堤上行二首

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
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
《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

　　《堤上行》大约写于作者任夔州刺史到和州刺史时，即长庆二年到长庆四年。《堤上行》是刘禹锡根据梁简文帝的《大堤曲》创制的乐府新题。《古今乐录》曰：“清商西曲《襄阳乐》云：‘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梁简文帝由是有《大堤曲》，《堤上行》又因《大堤曲》而作也。”这组诗描绘了江边居民的生活图景和码头上商船来往不绝的繁荣景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唐时期发达的商业经济和长江两岸的风土人情。

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
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
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
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

　　这首《度荆门望楚》洋溢着年轻的诗人对楚地风光的新鲜感受。

　　荆门，由于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吴蜀彝陵之战就曾发生在这里，自古有“荆楚西门”、“荆门十二碚”之称，也是诗人出川，乘流而下的必经之地。这一带，水势湍急，山势险峻，郭景纯《江赋》说：“虎牙桀竖以屹卒，荆门阙竦而盘薄。圆渊九回以悬腾，湓流雷呴而电激。”由此可见荆门山景观之胜。

　　首联两句，是作者对自己行程的交代。诗首句“遥遥去巫峡”，“遥”远也，“遥遥”，远之又远。从梓州出发，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巫峡，巫峡居三峡之中，西起四川巫山县大宁河口，东抵湖北巴东县渡口，全长九十里。过官渡口，至秭国，即“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多里也。”因此陈子昂诗中说：“望望下章台”，“望”，远看，“望望”，一再瞻看。诗人以两组叠字生动地表现他此时心情，巫峡已相去遥遥，家乡更远隔重山。初离故乡，乍入楚境，急切地要饱览楚国风光，因此望之又望。“下”，写出了长江水势，从李白诗句“千里江陵一日还”就不难理解“下”字的意义和力量。“章台”，《左传·昭公七年》：“楚子城章华之台。”楚之章华台在今湖北监利县西北离湖上，也是陈子昂必经之地。“章华台”表明已入楚境。

　　颔联分承一、二两句。“巴国山川尽”，度过荆门，生活了二十年的故乡巴蜀的奇山秀水此告别。这句不仅是对地理分界的一种说明，更是概写此行所历的巴蜀山川，包括雄奇险峻三峡在内，“尽”字中同样透露出与巴蜀山川告别的依依之情。“荆门烟雾开”，船未到荆门，远望两山对峙，但见烟雾缭绕，看不清前路;船过荆门，则烟消雾散，眼前豁然开朗，展现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开”字正传神地表达出“度荆门”后心胸豁然的那份舒展感和兴奋感。而这种豁然开朗的舒展感又和此前舟行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崖叠嶂，隐天蔽日”的险峻逼仄感正形成鲜明对照，“开”字的精切不移于此可见。

　　颈联两句，诗人更具体地状写楚境胜地。“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两句，对“烟雾开”三字，作具体形象的描绘。城邑分畛域于苍野，可见人烟稠密，城邑不孤；树木断苍郁于白云，足见远树连天，碧野无际。诗人极目纵览，楚天辽阔，气象开阔舒展。

　　尾联是对“度荆门望楚”全部感受的集中表现：“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古有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今有狂歌入楚之客，歌而过荆门。但“今日狂歌客”却显非昔日对现实不满的楚狂，而是对前途充满了美好憧憬的“狂歌”之“客”。“狂”字是对初次离乡“入楚”，走向人生广阔新天地的诗人欣喜欲“狂”的感情的集中揭示。诗写到这里，感情发展到高潮，诗也在“谁知入楚来”的逸兴飞扬、顾盼自得中结束。一结可谓淋漓尽致，神情飞越，颇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味道。用楚狂接舆歌凤典，单取其字面，且将“狂”“歌”“楚”三字巧妙地分置两句，表达与原典完全不同的感情。

　　此诗笔法细腻，结构完整，由于采用寓情于景的手法，又有含而不露的特点。由此读者可以比较全面地窥见诗人丰富的个性与多方面的艺术才能。

参考资料：

1、 周啸天 等．唐诗鉴赏辞典补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66-67

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
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
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
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
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
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
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
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
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参考资料：

1、 高平.柳宗元《咏三良》诗质疑[J].古典文学知识,2008(02)

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
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

　　这首诗以一个“春色恼人眠不得”的花月良宵为背景，描写一个被幽闭在深宫里的少女的一连串动作和意态，运思深婉，刻画入微，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并看到了她的曲折复杂的内心活动。

　　诗的首句“西宫夜静百花香”，点明季节，点明时间，把读者带进了一个花气袭人的春夜。这一句，就手法而言，它是为了反衬出诗中人的孤独凄凉的处境；就内容而言，它与下文紧密衔接，由此引出了诗中人的矛盾心情和无限幽恨。作者的构思和用词是极其精细的。这里，不写花的颜色，只写花的香气，因为一般说来，在夜色覆盖下，令人陶醉的不是色而是香，更何况从下面一句看，诗中人此时在珠帘未卷的室内，触发她的春怨的就只可能是随风飘来的阵阵花香了。

　　照说，在百花开放的时节，在如此迷人的夜晚，作为一个正在好动、爱美年龄的少女，竟然还没有就寝，早该到院中去观赏了，但她却一直把自己关在室内。这可能是她并不知道户外景色这般美好，更可能是有意逃避，为怕恼人的春色勾起自己心事，倒不如眼不见心不烦。可是，偏偏有花香透帘而入，使她又不能不动观赏的念头。

　　诗的第二句“欲卷珠帘春恨长”，正是写她动念后的内心活动。这时，她虽然无心出户，倒也曾想把珠帘卷起遥望一番，但这里只说“欲卷”，看来并没有真的去卷。其实，卷帘不过举手之劳，问题是她为什么始而欲卷，终于不卷呢，该句内回答了这个问题。其原因为：不见春景，已是春恨绵绵，当然不必再去添加烦恼了。

　　但如此良宵，美景当前，闷坐在重帘之内，又会感到时间难熬，愁恨难遣。诗的第三句“斜抱云和深见月”，就是诗中人决心不卷珠帘而又百无聊赖之余的举动和情态。看来，她是一位有音乐素养的少女，此时不禁拿起乐器，想以音乐打发时间、排遣愁恨；可是，欲弹辄止，并没有真个去弹奏，只是把它斜抱在胸前，凝望着夜空独自出神罢了。这一“斜抱云和”的描写，正如谭元春在《唐诗归》中所说，“以态则至媚，以情则至苦”。可以与这句诗合参的有崔国辅的《古意·净扫黄金阶》“下帘弹箜篌，不忍见秋月”以及李白的《玉阶怨》“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这些诗句，所写情事虽然各有不同，但都道出了幽囚在深宫中的怨女的极其微妙、也极其痛苦的心情。

　　诗的末句交待了她在月下凝望的是什么，又望到了什么。“朦胧树色隐昭阳”，就是她隔帘望见的景色。这一句，既是以景结情，又是景中见情。句中特别值得玩味的是点出了皇帝所在的昭阳宫。这与作者另一首《长信秋词》的结尾“卧听南宫清漏长”句中点出南宫的意义是相同的。它暗示诗中人所凝望的是皇帝的居处，而这正是她的怨情所指。但是，禁闭着大批宫人的西宫与昭阳殿之间隔着重重门户，距离本来就很遥远，更何况又在夜幕笼罩之中，诗中人所能望见的只是一片朦朦胧胧的树影而已。这时透过一层、深入一步的写法，写诗中人想把怨情倾注向昭阳宫，而这个昭阳宫却望都望不见，这就加倍说明了她的处境之可怜。

　　沈德潜《说诗晬语》说：“王龙标绝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陆时雍《诗镜总论》也说：“王龙标七言绝句，自是唐人《骚》语，深情苦恨，襞襀重重，使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这首《西宫春怨》是当之无愧的。

参考资料：

1、 《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21-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