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訦生朝分忠勤酒侑之以诗

　　以论入词而又形象感人，是此篇又一重要特色。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说：“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河洛腥膻，而天地之正气抑郁而不得泄，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在《与章德茂侍郎》信中说：“主上有北向争天下之志，而群臣不足以望清光。使此恨磊磈而未释，庸非天下士之耻乎！世之知此耻者少矣。愿侍郎为君父自厚，为四海自振！”这首《水调歌头》便是他这些政治言论的艺术概括。叶适《书龙川集后》说陈亮填词“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可见他以政论入词，不是虚情造作或抽象说教，而是他“平生经济之怀”的自觉袒露，是他火一般政治热情的自然喷发。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认为这类作品“都是情感突变，一烧烧到白热度，便一毫不隐瞒，一毫不修饰，照那情感的原样子，迸裂到字句上。我们既承认情感越发真，越发神圣；讲真，没有真得过这一类了。这类文学，真是和那作者的生命分劈不开！”这些话，可能有过甚其辞之处，但对理解和欣赏这首词还是有启发的。陈亮此词正是他鲜明个性的化身，是他自我形象的一种表现。　

　　在抒发爱国豪情壮志、促进词体发展的大合唱中，陈亮高亢雄壮的歌喉征服了千百年来的“听众”。在陈亮所有的爱国词中，这首送章德茂的《水调歌头》独树一帜，写得颇具特色。整篇立意深远，章法整饬，同时体现了南宋抗金派词充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的特点。这种词使人振奋，使人鼓舞，带有积极浪漫主义的气息。

　　寇准是北宋著名的政洽家，位至宰相，功业彪炳，性亦刚毅，却写出如此柔丽感伤之诗，便是他的同时代人也觉得难以理解，议论纷然。宋僧文黄在《湘山野录》中说：“莱公（寇准封莱国公）富贵之时所作诗，皆凄楚愁怨，尝为《江南春》云云”；南宋胡仔说：“忠愍诗思凄惋，盖富于情者。如《江南春》云……观此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诗意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曾经作过寇准副职的范雍在《忠愍公诗序》中也谈到：“尝为《江南春》二绝，……人曰少贵无不足者，其摅辞绮靡可也，气焰可也，惟不当含凄尔。”其实，他们都没有说对。范雍以为只有诗人的女婿文康公（名王曙）说中了：“乃暮年迁谪流落不归之意。诗人感物，固非偶然。时以为文康公之知言也。大约公之为诗，多有此意。”诗人在澶渊之盟后不久，晚年罢相又复相，又被排挤去位。后贬死雷州。作为一个人，他心中存有芥蒂；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感到失意和抱负难以再展；而作为一个诗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他对景伤情，发为诗句，原因就在于此。

　　此诗一二句点明题意，并描写出了江南春日黄昏的那种迷离艳冶之美。末句转入抒情，诗人心中涌起无限愁绪，感到自己的绵绵愁情就像眼前的春水，无了无休。此诗颇具唐诗特色，情韵悠长，蕴藉空灵。

　　“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东风起。”中杳杳，指江水的深暗幽远。夕阳西下，江面上水波渺茫，远望好似烟雾笼罩；江水浩渺，迢递不断，如同远隔千里。一阵东风，吹来缕缕白苹清香。寥寥十四字，表面写无人之景，实是境中有人，“隔”、“风起”、“香散”，都是从人的感觉角度落笔的，因此第三句就将人推出镜头来。原来此时诗人正伫立在汀洲（水边平地）之上凝望着。此属倒装句法，按顺序而言，应把此句提到最前面，但如倒转过来，便属凡笔，诗意也索然了。

　　美景令人陶醉，也撩人伤感，尤其是悲愁郁结的人，所以末句便转入抒情。此时，诗人面对一江春水，心中陡然涌起无限愁绪，感到自己的绵绵愁情就像眼前的春水，无了无休。“愁情不断如春水”，凭借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化抽象为具体，含蓄地倾吐出愁情的沛然莫遏，与早于他的李煜《虞美人》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和晚于他的秦观《江城子》词名句“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异曲同工。李词鲜明、生动，秦词情辞兼胜，寇准的诗则妙在首尾呼应，情景相生，另有耐人吟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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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调侃的语气写政治讽刺诗，读来虽感幽默风趣，却令人倍为心酸，这首绝句的特色就在于此。

　　诗人没有青衫穿，这样讲当然是到了超越现实的程度，夸张过了头。但是，以不可能存在的现实来反衬极度的愤慨的感情（诗人对朝廷为和戎而用“百万缣”的无比愤怒），这种“超极表至极”的曲达方式在诗词创作中已是屡见不鲜了，比如李觏的《乡思》，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等，用的都是这种手法。

　　青衫是读书人的象征，是与一般平民区别的特征之一，代表了士子们的体面。诗一开始就抓住这件象征物，说如今我这个诗人连想穿一袭青衫都没办法了！极其愤疾的一句话，劈头而来，不啻在说如今斯文已经扫地。言外之意，当然扫地的何止是斯文，刘克庄正以此代指整个朝廷国家的体面都丢尽了。何以会连读书人想一件青衫都得不到？诗第二句立即指出，这是因为做青衫的丝绸都孝敬金虏去了。这两句是倒装，因了和戎，诗人才没绸做衣服，诗把因果关系调转顺序，就突出了胸中的愤愤不平。此外，诗人没有青衫，百姓们为了交纳额外的赋税，穷困的程度就用不着多说了。

　　三、四句忽生奇想：金虏如此欺负我们，朝廷却一味忍让，这些贡银及绸缎从哪儿来呢？我看西子湖边的杨柳桃花不如全都拔掉，种上桑树养蚕织绢，用以填金人的无尽欲坑吧！这两句写得很冷。当然，诗人并不是真的认为在西湖边种桑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随机而发，加深前两句所述的愤慨而已。把白堤、苏堤、“柳浪闻莺”，这些西湖著名景点上的柳树都砍光拔尽，种上桑树以养蚕，自然也是荒唐至极的想法，但是，这种作法却有合理性，总得让人有衣穿，不养蚕就没有什么能拿来织缣的。“衣”与“食”事关国计民生，西湖没有柳可以，人民没吃没穿可不行。诗人的话虽说得很率直，而表现出来的心思却很曲折，这种表达方式叫做“直中含曲意”，运用这种手法，以小见大，可使作品显得格外委婉含蓄。

　　全诗虽然很短，但紧紧抓住朝廷不顾耻辱向金人贡献大量丝绸这一中心做文章，有激切的鞭斥，有幽默的调侃，讽刺性很强，而诗又不显得直露，读后容易引起人们的深思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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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为人取去，而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于溪侧，以其难徒，故得独存。每岁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

　　菱溪，按图与经皆不载。唐会昌中，刺史李渍为《荇溪记》，云水出永阳岭，西经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无所谓荇溪者。询于滁州人，曰此溪是也。杨行密有淮南，淮人讳其嫌名，以荇为菱；理或然也。

　　溪旁若有遗址，云故将刘金之宅，石即刘氏之物也。金，伪吴时贵将，与行密俱起合淝，号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爱赏奇异，为儿女子之好，岂非遭逢乱世，功成志得，骄于富贵之佚欲而然邪？想其葭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今刘氏之后散为编民，尚有居溪旁者。

　　予感夫人物之废兴，惜其可爱而弃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于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负城而近，以为滁人岁时嬉游之好。

　　夫物之奇者，弃没于幽远则可惜，置之耳目则爱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而好奇之士闻此石者，可以一赏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文章首先开篇点题，交代菱溪石的处所、环境， 以“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来突出石之“奇”。然后追溯其源，石的处所原为五代时权贵刘金的园囿。刘金为吴国杨行密的部将，以骁勇知名。其视菱溪石为奇物，据为已有。岁久废圮，石亦湮没。作者“惜其可爱而弃”，遂辇致于丰乐亭两侧，供滁州百姓观赏。一石一事，平平常常。然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笔触并不停留在对菱溪石客观的、表象的记叙上，而是以“人物之废兴”为契机，由此挖掘出富有深刻思想意义的内涵。昔日刘宅“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而今时过境迁， “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灭而无闻”。作者于今与昔的鲜明对比中，发出富有警策性的告诫： “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乎生志意， 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最后一段议论卒章显志，表明了写记的目的，是希望“富贵者”不要因好奇而将石据为已有，其用意是颇为深切的。由于那些“富贵者”骄奢淫佚，横征暴敛，致民穷财尽，国势日衰。作者忧心如焚，寄希望于革新。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作者的抱负无以实现，虽贬官滁州，但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提出为政“宽筒”的主张。强调民生之安定，“节用以爱农”，以此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文章于一石一事所发的议论，正是作者这一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作者以石为题，通过由此及彼的联想、对比，于平凡小事中，挖掘出治国为政以民为本的深刻道理，可谓于微见著，平中见奇。作者这一深刻主旨的表达，不以深隐为奇，而是写得浅显平易，“文不雕饰，而辞切意明”。充分体现了欧文既明白晓畅，又精炼含蓄、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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