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花·独上小楼春欲暮

　　这首词写思妇对征人的怀念。

　　上片写小搂远望。一个“独”字写出她上楼并非为了赏心，而是怀念远人的表现；第二句写出所望的地点是“玉关”，以显示征人去地之远。“芳草路”虚实相生，有芳草萋萋，王孙不归的感叹。“消息”三句是“愁望”后的行动，表现了无可奈何的伤感。

　　下片写空闺叹息：望落花而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不禁潸然泪下，罗衣湿透。结末二句，是女主人公的特殊心理活动：千山万水与征人相隔遥望，但自己却未去过。妙在“不曾行”三字，她归怨于不曾行千山万水，故梦魂难觅。翻腾一笔，声哀情苦。

　　韦庄词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而叙事性的特点是它的动作性。即以此词为例，写一位闺中少妇思念远方良人，不是如一般词作者那样静止地以景物描写烘托她的愁思离绪，而是动态地写她此时此刻的行为举止，以此显现她内心世界中纷乱的愁云：她独自走上小楼，眺望远方的道路，未见人影而又怅然回到闺房之中。她寂寞地坐看着庭院中的落花，眼泪不觉又流了下来，沾湿了衣袖，滴湿了衣襟……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静态的画面，而是一连串不断变化着的动作。如果以此为脚本，让一位演员采表演，定然会作出几个连续性的小品。而这种特点在其他同类题材的词作中是比较少见的。

　　下面沿着上下两阕的顺序进一步审视一下这首词动作性描写的特点：“独上小楼”，似乎看到女主人上楼时倦慵的步履。此时春天将尽，柳絮飘绵，独守空闺的少妇的缭乱春愁可以想见。她双眉不展，痴痴地望着蜿蜒曲折地通向玉关的小路，路边萋萋芳草益发引动了她念远的情思。古诗云：“春草兮萋萋，王孙兮不归”；“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芳草天涯正是离恨的象征、盼归的触媒。然而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远方的消息仍是杳如黄鹤，于是她的希望又变成泡影，只好锁着眉头，又悻悻地下楼回屋，尽管是锦帐绣帘也令人难耐难栖……这一阕中连用“上”“望”“逢”“敛”“归”等五个动作性词语，大家不仅看到她敛眉的愁容，也看到她来往的身影，透过容态身影略已窥见她寂寞的灵魂。

　　下阕写的是她“归绣户”后的情态和心迹，也仍然贯穿着动作性的特征，她坐看落花、空自叹息，罗袖掩面，泪珠频滴。这里连用“坐”“叹”“湿”“滴”四个动作性词语写出她的静中之动，大家似乎听到她叹息的声音，看到她久坐的身影，落花的飘零，泪珠的晶莹。“千山万水不曾行，魂梦欲教何处觅。”虽然写的是女主人公“坐看落花”时的心理活动，但也仍然富有动作性的特征：从此地到玉关中间隔着万水千山，我从未走过一次，即使入睡后梦魂想去寻找他，也因不识去路而不知该怎样去寻觅。这里也连用“行”“觅”二字，表明动作性特点也渗透于心理活动的描写之中。这最后二句堪称妙词妙笔：白天未曾走过的路，夜间梦魂也无法去寻觅，这种推理好象具有逻辑的合理性；然而即使是白天作过的事，梦中怎么能够重复，这又显出了这种推理的想当然性。词人故意以这种带有很大或必然性的推理来表现人物思远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她在梦中也不能与良人相会，这就更表现出她的孤独和寂寞。

　　游侠”，是乐府古题，从西晋张华以后历代都有人作，内容大都写壮勇轻生、杀人报仇的侠士精神。此诗属边塞诗，歌颂一位将士的赫赫战功和威猛气概。诗的前半部分写侠士从军。开头两句即赞赏主人公的有胆有识，接着写游侠慷慨从军及勇武善战的形象。后半部分，从“还家”句开始，写游侠立功受赏后归家游猎。这一部分描写了壮士归来的悠闲生活，但写其唯爱游猎，并且“弓矢速如飞”，仍不失其游侠的勇武本色。

　　这首诗是诗人呈军中诸将之作。诗人塑造了一位有勇有谋、英俊潇洒而又豪爽的游侠形象。他勇武过人，终立功疆场，受封归家，志得意满。诗人通过对这一形象的赞颂，为军中诸将树立了一个楷模，激励将士们英勇作战，以期成就一番功业，扬名于世。全诗刻画人物极为成功，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人物都不失其英雄本色，并通过对其行动、外貌、语言、神态的描写，使人物血肉丰满，呼之欲出，真实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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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前两句写盛夏暑气催得诗人靠着案桌沉沉睡去之情景；后两句写四周空无一声，惟见村童在竹林捣臼煎烤茶叶。全篇可谓简而佳妙：暑热使人醉如酒，比喻生动；眠觉而无声，点出夏日午后之静谧；山童敲茶白，其声远而清脆，“茶”又使人滋生解渴清凉之意，有如“心静自然凉”之语。

　　诗的首句，直白与细描并用，交代了夏昼的气候特点：“溽暑”，既潮湿，又闷热，这与北方迥然不同。“醉如酒”，形象地状写出了人们的难熬溽暑之态。由于湿度大，温度高，自然憋闷难禁，体力不支，心烦意懒，疲惫欲睡。这一句话张力颇大，叙事、抒情和寄慨，均由此而生发。

　　接下三句，写诗人夏昼的闲逸生活。

　　第二句紧承前脉，并与首句构成因果关系。溽暑难档，就打开北边的窗户，以透进丝丝凉意；困乏不堪，俯倚几案就酣然大睡，而且睡得既香且久。在这里，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亦无一觞一咏之乐，但能身舒神爽，逸兴遄飞，岂不快哉！三四句写诗人中午醒来，万籁俱寂，只听见隔着竹林的那边，有山村的儿童敲茶臼的声音。静，它作为一种存在，要有恰当的表现形式，常用的形式是借声显静，如王籍《入若耶溪》：“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就是用对立两极的事物互为衬托，展现了一种静中之动、动中显静的自然景观。而这首诗中以有声写无声，衬托出夏日中午环境的分外幽静，从而在极端偏僻、极端孤寂的境界中，微微透露出一点空灵生动的契机。

　　诗人写闲逸的生活，写幽静的心境，反映了他在沉重压抑中追求的一种精神寄托。怀才遭谤，处境孤立，久贬不迁，而今是良马羁于厩内，猛虎囚禁柙中，因此对悠闲自在的生活十分向往。诗人的这一苦衷却常常被一些帮闲文人画匠所歪曲，如《江雪》这一著名五绝，后来的某些画家竟屡屡以诗中情景为题材绘成《寒江钓雪图》，把渔家生活描绘成闲情逸致，飘飘欲仙，这完全违背了社会现实。对此，明代的孙承宗曾作《渔家》诗为其翻案：“呵冻提篙手未苏，满船凉月雪模糊。画家不识渔家苦，好作寒江钓雪图。”真是有理有据，深中肯綮。

　　艺术表现上也有可称道处。“醉如酒”，喻南方暑热，用词生新稳切；“开北牖”，看似随意，实暗含精到的诗心：惟开窗，空气通畅，才能在暑气逼人的环境下酣然熟睡，也才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山童敲击声。诗的末两句，以有声衬无声，益发展显了“无馀声”的静谧气氛。这种手法在古代诗歌中常常见到，如王藉之“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杜甫之“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题张氏隐居二首》），都是用声响来衬托一种静的境界。这种有声的宁静不仅赋予大自然以生机和灵气，更给人一种静美、和谐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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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首诗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晚年的作品。此诗写作者游黄鹤楼时听笛的经历，抒发了诗人满腔的迁谪之感和去国之情。前两句写作者的生活遭遇和心绪，捕捉了“西望”的典型动作加以描写，传神地表达了怀念帝都之情和“望”而“不见”的愁苦；后两句点题，写在黄鹤楼上听吹笛，从笛声化出“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苍凉景象，借景抒情，使前后情景相生，妙合无垠。

　　西汉的贾谊，因指责时政，受到权臣的谗毁，贬官长沙。而李白也因永王李璘事件受到牵连，被加之以“附逆”的罪名流放夜郎。所以诗人引贾谊为同调。“一为迁客去长沙”，就是用贾谊的不幸来比喻自身的遭遇，流露了无辜受害的愤懑，也含有他的自我辩白之意。但政治上的打击，并没有使诗人忘怀国事。在流放途中，他不禁“西望长安”，这里有对往事的回忆，有对国运的关切和对朝廷的眷恋。然而，长安万里迢迢，对迁谪之人来说十分遥远，充满了隔膜。望而不见，诗人不免感到惆怅。听到黄鹤楼上吹奏《梅花落》的笛声，他感到格外凄凉，仿佛五月的江城落满了梅花。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诗人巧借笛声来渲染愁情。江城五月，正当初夏，当然是没有梅花的，但由于《梅花落》笛曲吹得非常动听，使诗人仿佛看到了梅花满天飘落的景象。梅花是寒冬开放的，景象虽美，却不免给人以凛然生寒的感觉，这正是诗人冷落心情的写照。同时使诗人联想到邹衍下狱、六月飞霜的历史传说。由乐声联想到音乐形象的表现手法，就是诗论家所说的“通感”。诗人由笛声想到梅花，由听觉诉诸视觉，通感交织，描绘出与冷落的心境相吻合的苍凉景色，从而有力地烘托了去国怀乡的悲愁情绪。所以《唐诗直解》评此诗“无限羁情笛里吹来”，是很有见解的。清代的沈德潜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唐诗别裁》卷二十）这首七言绝句，正是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见长，使读者从“吹玉笛”、“落梅花”这些眼前景、口头语，听到了诗人的弦外之音。

　　本首诗也有其独特的艺术结构。诗写听笛之感，却并没按闻笛生情的顺序去写，而是先有情而后闻笛。前半捕捉了“西望”的典型动作加以描写，传神地表达了怀念帝都之情和“望”而“不见”的愁苦。后半部分才点出闻笛，从笛声化出“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苍凉景象，借景抒情，使前后情景相生，妙合无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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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是“再经胡城县”，诗人自然会由“再经”而想到“初经”。写“初经”的见闻，只从县民方面落墨，未提县宰；写“再经”的见闻，只从县宰方面着笔，未提县民，这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如果听信封建统治阶级所谓“爱民如子”之类的自我标榜，那么读到“县民无口不冤声”，只能设想那“冤”来自别的方面，而不会与县宰联系起来；至于县宰呢，作为县民的“父母官”，必然在为县民伸冤而奔走号呼。读到“今来县宰加朱绂”，也准以为“县宰”由于为县民伸冤而得到了上司的嘉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诗人在写了“初经”与“再经”的见闻之后，却对县宰的“朱绂”作出了“便是生灵血染成”的判断，这真是石破天惊，匪夷所思。

　　结句引满而发，对统治者的揭露与鞭挞不留余地，这与常见的含蓄风格迥乎不同。但就艺术表现而言，诗中却仍然有含而不露的东西在，因而也有余味可寻。“县民无口不冤声”既然是“去岁”的见闻，那么县民喊的是什么冤以及喊冤的结果如何，诗人当然记忆犹新，但没有明写。县宰加朱绂“既然是“今来”的见闻，那么这和县民喊冤的结果有什么联系，诗人当然很清楚，但也没有明写。而这没有明写的一切，这就造成了悬念。最后，诗人才把县宰的朱绂和县民的鲜血这两种颜色相同而性质相反的事物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惊心动魄的结句。诗人没有明写的一切，就都见于言外，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县宰未加朱绂之时，权势还不够大，腰杆还不够硬，却已经逼得“县民无口不冤声”；如今因屠杀冤民而赢得了上级的嘉奖，加了朱绂，尝到了甜头，权势更大，腰杆更硬，他又将干些什么，诗人也没有明写，然而弦外有音，有很强的震撼力。

　　全诗构思巧妙，诗人描写了他两次路过胡城县的见闻，把这两次见闻写进诗中，构成对比，使主题更加鲜明醒目，这一对比，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朝廷的忠奸不分，官吏残暴无耻。害民的官吏反而高升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就在这对比中表现出来了。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末的刘鹗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中，写山东巡抚玉贤因害民升官的诗句“血染顶珠红”便是从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脱化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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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为穹谷嵁岩渊池于郊邑之中，则必辇山石，沟涧壑，陵绝险阻，疲极人力，乃可以有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状，咸无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

　　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

　　韦公之来，既逾月，理甚无事。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积之丘如，蠲之浏如。既焚既酾，奇势迭出。清浊辨质，美恶异位。视其植，则清秀敷舒；视其蓄，则溶漾纡余。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内。

　　已乃延客入观，继以宴娱。或赞且贺曰：“见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夫然，则是堂也，岂独草木土石水泉之适欤？山原林麓之观欤？将使继公之理者，视其细知其大也。”宗元请志诸石，措诸壁，编以为二千石楷法。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绝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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