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积贮疏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千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节自《汉书·食货志》

　　这篇奏疏，是贾谊针对西汉初年在经济上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提出的要注意积贮的重要论文。它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表现出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他提出的主张，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育一定的贡献，在客观上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同时，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一观点，既而引用古人有关不耕不织、用之无度给人民带来的危害性的言论，对照当时社会食者众、靡者多、积蓄少的现象，提醒当权者必须慎重正视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

　　接着文章论及灾害的必然性，谈到禹、汤受此之苦，并在此基础上接连设问：如果我们也遇到灾害，“国胡以相恤”?如果边境有敌人入侵，“国胡以馈之”?不仅如此，文章更具体揭示了旱荒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一一勇者行劫，老弱者易子而食，政治未毕通等。

　　最后从正面归结到“夫积贮者， 天下之大命也”， 指出“苟粟多而财有余， 何为而不成”、“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的大利。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的具体办法。

　　贾谊在文章中还毫不隐讳地揭露了当时人民备受饥寒的困苦生活，对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提出严厉的批判，言辞犀利激切。

　　本文理论结合实际，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逐层深入地来论证中心论点。文章第一段，首先引用管子之言和古人深知民足致治的事实，对古之治天下，重积贮的理论和经验进行了总结，阐明积贮与国计民生的关系，从正面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接着由古及今，联系实际，针对当前生产少，消费多，淫侈之风滋长，不重视积贮，国家有覆亡可能的危险形势，说明不重积贮的危害，从反面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意义。这样通过古今对比，理论和形势的分析，从正反两面对中心论点进行了有力的论证。第二段，则就应付自然灾害和战争两个方面，从国家存亡攸关的高度阐明不积贮的危害，从反面进一步论证了积贮的重要。至第三段，则在前面充分阐述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归纳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的中心论点，并与第二段及第一段的有关部分进行对比论证，阐明积贮之利是关系国家富强的根本大计，重视农业生产，是加强积贮的根本措施，从正面更深入一层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意义。文章这样围绕中心论点，引古证今，理论结合实际，进行正反对照，并以确凿的论据，严密的逻辑，层层深入进行论证，把道理说得清楚透彻，有条不紊，令人信服。

　　《度关山》一诗表现了曹操的政治理想。其内容讲的是执政者要勤俭、爱民、守法。曹操用法严峻，有犯必纠，这是一种法家精神，他反对滥用刑罚，提出要依法而行。曹操提倡节俭，《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不好华丽，后宫衣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褥取温，无有缘饰”。“俭为共德”是作者极力提倡的。

　　此诗开头直接提出“天地间，人为贵”，凸现了诗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接着写自己的政治理想：君主贤明，制定法规，全国统一，以奢侈为大恶，以俭朴为美德。退昏庸，举明智，官吏尽职，百姓安定，人口繁息，设立刑狱，执法正当。人与人之间，退让不争，上下相同，彼此亲爱。

　　全诗表达了诗人以“让”与“兼爱”为基础的大同思想，为了充分表达这一思想，诗人并写两面，一是通过叙述古代君主治民的法则，认为退小人任用德才兼备者是国家昌盛的基本保证；二是通过尧舜之间的对比，提出纠正“侈恶之大”的方式，即“俭为共德”，在此基础上，提出“让”与“兼爱”，即国君贤明，君民平等，执法公正，讼狱不兴的大同思想。从中可见诗人渴望国家统一，天下安定的愿望。

　　这首诗在内容上，反对“劳民为君，役赋其力”，蕴涵着孟子倡导的民本思想。在写作上，除了采用正面颂扬的形式之外，“嗟哉后世”八句使用了对比手法。通过对比，肯定了民本思想，揭示了奢华造成的后果。

参考资料：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
与君为新婚，菟丝附女萝。
菟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
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竹而曰“孤生”以喻其孑孑孤立而无依靠，“冉冉”是女子自寓柔弱。竹结根之处是大山，又在山阿之处，可以避风，这是以山比喻男方。《文选》李善注曰：“结根于山阿，喻妇人托身于君子也。”

　　“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菟丝）和女萝是两种蔓生植物，其茎蔓互相牵缠，比喻两个生命的结合。《文选》五臣注：“菟丝女萝并草，有蔓而密，言结婚情如此。”从下文看来，菟丝是女子的自喻，女萝是比喻男方。“为新婚”不一定是已经结了婚。清方廷珪《文选集成》说，此是“媒妁成言之始”而“非嫁时”。“为新婚”可能是指已经订了婚，但还没有迎娶。

　　“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这还是以“兔丝（菟丝）”自喻，既然菟丝之生有一定的时间，则夫妇之会亦当及时。言外之意是说既然订婚，就及时结合，不要错过了自己的青春时光。从女子的心境，可以感受到诗人珍惜时光的思想，珍惜美好人生的情感的态度。

　　“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从这两句看来，男方所在甚远，他们的结婚或非易事。这女子曾企盼着，不知何时他的车子才能到来，所以接下来说：“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这首诗开头的六句都是比，这四句改用赋，意尽旨远，比以上六句更见性情。

　　“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这四句又用比。女子以蕙和兰两种香草自喻，把现时的自已比作为娇艳的含苞待放的花朵，如果不及时采摘就会错过时候，娇艳美丽的蕙兰花就将像秋草一样枯黄凋萎。这是希望男方趁早来迎娶，不要错过了时光。唐杜秋娘《金缕衣》：“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与此两句意思相近。

　　最后二句“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这女子的疑虑已抒写毕尽，最后遂改为自我安慰。她相信男方谅必坚持高尚的节操，一定会来的，那么自己则不必怨伤。

　　在艺术上，这首诗歌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首先，运用比喻，形象生动；其次，心理描写，情感丰富；再次，层次清楚，结构严谨；第四，结尾反问，增强效果。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怀念远别亲友的诗。虽然作者和这一亲友的远别，或许是有统治者内部矛盾这一特殊原因，但在汉末魏初那个动乱流离的年代，远别而不能团聚，甚至不能相见，实是普通现象。所以这首诗很容易引起共鸣，富有典型性与现实性。

　　这首诗开头“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实属景语，并无影射比喻之意。而“高台多悲风”亦属秋景。登高是因为要眺望远处，所以是思念远方的人；而时值秋令，亭台越高那么风自然就会越凄厉，登亭台的人于是就因为风急而越感受到心情的沉重悲哀。这一句简括凝炼，开后人无数法门。直是把此一句衍化为五十六字的长诗。所以曹植这五字能成为名句的原因，正因为这虽然作为景语，其实是寓意深情。

　　接下来的第二句“朝日照北林”，本来也是属于景语，但是却化用《诗·秦风·晨风》之首章。故作者《种葛篇》写思妇有“徘徊步北林”之句，而这篇以“朝日照北林”起兴。古人以夫妇与兄弟关系相互为喻，都是起始于《诗三百篇》，在曹植诗集中也屡见不鲜。

　　由于上句点出北林，正隐含《诗》中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之意，所以作者紧接着写到“之子在万里”了。意思是自己所思念的人是远在万里之外，而下面“江湖迥且深”一句更是寓意深远，情韵不匮。因为江湖阻隔彼此的消息是一层；而“之子”却经过这样遥远而艰难的路程走向万里之外，其身心所受的摧伤折磨可想而知，又是一层；况且其身既然在远方，以后回来不是件容易事，为对方设身处地着想，自然更深了一层。

　　下面的“方舟安可极，离思故难任！”二句又紧承“江湖”句而言。把“离思”写得十分沉重压抑，可见其中有多少愁苦优怨之情。这虽只就自己一面说，实际上也体现出所思之人同样是不胜其愁苦忧怨了。

　　下句“孤雁飞南游”，表面上是写实，即作者在登高望远之际看到孤雁南飞，实则蕴涵着好几层意思。以前古人用“雁行”比喻兄弟，曹彪封吴，无异流放，和孤雁南游很像；又因为自己也像孤雁一样，故“过庭”而“长哀吟”。“过庭”虽用《论语·季氏篇》“鲤趋而过庭”的字面，实借喻自己的入朝。

　　最后的四句“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李善注：“翘，悬也。”“翘思”，等于说“悬念”；“慕”，有念念不忘之意。不但见孤雁而思远人，并且把希望寄托于雁，问它是否愿为自己捎个信儿去。但雁飞甚速，形影倏忽间便不见了，这就更使作者黯然神伤了。“翩翩”，形容鸟疾飞之貌。连孤雁都翩然而逝，说明自己怨怀无托，结语似意犹未尽而已令人不忍卒读，是真正写情的高手。

　　此诗用笔似浅直而意实深曲，前六句以赋体为主，却似比兴；后六句以比兴为主，反而趋近赋体。这说明作者深得《诗三百篇》之三昧，而做出用五言新体裁，所以是从建安以来的诗人作品当中的绝唱。

参考资料：

　　做人要讲究诚信，不能因为自己的快乐或事情就违背承诺。

　　开口相约，是一件最简单不过的事，但要信守约定、践行约定，就不那么容易了，只有诚信之人才能够做到的。守约是诚信的要求和表现，魏文侯信守约定，冒雨期猎，体现了他的诚信。君王的诚信对一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魏国能成为当时的强国，与魏文侯的诚信有关。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兀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这首诗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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