这首诗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表现了这种苦味：诗的前两句以“屏居”始、以“离索”终，囚居之苦跃然纸上；樵夫能悠然唱歌，轻松愉悦，而诗人却只能“默默”细想、苦苦思索，这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诗人不能“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之苦得以尽情倾吐；年关已近，贬居近十年，自己已近“迟暮”，但“例召”却杳无音讯，空怀大志而不能施展之苦呼之欲出；背山面水，幽静怡人，本应怡然自得，而诗人却如负重荷，惊魂落魄，压抑之苦不言自明。

　　全诗围绕“野”字描摹物象，抒发了诗人“徒成今与昨”的忧愁感伤的情怀。诗人在描摹物象时强作欢颜，以为如此就可摆脱现实的烦忧，愈是这样，诗人就愈痛苦，诗中透出的苦味就越浓烈。

花枝出建章，凤管发昭阳。
借问承恩者，双蛾几许长。

　　此诗开头两句描绘了得到皇帝宠爱的宫女的得意和欢乐情状。“花枝”喻写灿烂的春光，“凤管”喻指欢乐的歌舞。这两句叙事的角度为班婕妤自己。首句写出班婕妤所见：又一个美人出现在建章宫里。这在她心里，自然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次句写班婕妤所闻：赵飞燕所居的昭阳宫里，彻夜凤箫之声不歇。两句都是客观地平平叙出，实际上融入了班婕妤无尽的失意和孤独，新人的蒙宠和她的被弃损也在暗中作了强烈的对比。

　　后两句是模拟班婕妤的口气对皇帝宠爱宫女的质问。“双娥几许长”意即打扮得如何美丽？这是对“承恩者”乔装巧扮的讽刺。这两句问得很冷峻，同时又可以看出，所谓婕妤之“怨”并不在夺宠的宫女身上，而在喜新厌旧的汉成帝。在结构上不但突出异军，而且挖掘主题深意，见出诗人见识的高超。倘若班婕妤只是怨君王不来陪伴，或只是怨赵飞燕妖冶惑主，则仅为女人的拈酸吃醋，境界就要大相径庭了。

　　诗人借抒发失宠宫女的怨愤来抒发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情怀，是“言近旨远”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