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

　　上片即景生情。写嘉佑元年春苏轼赴京（今河南开封市）应试，路宿洛阳城的景物与由此引发的情感。“洛城春晚”，点明写词的地点“洛城”、时间晚春，颇有“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烁梅花草棘间”（《梅花二首》）的暮春寒意。“垂杨乱掩红楼半。小池轻浪纹如篆。”写眼前景物。 “乱掩”二字绘形绘色，“如篆”二字恰切传神。仿佛苏轼心灵上蒙上了一层层不完美的阴影，似有“人散曲终红楼静，半墙残月摇花影”（清代洪异《长生殿》）的孤独味。“烛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触景生情，即由眼前的“红楼”引出了与远在千里关山外的贤妻别离前之幽情。当年夫妻二人可谓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刻骨铭心。上片五句27字，即景生情，体现了苏轼登高远眺、遥思爱妻的心态。

　　下片写苏轼思绪绵绵，神态痴呆，由情入景，情景交融。“自惜”二字统帅下片，一气贯通。“自惜风流云雨散。”写苏轼特别珍惜昔日的风韵美好动人的幽情：“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她挑灯伴读，“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辄能记之”并提醒；苏轼“问其他书”，她“皆略知之”。“关山有限情无限。”写苏轼与王弗的贞情。“待君重见寻芳伴。”写苏轼的幻情。 “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写苏轼的相思深情所照应的景。天各一方，心愿难圆，情丝绵绵。下片五句30字，由情融景，将苏轼与妻子那恩恩爱爱，一往情深，注入字里行间，令人回味。

　　全词由景到情再到景，情景交融，构成一种结构的回环美。苏轼与妻子的情爱可谓牵肠挂肚，催人泪下。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爱情殊属难能可贵。它反映了苏轼的一种美好精神面貌、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苏轼的《一斛珠·洛城春晚》就提出了一个突破传统观念新的道德标准：他与妻子的爱是以“相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所以才“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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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的题目很长，原文是：“北邻卖饼儿，每五鼓未旦即绕街呼卖，虽大寒烈风不废，而时略不少差也。因为作诗，且有所警，示秬（读‘巨’）秸（读‘街’。）”这实际上是本诗写作动机的一个详细说明。最后一句的意思就是写给他的两个儿子“秬”和“秸”看，所以我们就用这三个字作题目。 “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这两句，显然是在学习白居易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卖炭翁》）。但是，请大家仔细比较一下，就知道张诗在使用文字比不上白居易：一、张诗又是“吹”，又是“射”，何其累赘！二、两个“衣”字，两个“饼”字，两个“忧”字，字重意拙。三、读起来也不顺口。四、而白诗格律整齐押韵，读起来顺口。五、“可怜”二字，突出了诗人对卖炭翁的无限同情。六、“衣单”、“心忧”、“炭贱”、“天寒”，全是主谓结构的词组，读起来突出后一个字，非常具体地写出了卖炭翁的心理，表明了四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老人不仅不忧自己的衣单，而且希望天气更冷，这就显得更加悲惨了。

　　钱钟书先生说：“在“苏门四学士”中，张耒的诗作最富有关怀人民的内容。这首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北邻卖饼儿五更天就“绕街呼卖，虽大寒烈风不废”。此诗以深切的同情，晓畅如话的诗句，生动地描述了卖饼儿的情状。如果说“不忧衣单忧拼冷”是从白居易《卖炭翁）“心忧炭贱愿天寒”一句化出；结句的勉励之辞“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则给全诗注入一般积极向上的清风。北邻卖饼儿每五更未旦即绕街呼卖，虽大寒烈风不废，而时不少差，因为作诗，且有所警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家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参考资料：

　　上片写初春已至。以细腻的笔触，描画初春景色，梅花傲雪怒放，柳条含烟抽叶，仿佛在告诉人们，严冬即将过去，初春已经来临。“藏”、“著”二字，颇传神，正如唐朝马怀素《正月七日宴大明段》诗所吟“就暖风光偏着柳，辞寒雪影半藏梅”。再看那刚刚送走的鸿雁人，快要听闻的黄莺啼声，绿池水面泛起层层微波浪。“初”、“欲”二字，写春天已经一天天临近。可见，所写的春景是动态的，主人公的心境是欢愉的。雪中藏梅、杨柳烟绕之时，大约春天就快要来到了。这时，送走了鸿雁，期待着黄莺的啼鸣，门外绿池波浪荡漾。这一切的描述，表达出词人对春天的急切期盼，对美好生活的急切渴望。词人先从细小的节物变化写起，展示了腊尽春回、阳气初生之际的优美自然景色。暖气初动，其明显标志就是雪里梅花开放、柳枝绽芽含烟；这一新景致，昭示初春时节到来了。作者放眼望去，发现春意继续萌动，逐渐遍及诸物。一“初”一“欲”，见禽鸟之感春才刚刚开始。继言春水已“生”，则春色已渐渐分明了。可见作者体物描景，文心极细。

　　下片写开筵欢饮。在花期设宴，留宾客醉饮，去年亦是如此情味。有金盏酒，焚玉炉香，词人愿长长的白日都在这样欢快的环境中度过。词人过着富贵的生活，秋日、春日，去年、今年，都是赏美景，饮美酒，过得舒适畅快。回忆去年的一次盛宴，与客同醉，那份情味，依然记得。时隔一年，事不重复，人也难聚，主人公唯有举起金杯的美酒，和着玉炉的香烟，任凭他红日长。词作排解心中的惆怅的方式，反映了晏殊的旷达情怀。作者感春忆旧之情。这是由今而忆昔：初春景色是如此美好，作者设宴赏景，留客共醉，不觉回忆起“去年”此时的情事，心中怅然。风景不殊，而人事已非，怎不令人慨叹。如何开释这满怀的惆怅呢，作者以富于理性的思索回答道：我惟有在玉炉香中举起金盏酒，且寻眼下的快乐，以驱除胸中的无聊之感，任他窗外红日自长吧。此词表现的，是典型的大晏风度和大晏情调。他就是如此善于以理节情，排忧适性，自我解脱，以跻身于旷达的人生境界的。

　　这首词描写的是冬去春来之时风物的变化，以及由此触发的追怀忆旧之情。词的高妙之处在于作者对于节物变化的细心体察和妙笔表达。立春过后，日长一线，春意在不知不觉之间，遍布于各个角落。梅和柳之间的变化是最直接的标志。古代慧心的文人们早已体察及此。唐代诗人杜审言《和晋陵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春光最先光顾的就是风雪中开放的梅花和最早探知春意的杨柳。李清照《永遇乐·落日熔金》说“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残雪还压着梅朵，而因阳气上升，湿气氤氲着柳枝，已渐渐显出浓浓春意来了。刚刚送走大雁，将要听到莺啭，而池塘之上，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正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时节。在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时候，举金盏、采名花、歌新曲。年年岁岁花相似，去年此时，亦是如此度过，是年复一年，还是物是人非呢。轻轻地感喟，淡淡地放开，玉炉名香，且来消受这迟迟春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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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夔此词一般理解为是姜夔抒写身世总结自己而作。起笔三句写岁暮光景：“叠鼓夜寒，垂灯春浅，匆匆时事如许。”开端对句点染了过年的气氛，却隐约流露些许清冷的韵味，故紧承以“匆匆时事”之慨。下两句顺势展开，倾诉自我情绪：“倦游欢意少，俯仰悲今古。”由于悲从中来，自然不吐不快，于是写词抒发：“江淹又吟恨赋，记当时，送君南浦。”引用江淹所恨之意，另加上一句江淹的《别赋》中的“送君南浦”句言，恨什么伤什么不用言明，根据江淹的恨和伤就可明了；而且用“又吟”江淹已不在人世多少年，这个“又吟”当是姜夔以江淹自拟，表示自我感伤的情怀至为深重。接着用直白明快的语言说出这种情怀深重的程度：“万里乾坤，百年身世，唯有此情苦。”此情不应限于别情，应该包括作者历年所承受的各种人间遗憾。这几句涵盖力十分广阔。

　　下片“扬州柳垂官路，有轻盈换马，端正窥户。酒醒明月下，梦逐潮声去。”这五句回味了青年时代畅游名都、出入歌馆的一段浪漫生活，颇有回首当年感慨系之的意味。以下折回现实，发出了怀才不遇、人海沉沦的满腹牢骚：“文章信美如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作者多才多艺，屡试不第，一生坎坷，靠朋友周济游食四方，对才士惯常的失意生涯体验尤深，于是发出了这样的深长感叹。至此失意的郁愤喷涌到极境。末以寻花为伴聊以自解：“教说与春来要，寻花伴侣。”作者无奈，在这种“文章信美如何用”的年代，写得好词的词人只论为四海飘零。那也没法，只好去改行养花而不写文章了。也只有在这个时代，这种社会状态下，词人也只有发牢骚的能耐。

　　此词应该说是有一定豪放词人的气魄，直率爽畅，欢快倾吐，大胆直逼社会，可姜夔用辞就是那么含而不放，放而不俗，婉转深沉，高洁意趣，清雅风骨，含蕴无限，给读者留下无尽的遐想空间，“使人神观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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