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家

　　《采桑子》率直平白，把词人的一片深情以及被迫分离永难相见的痛苦与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

　　该词上片描写自己与表妹之间只是一种错，抒发了自己凄迷的心情。

　　“而今才道当时错，心绪凄迷。”有一种美，就在于语言的歧义，“心绪凄迷”是本篇抒情的重心。这里的“心绪凄迷”，正是由上面的“错”而引发出来，但而今才明白的“当时错”，究竟是当初不应相识，还是当初不该从相识而走得更近，或是当时应该牢牢把握住机会、不放你离去，作者所谓的“错”是什么词中并未交待清楚，也不需要交待清楚，这个空间是留给读者自己想像的，读者不应该侵占、剥夺，也不能够侵占、剥夺。

　　“红泪偷垂，满眼春风百事非。”设想那个女子正在偷偷垂泪，这里似乎是一个错位的修辞，要说“百事非”，应该搭配“满眼秋风”才是，但春风满眼，春愁宛转，由生之美丽而感受死之凄凉，在繁花似锦的喜景里独会百事皆非的悲怀，尤为痛楚。此刻的春风和多年前的春风并没什么两样，而此刻的心情却早已步入秋天。

　　下片开始写无可奈何的心境，表达了词人内心的无奈之情。

　　“情知此后来无计，强说欢期。”“欢期”是相见、欢聚的意思，而“强说”一词让这份期待中的欢期变得难以预见，明明知道再也不会有见面的机会了，但还是强自编织着谎言，约定将来的会面。那一别真成永诀，此时此刻，欲哭无泪，欲诉无言。

　　“一别如斯，落尽梨花月又西”。风动梨花、淡烟软月中，翩翩归来的，是佳人的一点幽香，化作梨花落入手心。情语写到尽处，以景语来作结：以景语的“客观风月”来昭示情语的“主观风月”，这既是词人的修辞，也是情人的无奈。正是那无限愁怀说不得，却道天凉好个秋。

　　全词以懊恼之意写分离之苦，语少而意足，辞新而情悲，有跌宕摇曳之姿。

参考资料：

沉沉更鼓急，渐渐人声绝。
吹灯窗更明，月照一天雪。

　　这首诗描绘一幅了夜深人静，但更鼓声声，吹灯欲睡，月照雪映，窗更明的幽冷夜景。全诗简洁晓畅、清新可喜。这首诗形象地写出了夜之静，雪之明，表现出诗人孑然一人夜中赏雪景的独特感受。

　　“沉沉更鼓急，渐渐人声绝。”制造了更深人转静的环境气氛。“沉沉更鼓急，渐渐人声绝。”它以“更鼓”、“人声”的一急一绝，形成对照，更深人静的过程，借助“沉沉”“渐渐”四叠字便生动形象地传达出来，使人仿佛听到夜神走动的脚步声。它又以两散行句结束，特意突出后二句雪映月增明的绝妙景致。

　　“吹灯窗更明，月照一天雪。”写雪映月愈明的景色。“吹灯窗更明，月照一天白。”灯本以照明，吹灯而窗更明，是因为夜空正高悬明月，大地又洒满白雪。末句不言雪而雪自见。诗人这时也许已和衣上床，却又欹枕待月。一年最后一个“十五”，既有明月当空，又有白雪洒地，很可能是诗人一生少遇的良宵。这时一盏寒灯，显已成为多余。不由起坐吹灯，临窗赏玩。由于白雪映衬，月光显得分外皎洁。真是天上地下，照耀如同白昼。

　　“月照一天雪”五字，准确地表现出诗人映雪赏月的独特感受，既写了实景，又传出真情，全诗就因有了此句而大增光彩。这两句的艺术灵感，也许是受张九龄“灭烛怜光满”的诗意的诱发，但它不是“望月怀远”，而是映雪赏月，则显属诗人的创造。它也不像韩愈、苏轼因有谪迁经历，而生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的情思，只是直写这年最后一个“十五夜”雪中看到的月色。

　　此诗由于使用了对偶、散行句式交替出现的艺术手法，而收到了语言清新简净的效果。此诗所写腊半雪夜赏月的景致，可能会给人“幽冷”的印象，但它与柳宗元“孤舟”独钓的“孤独”心态迥然不同，因为作者并无柳氏南迁后的幽禁遭遇。它乃是一个生活安定的诗翁，十二月十五夜飞映雪赏月的真实感受，可以用诗人“景是众人同，情乃一人领”（《老莫作诗》）的艺术自自来说明。

参考资料：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者，日四三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者尚稀，往岁多至日数十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者虽戚属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极有窗以达气。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键，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狱中成法，质明启钥，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此所以染者众也。又可怪者，大盗积贼，杀人重囚，气杰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随有瘳，其骈死，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迩年狱讼，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皆归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其次‘求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惟极贫无依，则械系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至死。”余伏见圣上好生之德，同于往圣。每质狱词，必于死中求其生，而无辜者乃至此。傥仁人君子为上昌言：除死刑及发塞外重犯，其轻系及牵连未结正者，别置一所以羁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数计哉？或曰：“狱旧有室五，名曰现监，讼而未结正者居之。傥举旧典，可小补也。杜君曰：“上推恩，凡职官居板屋。今贫者转系老监，而大盗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细诘哉！不若别置一所，为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系朱翁、余生及在狱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应重罚。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左右邻械系入老监，号呼达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

　　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入索财物，名曰“斯罗”。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绞缢，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然后得死。”唯大辟无可要，然犹质其首。用此，富者赂数十百金，贫亦罄衣装；绝无有者，则治之如所言。主缚者亦然，不如所欲，缚时即先折筋骨。每岁大决，勾者十四三，留者十六七，皆缚至西市待命。其伤于缚者，即幸留，病数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尝就老胥而问焉：“彼于刑者、缚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无有，终亦稍宽之，非仁术乎？”曰：“是立法以警其余，且惩后也；不如此，则人有幸心。”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一人予三十金，骨微伤，病间月；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无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为差？”曰：“无差，谁为多与者？”孟子曰：“术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伪章，文书下行直省，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辨也。其上闻及移关诸部，犹未敢然。功令：大盗未杀人及他犯同谋多人者，止主谋一二人立决；余经秋审皆减等发配。狱词上，中有立决者，行刑人先俟于门外。命下，遂缚以出，不羁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仓，法应立决，狱具矣，胥某谓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术，曰：“是无难，别具本章，狱词无易，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谳者，倘复请之，吾辈无生理矣。”胥某笑曰：“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则吾辈终无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决。主者口呿舌挢，终不敢诘。余在狱，犹见某姓，狱中人群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卒，众皆以为冥谪云。

　　凡杀人，狱词无谋、故者，经秋审入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杀人，复以矜疑减等，随遇赦。将出，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详述之，意色扬扬，若自矜诩。噫！渫恶吏忍于鬻狱，无责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颇有奇羡。山阴李姓以杀人系狱，每岁致数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数月，漠然无所事。其乡人有杀人者，因代承之。盖以律非故杀，必久系，终无死法也。五十一年，复援赦减等谪戍，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故例：谪戍者移顺天府羁候。时方冬停遣，李具状求在狱候春发遣，至再三，不得所请，怅然而出。

　　“杂记”，是古代散文中一种杂文体，因事立义，记述见闻。该文是“杂记”名篇，材料繁富，错综复杂，人物众多，作者善于选择典型事例重点描写，“杂”而有序，散中见整，中心突出。如用方苞提出的古文“义法”来衡量，繁富的材料就是“义”，即“言之有物”；井然有序的记叙就是“法”，即“言之有序”。文章记狱中事实，在触目惊心的叙述中，间作冷峻深沉的议论。

　　全文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段，自开头至“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写刑部狱中瘟疫流行情景，揭露造成瘟疫的根源；第二段，自“余日”至“于是乎书”，写刑部狱中系囚之多的原因，揭露刑部狱官吏诈取钱财的罪恶；第三段，自“凡死刑狱上”至“信夫”，写行刑者、主缚者、主梏扑者心狠手辣，揭穿刑部狱敲诈勒索的黑幕；第四段，自“部中老胥”至“人皆以为冥谪云”，写胥吏放纵主犯，残害无辜，主谳者不敢追究，揭露清代司法机构的黑暗与腐败；第五段，自“凡杀人”至结尾，写胥吏狱卒与罪犯奸徒勾结舞弊，揭露刑部狱成了杀人犯寻欢作乐牟取钱财的场所。

　　文中主要揭露了以下事实：

　　一、狱吏与狱卒的工资收入微薄。

　　狱吏每年只有工食银六两，按当时一般平民生活标准只够四口之家一个月所用。这还是在册的狱吏，而不在册的就更低了，他们虽然收入这么低，但大多还通过各种关系，打通种种关节要来县衙当差（狱吏一般是违法进来的，没有通过科举考试，无法保证文化素质）。他们主要是靠山吃山。

　　二、狱中瘟疫流行，死者相枕藉。

　　到了夜间，死了的和活着的人脚碰头而躺着，无法转动，这样一来，瘟疫越传染越多。犯案多次的大盗贼、杀人重囚，生命力旺盛，而且因有心理准备，心态平稳，很难被传染。那些接踵并肩而死亡的，“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都是因轻罪被囚的以及被牵连、被捉来当证人的那些没有犯法的人。被牵连、被捉来当证人的的人是冤屈的，又加之担心家里的亲人，精神已经崩溃，免疫力快速下降，发生瘟疫，最容易被传染。

　　三、无所不用其极的敲诈勒索与贪赃枉法。

　　为了增加敲诈钱财对象，狱吏们就想方设法株连，把与案件稍有牵连、沾点边的人统统抓进来，“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他们把这些清白无辜的人折磨得“呼号达旦”无法忍受，接着诱劝倾家荡产交纳大笔保证金，一交来他们就私分，接着对贫穷无钱取保的人加倍折磨，以此警告不愿掏钱的人。结果是“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致死”。罪魁祸首只要有钱取保，反而逍遥狱外，而众多涉案者和证人却被活活折磨死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犯人同是被捆绑，如果没钱贿赂，他们就在捆绑时把筋骨折断，甚至造成终身残废。同是遭受板子、夹棍刑讯，但因贿赂钱数差别大，造成伤害的后果差别就也非常大：“一人予三十金，骨微伤，病间月；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因此，文中表现了老百姓“屈死不告状”的心态。

　　四、对死刑犯进行偷梁换柱。

　　最让作者震惊的是，只要肯掏大价钱，狱吏们连死刑犯也能偷梁换柱。有狱吏对判死罪的贪官说：“给我千金，我让你活！”贪官问：“你用什么办法让我活？狱吏说：这事不难！在判决书封奏之前，我把同案犯中没有亲戚家人的单身汉的名字和你换换位置！”贪官问：“你就不怕事后上级发现？”狱吏说：“发现了肯定要处死我，但也要罢主管领导的官，他们舍不得头上的乌纱帽，只能打掉牙齿肚里吞，暗暗叫苦而不敢声张，我的性命自然就也保住了。”狱吏与狱卒们胡作非为，他们暴虐成性的嚣张气焰，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

　　方苞通过自己在刑部狱中的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把狱吏与狱卒的残酷无情、暴虐成性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揭露了天子脚下的刑部狱的种种黑幕，百姓的横遭逮捕、冤死狱中，以及狱吏的敲诈勒索、受贿枉法、草菅人命等事实，反映了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的司法机构的腐败与恐怖。

　　江北之山，蜿蜒磅礴，连亘数州，其奇伟秀丽绝亘之区，皆在吾县。县治枕山而起，其外林壑幽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出郭循山之麓，而西北之间，群山逶逦，溪水潆洄，其中有径焉，樵者之所往来。数折而入，行二三里，水之隈，山之奥，岩石之间，茂树之下，有屋数楹，是为潘氏之墅。余褰裳而入，清池湫其前，高台峙其左，古木环其宅。于是升高而望，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问，响起水上。噫!此羁穷之人，遁世远举之土，所以优游而自乐者也，而吾师木崖先生居之。

　　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士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群然求出于是，而未必有适于天下之用。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上之人患之，于是博搜遍采，以及山林布衣之士，而士又有他途，捷得者往往至大官。先生名满天下三十年，亦尝与诸生屡试于有司。有司者，好恶与人殊，往往几得而复失。一旦弃去，专精覃思，尽究百家之书，为文章诗歌以传于世，世莫不知有先生。间者求贤之令屡下，士之得者多矣，而先生犹然山泽之癯，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此岂徒然也哉？

　　小子怀遁世之思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过先生之墅而有慕焉，乃为记之。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亘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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