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事

　　这首词是李清照晚年避难江南时的作品，写她在一次元宵节时的感受。

　　词的上片写元宵佳节寓居异乡的悲凉心情，着重对比客观现实的欢快和她主观心情的凄凉。起始二句“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写晚晴，正是度节日的好天气，意境开阔，色彩绚丽。紧接“人在何处”四字，点出自己的处境：飘泊异乡，无家可归，同吉日良辰形成鲜明对照。（这里的“人”，有的评论者认为指李清照所怀念的亲人，从文意上看，似不如指作者自己为好。）前三句写当时的天气，次三句写当时的季节，“染柳烟浓，吹梅笛怨”，点出时令是初春。上句从视觉着眼，写早春时节初生细柳被淡烟笼罩。下句从听觉落笔，通过笛声传来的哀怨曲调，联想到“砌下落梅如雪乱”的初春景色。四处充满春意，景色宜人，但在词人看来，毕竟“春意知几许”，还远不是很浓郁的。虽是“元宵佳节”，“融和天气”，可是这些年来国事的变化，身世的坎坷，使得女词人产生了“物是人非”、“好景不常”之感。所以在“融和天气”之后，立即指出“次第岂无风雨”的可能，在淡淡的春意中又掺进了浓浓的隐忧。以上三小节结构相类，都是两个四字句，是实写，写客观景色的宜人，紧接着一个问句，反衬出主观的不同感受。归结到本篇的主题：身逢佳节，天气虽好，却无心赏玩。因此，虽然有“酒朋诗侣”用“香车宝马”来邀请她去观灯赏月，也只好婉言辞谢了。表面上的理由是怕碰上“风雨”，实际是国难当前，早已失去了赏灯玩月的心情。如果是在太平盛世的当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样，诗人很自然地转到当年汴京欢度节日的回忆上来。

　　词的下片着重用作者南渡前在汴京过元宵佳节的欢乐心情，来同当前的凄凉景象作对比。“中州”指北宋都城汴京，即今河南省开封市；“三五”，指正月十五日，即元宵节。当时宋王朝为了点缀太平，在元宵节极尽铺张之能事。据《大宋宣和遗事》记载，“从腊月初一直点灯到正月十六日”，真是“家家灯火，处处管弦”。其中提到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夜的景象：“京师民有似云浪，尽头上带着玉梅、雪柳、闹蛾儿，直到鳌山看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正月十六日”条也有类似的记载。这首词里的“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写的正是作者当年同“闺门”女伴，心情愉快，盛装出游的情景。全是写实，并非虚构。可是，好景不常，金兵入侵，自己只落得飘流异地。如今人老了，憔悴了，白发蓬乱，虽又值佳节，又哪还有心思出外游赏呢？“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更反衬出词人伤感孤凄的心境。

　　这首词不仅情感真切动人，语言也很质朴自然。作者在这首词的下片中，无论是用当年在汴京赏灯过节来作今昔对比也好，还是用今天的游人的欢乐来反衬自己的处境也好，都能更好地刻划出诗人当前的凄凉心情。真是语似平淡而实沉痛已极。更多李清照宋词赏析请关注诗词库的李清照专栏。

　　这首词运用今昔对照与丽景哀情相映的手法，还有意识地将浅显平易而富表现力的口语与锤炼工致的书面语交错融合，以极富表现力的语言写出了浓厚的今昔盛衰之感和个人身世之悲。这首词的艺术感染力如此之强，以至于南宋著名词人刘辰翁会每诵此词必“为之涕下”。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材。“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云：“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则辩矣，然二百五十匹绢，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不过是一篇绘画题记，却写出了文同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写出了作者自己与文同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文章看去好像随笔挥写，却是形散神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作为一篇绘画题记，大多要描述画面的形象，叙说画家作画的过程，交代收藏者的得画经历，总之，不外以鉴赏、考订为主要内容。而苏轼这篇《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却不是一般的绘画题记，它实际上是一篇纪念文章，是表现对于一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的追怀、悼念，因此就不能不打破一般绘画题记的常规写法。作者所要追怀、悼念的不是普通的朋友、亲戚，而是一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况且这追怀、悼念又是因逝者的一幅《筼筜谷偃竹》的绘画而引起的，所以最好的追怀、悼念，就莫过于充分指出和肯定逝者在艺术上的杰出的创造和成就。这篇文章一开始也就从介绍文同对于画竹的艺术见解落笔。

　　文同主张画竹之前，必须先对于竹子有深入细致的观察了解，再经过反复的酝酿、构思，心目当中隐然形成成熟的完整的竹子形象，然后研墨伸纸作画，手不停挥，一气呵成，一幅画竹便创作出来了。这种从生活体验到艺术创作的过程，也就是形象思维的过程，是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的。

　　文章劈头的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但议论又不能发挥过多，否则便离开了追怀、悼念逝者的主题。所以下面紧接着指出：“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筼筜谷偃竹》的作者文同。是文同这么告诉苏轼的。苏轼也是诗人而兼书画家，他和文同建立了深厚情谊，不只因为是朋友、亲戚，也不只因为彼此的政治倾向一致，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他们写文章赠答，用诗歌唱和，而且在画竹方面属于同一流派。文同关于画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苏轼的主张。苏轼曾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剑》诗中描写他在友人家喝酒后作画的过程，同时还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中认为写诗要像追赶逃犯那样紧急，迅速把眼前景色描绘下来，略有迟缓，景色一消失，就没法描画了。这如同画竹的“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一样，必须善于捕捉形象，并且及时加以表现。其实绘画作诗，原理本来相同，都讲求形象的气韵生动，而不追求外在体貌的形似。我们以前讲过，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也指出绘画上注重外形相似，这就等于小孩子一般的见识。如果写诗也这么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不懂得诗。画竹的钩勒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就是力求形似，而水墨画法的主张“胸有成竹“，然后—挥而就，则是力求神似，通过竹子的完整形象表现出竹子的神态来。

　　苏轼很谦虚，他说这些艺术见解是文同告诉他的。而且，苏轼还讲述了实际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并且提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上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上文“胸有成竹“一段议论的补充与深化，也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有着极深造诣的艺术家的甘苦之言。苏轼从自己的方面指出由于“不学“而“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那言外之意，还是在肯定文同的艺术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肯定其艺术实践的“操之“甚“熟“，因而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文章总是紧扣着追怀、悼念文同这一主旨。所以下面又引用一段旁人赞扬文同的话来加以印证。“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

　　《墨竹赋》是苏辙为文同所画的墨竹而写赠文同的一篇赋。赋中以“客“的口吻，举了两个古代技艺高超的的事例来说明文同的精于画墨竹是表观了他懂得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在这篇《墨竹赋》中，苏辙用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来比喻文同，认为文同具有高超的画竹才能，但画竹只是作为寄托，他实际是了解、掌握了事物规律的人。苏轼引用苏辙这几句话，是把文同画竹的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提到“有道“的高度来认识，而不停留在绘画技巧本身。不过，苏轼还指出：“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因为苏辙不会作画，所以他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来评论，而苏轼自己也是画家，他除了通过画竹了解文同是“有道“的人以外，还能掌握文同画竹的方法。这里，用“并得其法“一句收结了前面关于画竹的议论。

　　文章的第一段，高度评价文同的画竹主张和画竹实践。下面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同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文章的第二段开始说的几句是说文同对自己的画竹，开始并不很看重，人有请求，就答应为之作画。其后四面八方拿着绢绸请求作画的人脚踩着脚，越来越多，文同便厌烦了，把绢绸投掷在地，说是用来做袜子，表示极端轻视。文人官僚之间把他这件事当作谈话的资料。苏轼通过求画人的“足相蹑于其门“，写出文同画竹的为人们所喜爱和贵重，又通过文同把缣素“投诸地而骂“，写出文同的不肯自居于画匠，以画竹作世俗应酬，沽名钓誉。文同不肯轻易为人画竹，却同苏轼开玩笑，要人们去找苏轼画竹。这样一来，做袜子的材料绢绸就集中到苏轼那里去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文同与苏轼之间关系的亲密，而且说明了苏轼对文同的精于画墨竹确实是“并得其法“的。苏轼略举文同信后附诗的两句，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鹅溪绢，是鹅溪出产的绢绸。鹅溪在四川盐亭县，那里出产的绢绸洁白、均匀、细致，很适宜于作画。扫取，是挥写而成的意思。寒梢，指经冬不凋的长长的竹枝。

　　这两句诗体现了文同的墨竹画法：竹子是一挥而就的，即“扫取“，画在短短的一段绢绸上，却具有直节云霄之势，所谓“万尺长“。文章至此点山《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两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之间，为了二百五十匹绢绸的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调笑，实际上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谈论着画竹的艺术。“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与“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其精神实质完全一致，都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说明了诗人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对现实客观事物所进行的提炼、集中、夸张、渲染。《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就是如此，所谓“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因为提到了筼筜谷，自然需要对这个地方作一交代。但苏轼不是孤立地进行介绍，而是由此又描述了文同的一件趣事、雅事。文同在洋州喜好种植花木，修建园亭，曾就各处景物逐一题咏，写了《守居园池杂题》诗共三十首。苏轼也逐一和了诗，这就是《洋州三十咏》，苏轼诗集作《和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其中第二十四首题为《筼筜谷》，即这里所引的诗，诗中扣着筼筜谷产竹，描写文同爱山爱竹并喜欢吃竹笋。汉川，即指洋州，因洋州在汉水上游。箨，是笋壳。竹子一名龙孙，所以称竹笋为箨龙。渭，指陕西的渭水。《史记·贷殖列传》曾记载“渭川千亩竹“，那里的人因而很富有，相当于“干户侯“。这里借用“渭滨干亩“，来表示洋州盛产竹子。全诗意思是洋州那么多高高的竹子，像蓬草一样遍地都是，斧头逮着竹笋就砍，想来是太守清贫贪馋，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都吃进了肚里。这也是开玩笑的话，所以文同打开信封读完这首诗，那时他正和妻子在筼筜谷烧竹笋进晚餐，不由得大笑起来，口中的饭喷了一桌子。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同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文同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同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主张。

　　文章的第二段写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下面第三段则以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文同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被任命为湖州知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文同去湖州上任，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病逝于陈州的宛丘驿。这年七月七日、继文同任湖州知州的苏轼晾晒书画，看到了文同送给他的《筼筜谷偃竹》，感伤故旧不禁痛哭失声。他放下画卷，便写下这篇记念文章。“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曹孟德，即曹操。桥公，指桥玄。曹操年轻时，桥玄对他多有鼓励帮助，后来他们的情谊日益加深，曾约定无论谁死了，活着的人路过墓地而不用鸡酒祭奠，那么车过三步就要闹肚子疼。这不过是说着玩的话，但显示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苏轼引用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同的“戏笑之言“，也为的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此词上片开始二句先从游子远归即赋别离说起。春风如醉，香气似熏；陌上相会，情意绵绵，此处系用江淹《别赋》句意：“闺中风暖，陌上草熏。”遗憾的是游子来去匆匆，才相会又将赋别离，惜别者的眼中，那连绵不断的碧草，似乎深锁着无限离愁，使人触景伤情。接着“绣帏”三句，形容游子归来以后旋即匆匆离去。这里主要点出深闺思妇垂泪泣送的形象，同时还体现出露滴如珠泪的碧草之神，所谓“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别赋》）。真是深闺时远，南浦伤别，可以说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了。此处用拟人手法将碧草化作多情之人，亦似为离别而垂泣，如此以来化静为动，增添了伤离的黯然气氛。

　　“长亭”两句，将镜头从深闺转到旅途中的游子经历。他行行重行行，不见伊人倩影，但见遍地芳草，远接重重云水，这里以云水衬出春野绿意。一“孤”字暗示了睹草思人的情怀。下面随即折回描写思妇形象，“但望极”两句，是写她独上危楼、极目天际，但见一片碧色，却望不到游子的身影。此处即用“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句意，道出了思妇空自怅望的别恨。

　　下片“销魂”三句，是回忆当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本为谢灵运的名句，词人忆及昔日同游池畔，旋赋别离，句中不仅深有沧桑之感，而且也没有离题。记得那时她姗姗而行，罗裙轻拂，使绿草也不禁生妒；这是反用牛希济“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词意，以绿草妒忌罗裙之碧色，来衬托出伊人之明媚可爱，从而由草及人，更增添了对她的怀时之情。

　　“恁时”三句，仍是回忆。“恁时”即“那时”，连上“曾行处、绿妒轻裙”时事。他轻携素手，絮飞花乱的暮春季节里，漫步于如茵绿草之间。而眼前的如茵绿草，又使他兴起无限感喟。“朱颜”两句，从刘希夷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化出，时光流逝，人事已非，相逢不知何日。自己年华已经渐老，只有芳草却是春风吹过而新绿又生。结末呼应上文，愿人们毋须触景伤情，当春回大地、绿满田野之时，可以放怀宴游，到那时可不要辜负了青春好时光。

　　这首词在写作手法上的成功之处，主要是巧妙地将草拟人化，那清晨芳草之上的晶莹露珠像是她惜别之泪，这样，遍野的绿草成为离愁的化身，而与伊人别恨密切相联。

参考资料：

　　予始读翱《复性书》三篇，曰：此《中庸》之义疏尔。智者诚其性，当读《中庸》；愚者虽读此不晓也，不作可焉。又读《与韩侍郎荐贤书》，以谓翱特穷时愤世无荐己者，故丁宁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以韩为秦汉间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亦善论人者也。最后读《幽怀赋》，然后置书而叹，叹已复读，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删。

　　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若翱独不然，其赋曰：“众嚣嚣而杂处兮，成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又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为忧必。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

　　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

　　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欧阳修书。

　　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问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鹤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

参考资料：

　　这首小诗题为“晚泊犊头”，首二句在春天沉沉的暗绿的背景上，突出描绘了耀眼而幽独的花树，富有象征意义，后二句在泊舟古祠，在满川风雨中独看涨潮的即景描写中，寄寓了诗人对官场风雨不定、阴晴难测的状况，镇定自若、处之夷然的心态，而在平和心境的暗示中，又显露了内心深处的愤激不平。全诗色彩明暗、景物动静对照强烈，抒情气氛极其浓郁，感情借景物言之，尤觉含蕴悠远。

　　诗人叙述中所见的景象说：春云布满天空，灰蒙蒙地笼罩着淮河两岸的原野，原野上草色青青，与空中阴云上下相映。这样阴暗的天气、单调的景色，是会叫远行的旅人感到乏味。幸而，岸边不时有一树野花闪现出来，红的，黄的，白的，在眼前豁然一亮，那鲜明的影像便印在你的心田。

　　阴云，青草，照眼的野花，自然都是白天的景色，但说是船行所见，何以见得呢？这就是“时有幽花一树明”那个“时”字的作用了。时有，就是时时有，不时地有。野花不是飞鸟，不是走兽，怎么能够一会儿一树，一会儿又一树，不时地来到眼前供人欣赏呢？这不就是所谓“移步换形”的现象，表明诗人在乘船看花吗？

　　“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这两句则是说天阴得沉，黑得快，又起了风，眼看就会下雨，要赶到前方的码头是不可能的了，诗人决定将船靠岸，在一座古庙下抛锚过夜。果然不出所料，这一夜风大雨也大，呼呼的风挟着潇潇的雨，飘洒在河面上，有声有势；河里的水眼见在船底迅猛上上涨，上游的春潮正龙吟虎啸，奔涌而来。诗人呢？诗人早已系舟登岸，稳坐在古庙之中了。这样安安闲闲，静观外面风雨春潮的水上夜景，岂不是很快意的吗？

　　欣赏这首绝句，需要注意抒情主人公和景物之间动静关系的变化。日间船行水上，人在动态之中，岸边的野草幽花是静止的；夜里船泊牧犊头，人是静止的了，风雨潮水却是动荡不息的。这种动中观静，静中观动的艺术构思，使诗人与外界景物始终保持相当的距离，从而显示了一种悠闲、从容、超然物外的心境和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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