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种树

　　禅是生活，生活离不开诗。历代诗歌里，有禅境或受禅的浸染，带些禅味的，不啻漫无涯际，简直是浩如烟海。唐宋以来的诗人，往往出入于儒道佛之间，几乎没有不沾上一点禅味的。从本性上说，禅是出世，诗是入世，二者原可分离。但自唐以来，二者却如怨偶情鸳，彼此交融，结下了不解之缘。诗人与“清溪主人”因交谊往还而更唱迭和，互相影响，因禅境氤氲而生禅悦，就是一例。

　　这首著名的禅诗，反映了李白从宦海、尘俗中解脱出来而倾心于艺的一种禅悦心态。诗人虽号“青莲居士”，其实并非佞佛或皈依佛门，而是向往于佛禅之境界、陶醉于佛禅之意趣、所谓士大夫之流的“自耽禅悦”耳。仅从只有六句的诗篇里，就流淌出李白血性中佛禅的一脉灵源，呈现出一种恬淡空灵的禅意悟境。

　　“夜到清溪宿，主人碧岩里”运用白描手法交代深山夜宿的情景和背景：李白如同一位高级的“游方俗人”，在山中游到天黑，方才找到投宿之处；好在“清溪主人”是位雅士，家住清溪河畔山谷中的“碧岩”里。以“夜”、“宿”、“碧岩里”烘托气氛，能起到点明题旨、升华主题的作用。

　　“檐楹挂星斗，枕席响风水”写诗人在清溪主人家夜宿的所见所闻：诗人躺在床上，目光透过门窗，掠过“檐楹”，可以欣赏那满天的星斗。枕席之上，诗人还可以欣赏清风和溪水琴鸣般的协奏。真是心中怡悦，无处不成雅趣。诗人借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如“星斗”、“风”、“水”、“挂”、“响”等，觥筹交错中，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又不失唯美伤感的气势。

　　“月落西山时，啾啾夜猿起”描绘出一幅月落西山、夜猿啾啾鸣的景致：月落鸟啼时，诗人方才欲睡，但又睡不着，因为有“啾啾”的“猿啼”。“月落”、“西山”、“啾啾”则勾画出一副凄凉冷清的景色，这正是诗人怀归忧国，但又无可奈何的渺茫心情的反映。

　　《宿清溪主人》之所以选入禅诗集，除了与佛门禅意情趣相类之原因外，还在于诗人向社会表示扫除尘氛、洗尽凡心、天机泄露、纵横自如之心境，还在于诗人摆脱了有无得失的滞累、宠辱名利的羁束，姿情地借笔墨传达出他心灵的解脱自在，体现出一种空灵、洒脱、疏淡的禅悦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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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投赠诗。此诗以其用景色隐含的请求提携之意，和不落窠臼的恭维手段而闻名。前半部分以写景为主，但融情于景；后半部分以抒情为主，但思与景谐。诗人含蓄地赞颂了裴舍人，并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心事。全诗未有一句是明写作者自己之情，却在景色和感情的描写中点明了自己的想法，富丽精工，又不流于藻饰堆砌，由此颇见作者娴熟的艺术技巧。

　　“二月黄鹂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首联是说，二月天黄莺鸟飞到上林苑，春天早上紫禁城郁郁葱葱。

　　“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颔联是说，长乐宫钟声消逝在花丛外，龙池杨柳沐春雨翠色更深。

　　开头四句，诗人像并不在意求援似的，描画了一幅秾丽的宫苑春景图：早晨二月，在上林苑里，黄鹂成群的飞鸣追逐，好一派活跃的春的气氛！紫禁城中更是充满春意，拂晓的时候，在树木葱茏之中，洒下一片淡淡的春阴。长乐宫的钟敲响了，钟声飞过宫墙，飘到空中，又缓缓散落在花树之外。那曾经是玄宗皇帝发祥地的龙池，千万株春意盎然的杨柳，在细雨之中越发显得苍翠欲滴了。这四句诗写的都是皇宫苑囿殿阁的景色。

　　那么，钱起赠诗给裴舍人，为什么要牵扯上这些宫殿苑囿呢？这就要看看舍人的日常活动情况了。在唐代，皇帝身边的职官，有通事舍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这些“侍从之臣”每天都要随侍皇帝左右，过问机密大事，其实际权力范围很大。

　　不难理解，此诗的开头四句，并不是为写景而写景，他的目的，是在“景语”中烘托出裴舍人的特殊身份地位。由于裴舍人追随御辇，侍从宸居，就能看到一般官员看不到的宫苑景色。当皇帝行幸到上林苑时，裴舍人看到上林苑的早莺；皇帝在紫禁城临朝时，裴舍人又看见皇城的春阴晓色；裴舍人草诏时，更听到长乐宫舒缓的钟声；而龙池的柳色变化及其在雨中的浓翠，自然也是裴舍人平日所熟知的。四种景物都若隐若现地使人看到裴舍人的影子。

　　可见，虽然没有一个字正面提到裴舍人，但实际上句句都在恭维裴舍人。恭维十足，却又不露痕迹，可见手法高妙。

　　“阳和不散穷途恨，霄汉长怀捧日心。”颈联是说，和煦春日也难消穷途遗恨，耿耿胸中咏怀着捧日忠心。

　　随后诗人笔头一转，就写到请求援引的题旨上：“阳和”句是说，虽有和暖的太阳，毕竟无法使自己的穷途落魄之恨消散。“霄汉”句说，但我仰望天空，我还是时时刻刻赞颂着太阳（指当朝皇帝），意思是自己有一颗为朝廷干事的热心。

　　“献赋十年犹未遇，羞将白发对华簪。”尾联是说，献赋十年至今仍未得到恩遇，如今白发丛生羞对裴舍人。

　　末两句意思是说，十年来，我不断向朝廷献上文赋（指参加科举考试），可惜没有得到知音者的赏识，如今连头发都变白了，看见插着华簪的贵官，我不能不感到惭愧。话说到这份上，意思自然是再清楚不过的，但仍然含蓄，尚保持了一定的身份。

　　这首诗，通篇表示了一种恭维、求援之意，却又显得十分隐约曲折，尤其是前四句，虽然是在恭维，由于运用了“景语”，便不觉其庸俗了。由此颇见钱起娴熟的艺术技巧。全诗富丽精工，又不流于藻饰堆砌，十分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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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的前半写刘蕡冤谪而死。诗先不写自己的看法，而是从引述旁人的议论落笔。行路之人都在议论刘蕡遭贬柳州确是冤屈，都说他在贤良对策中的言论全是为着国家的中兴。言“中兴”而遭“冤谪”，可见蒙冤之深，难怪路人也在为之不平了。诗人借路人之口谈论冤谪，当然比直说更加有力。这不但表现了人们对刘蕡的同情和敬重，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对宦官诬陷刘蕡的痛恨，对朝廷软弱昏庸的谴责。

　　下面两句接着引贾谊与公孙弘两个历史人物，写诗人对刘蕡之死的痛惜。两句是说：空自听说昔年贾谊被召回朝廷，刘蕡却被远谪柳州，客死异乡，不可能像公孙弘那样再次被举，受到重用了。此联用典妥帖，何焯特别称第四句“最为精切”（《李义山诗集辑评》）。“空闻”、“不待”二语，顿挫有力，透出诗人深感怅惋痛惜之情。

　　诗人视刘蕡为“师友”，而他竟死于冤屈，不能不使诗人伤心痛哭。五、六两句，即扣住题面，写诗人痛哭情状。刘蕡最后似死在浔阳（今江西九江）。诗人是在长安作此诗的。遥隔大江，只有频频回首南望，望空洒泪；天高难问，沉冤难诉，死不复生，惟有捶胸痛哭。长恸之后，痛定思痛，诗人回想起一年前与刘蕡在黄陵（山名，在今湖南湘阴）相别的最后一面。那时，正当刘蕡冤谪柳州，天空阴暗，春雪凄寒。结尾两句不但烘托着二人相别时的悲凄心情，且与诗人写此诗时悲痛欲绝的心境亦融为一体，留下不尽的哀思。纪昀说：“逆挽作收，结法甚好。”（《李义山诗集辑评》）

　　这首诗，整篇都浸透着诗人的泪水，贯穿着一个“哭”字：始则是呜咽悲泣，随后是放声痛哭，继而是仰天悲号，最后则又变为抽噎饮泣。读完全诗，仿佛诗人的哭声还萦绕在耳际。写法上，诗人把叙述、议论、抒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前面四句全是叙述、议论，但叙述中含着很强的抒情色彩。后面四句抒情，而结联于抒情中又含着叙述成分。如果全是叙述和议论，容易干枯乏味；如纯用抒情，又与引诗所写的具体内容不太相合，难于写出刘蕡的沉冤。此诗将这三者结合起来，使公义私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从而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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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诗题，此诗应为怀古诗，其实称之以“旅游诗”可能更恰当。此诗描写了这位年轻的西部人第一次进入中国中心区域（虽然仅在南方边缘）的旅程。他不断地回顾“巴”（四川），细心地寻访“周甸”（不包括四川），寻访“禹功”所覆盖的地区。他反复提到那些广泛的地理名称，仿佛这些名称本身就具有某种神奇的意义。他为这些地区的历史和古迹所倾倒。他在白帝城怀古，所缅怀的既不是历史事件，也不是盛衰过程，而是集中于与中国文化的中心区域相联系的古迹本身。

　　由怀古而产生的忧伤很容易转换成孤独及思乡的情绪。与较老练诗人的修辞练习不同，陈子昂这首诗更多地与情绪的激发有关，而不是与技巧有关。他的旅行诗并不像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的同类诗，而更接近李百药的诗。诗中对句的排列比王勃、卢照邻的诗较不板滞。他的风格离开骆宾王的风格更远。骆宾王的怀古旅行诗用了高度矫饰的语言，即使最真诚的感情也会黯然失色，从而彻底破坏诗的情调。

　　陈子昂描写自然景物的对偶句不似上官仪那样复杂，可是在这首诗中，这些对句也一铺到底，破坏了诗篇的流畅。此外，诗人还隐喻性地运用动词描写直观景象，表现了宫廷诗的一定影响。

参考资料：

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
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
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
千金买马鞍，百金装刀头。
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
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
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

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
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
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
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

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
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
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军。
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
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
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
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
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
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
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

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
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
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
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
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
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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