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偈 其一七五

　　“共有樽中好，言寻谷口来。”首联是介绍过郑斋的缘起。诗人说：我和郑七都有饮酒的爱好，所以来找他。隐居与饮酒几乎是不可分离的，它是隐士们高雅、旷达情怀的表现。可见，诗中的言外之意，是说郑七有隐者的高洁胸怀，诗人对他十分倾慕，引为同调，因此才去拜访他。“言寻谷口来”一句，用典故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用典十分贴切，一个“寻”字，也透露了山斋的幽深。两句诗看似平常，却有深刻的义蕴，不仅曲折地交待了郑七的身份和思想情操，也婉转地点出了过山斋的原因和二人深厚的友情。接着诗人以极大的兴趣，用工细的笔墨，在中间两联描绘山斋内外的景色，展现出一幅优美的山居夏图。

　　“薜萝山径入，荷芰水亭开。”上一句说，在通往郑七山斋的曲折的山路上，长满了茂盛的薜荔和女萝，隐隐传达出山斋的幽深和清静。接着是进入山斋后的景象：在水亭周围的水池中，一望无际的荷、菱开放出纯洁清丽的花朵，在微风中散发着清香。“山径”是崎岖的，而水池却是开阔的，从狭窄山路中穿行而至来到山斋后，诗人顿觉豁然开朗，诗中“入”字和“开”字，不仅实指了诗人的行动，也透露出心情的变化。接着，在“日气含残雨，云阴送晚雷”一联中，诗人又把笔触从平面的描写转向立体的空间：在那荷、菱盛开的水池上，雨后初晴，空中铺下明朗的阳光，照在残留的雨水上，蒸气冉冉升腾；到傍晚，天气渐渐转阴了，天边又传来隐隐的雷声。其中“日”、“雨”、“阴”几个字，暗示着天气变化很快。诗人来之前，刚下过雨（“含残雨”），而到达时天气才放晴，傍晚又转阴，并且传来隆隆的雷声，又要下雨了。这正是深山中特有的天气，诗人用天气变化之快，烘托山斋的既幽且深，既是实写，也有助于诗歌意境的表现。同时在“日”、“晚”二字中，也包含着时间的推移，暗示了诗人在山斋中逗留的时间。通过这一联的描写，充分渲染了山斋的幽静景色，地上风物和空中景象融为一体，在静谧中包含变化，在幽深中充满生机。诗人形象的描写，使山斋风光充满着感人的魅力，令人心驰神往。中间两联，似乎全是写景。其实，主人的酒盛情款待，席间杯觥交错的欢乐气氛，全都隐藏在字里行间中。

　　“洛阳钟鼓至，车马系迟回”，与天边隆隆的雷声相应和，洛阳城里报暮的钟、鼓之声也清晰地传来，诗人该回程了，但车马仍然拴着，迟迟没有起程。诗到这里戛然而止，却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余韵，在迟迟未回中，既包含着诗人对山斋风光的倾心爱慕、流连忘返，同时也表现出主人的深情厚谊。在这悠远的余韵中，诗歌产生了动人心弦的艺术力量。

　　这首《夏日过郑七山斋》，是杜审言五律中的成功之作。不仅在文字、结构、意境等方面取得了成功，在诗歌的声律上，对仗工稳，音韵协调，整体匀称，也表现出纯熟的技巧。

参考资料：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吒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闻。

艺术价值

　　作为军用文书的檄文，本篇确实达到了“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文心雕龙·檄移》)的要求。首段历数武氏罪恶昭彰，警醒李唐社稷面临生死存亡之秋，为兴兵讨武铺垫了充足的理由，可谓“事昭而理辨”；次段接写敬业举义之名正言顺和兵威强盛之必胜无疑，可谓气盛京藩，文武响应，示之以大义，动之以刑赏，更是理直气壮，慷慨果断。

　　首段分两层：先历数武氏之罪不容诛，紧扣首句一个”伪”字(篡位不合法、非正统)。第二层先以呼吁领起，前两段感叹王佐之臣已被杀尽，讥刺现有朝臣中再无霍光、刘章那样辅佐；以汉成帝后赵飞燕，周幽王褒拟为喻，直斥武后是亡国灭君的祸根，说明李唐社稷危在旦夕。为下段写兴兵讨武、匡扶唐室刻不容缓，做了有力铺垫。

　　次段亦分两层，先写起兵之正义，再写其兵威之壮大。从多方面铺张扬厉，说明天时、地利、人和均占优势，必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整段从道义之正和实力之强两方面来争取人心，理直气壮，慷慨磅礴，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骆宾王提出了文章的主人公——李敬业。敬业乃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英国公徐世绩之后，所以骆宾王说：“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寥寥数语就表明李敬业为国尽忠的决心，其言语使人信服，富有号召力。之后文章由痛诉武则天的暴行转而号召宗室功勋、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反对武氏之暴行、拯救大唐江山水火之中。“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

　　末段针对各方先示之以大义：前四句呼吁在朝诸君，皆厚蒙国恩重托，不论宗室异姓，讨逆义不容辞；接以“一抔之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诘问，激发故君之思和新君之危，是动之以深情。再以“凡诸爵赏，同指山河”正面饵之以赏赐：以不察征兆，“后至之诛”怀之以刑罚。末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气势磅礴，充满必胜信心，成为后世经常引用的警句。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第一句话就表明了，武则天的伪善。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中少有的毒妇，其任用酷吏、奢靡淫乱、兴佛伤民，陷大唐锦绣山河于水深火热之中，屠杀皇室宗亲、功勋权贵，是一个双手粘满皇室和人民鲜血的屠夫、一个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暴君。骆宾王的《为李敬业讨武曌檄》乃反武之至文。文章从开头就直指武则天的种种恶性，精明简洁、鞭挞入理，将一个丑陋猥亵的毒妇形象展现在我们眼前。使读者愤恨、听者泣涕，皆哀大唐之不幸、怒武贼之淫虐。文章写武则天淫乱的“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等，将其靡乱不堪的私生活及为达目的兜弄色相、出卖肉体的事实交代的一清二楚，在我们的眼中出现了一个可比妓女的形象。如果仅仅如此，也不过是商纣王的妲己、周幽王的褒姒等惑主之狐姬耳。但事实并非如此，武则天还有很大的野心，“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自掌权以来残暴不仁，“近狎邪僻，残害忠良”。骆宾王如实的记录了其恶绩，“杀姊屠兄，弑君鸩母”，对于其罄竹难书的罪行骆只用了一句话形容：“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虽然仅止一句却概括了宇宙的一切，充分的说明武则天罪恶之深以为世人所不容。武则天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她的淫乱、她的残暴都是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包藏祸心，窥窃神器”。为了这样的终极野心武则天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大肆排除异己、任用亲信、屠杀宗室、罢黜功勋，致使大唐江山风雨飘摇，“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一时之间先代君王所打下来的大唐帝国几欲崩溃。

　　以振奋人心之语、发人深省之言，刺武氏之痛处、壮义军之声望。并近一步形容反武的可能性必然性，“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夸张的形容义军的强大威猛，既振奋己方的士气、争取民众的支持，又威慑敌军、打击武氏的气焰。提出“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文章达到高潮，使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激情澎湃，读到此处尚感心动，可见当时之人。这是这篇檄文最鼓动人心之出，我们可以想象当年一个个热血男儿读及此处，投笔从戎、舍身报国的情景，可以说此处是文章的精华，是今古檄文的典范。在体会激情之后，话锋一转又循循善诱说服意志不坚定的亲贵，动只以情晓之以里，以无法回避和驳斥的话语再次强调讨武的必要，提出“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并指出“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与李室江山共存亡的必要，最后提出苍凉的提问，“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再次将文章带入小高潮，以发人深省的方式结局。

　　《为李敬业讨武曌檄》笔力雄健，行文流畅，其名垂千古的文学价值向为学人所尊奉。或许其历数武氏罪状极具文献价值，在最终将武氏钉于历史的耻辱柱上功不可没。如果将此文印证于其创作时代，又会从其文里文外，体味出它隐涵深刻的历史文化命题。其中尤以社会权力的形成与维系、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最为令人警醒。这方面的严酷，不仅构成了知识分子几千年来的困惑，同时也与几千年来知识阶层沉重而扭曲着的命运纠缠在一起，千古以下仍令人深思难解。

　　本篇通体骈四俪六，不仅句式整饬而略显错综（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六四、四六四六参差成趣；每句中的音步变化如四字句有二二结构，有一三结构；六字句有三三、三一二、二二二、二四、四二等结构），平仄相对而低昂有致（如“入门见嫉”四句，一三两句，二四两句平仄完全相反对应），对仗精工而十分自然（如“南连百越”对“北尽三河”，“海陵红粟”对“江浦黄旗”，不仅词性、句法结构相对，而且方位、地名、颜色等事类也相对），用典贴切委婉而不生硬晦涩（如用霍子孟、朱虚侯、赵飞燕、褒姒、宋微子，桓君山等典故），词采华艳赡富而能俊逸清新；尤其难得的是，无论叙事、说理、抒情，都能运笔如神，挥洒自如，有如神工巧铸，鬼斧默运，虽经锻炼而成，却似率然信口。音节美与文情美达到了高度统一，堪称声文并茂的佳作；与六朝某些堆砌典故藻饰、晦涩板滞、略无生气的骈体文，自有霄壤之别；而与王勃的《滕王阁序》，堪称骈文的双璧。

　　全篇雄文劲采，足以鼓舞斗志；事彰理辩，足以折服人心。李敬业的举义，终被武则天的三十万大军彻底打垮了，骆宾王从此也“亡命不知所之”(《新唐书》本传)，然而他的这篇檄文却传颂千古，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

人文价值

　　《为李敬业讨武曌檄》的巨大人文价值集中体现在其篇首，即历数武氏罪状的部分，不仅为历史提供了一个丑恶的统治样本，也提示了一些历史未解之谜。为方便叙述，将这一部分内容分句标识。其文曰：

　　“1、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

　　2、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

　　3、洎乎晚节，秽乱春宫。

　　4、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

　　5、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

　　6、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7、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

　　8、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

　　9、近狎邪僻，残害忠良。

　　10、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所同嫉，天地所不容。”够了。

　　引文至此，已基本体现了该文的巨大价值——其可证实内容已足为世人提供一个道德败坏的掌权者的标本；而其不可证实部分，则给研究者指出了用力的方向。

　　1、文章开头就将当时的现状与历史结合到了一起。现实是什么？皇帝已经成年，太后临朝称制与古制不合。更值得诧异的是，这个违制称制的太后的品行也很成问题。“性非和顺”确有所指。早年唐高宗为立武氏为后，欲废当时的皇后王氏，为此与大臣褚遂良见解不合。高宗出言叱退遂良，一直藏在帏帐之后的武氏出言道“何不扑杀此獠”。“地实寒微”或有数解。武氏之父地位本不甚高，她在自己家里因非正室所出，就更见低微。正因为此，武氏在太宗宫中只是一介才人，此其一。武氏被唐高宗从沙门超擢入宫，此其二。皇后、太后，都是应以母仪天下之面目面世，武氏显然与此无缘。此等人物临朝，实在是开了历史的大玩笑。

　　2、进一步张扬武氏的来历。既然武氏曾为太宗所御，高宗再以其为妃为后，显然是高宗的不是了。当然，骆宾王的着眼点，并不在编排两位先帝的不是，只是着重强调武氏的尴尬出身。

　　3、此句费解。昔人以为此晚节是相对于太宗朝而言。武氏以事太宗之身，再事高宗，确实称得上秽乱。但以武氏日后的荒淫习性来看，如果在高宗宫里，有秽闻传出亦属情理之中。

　　4、此句又一次提到武氏身事两帝之事，并表明其原有的皇后地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联系到当年的皇后废立风波，武氏的个中伎俩当是朝野皆知的。

　　5、6两句回顾了武氏登上皇后之位的简要过程及关键所在。确实如此。一向庸懦的唐高宗在废后立后一事上，表现了他绝无仅有的刚毅。其结果昭示，朝野的一片反对之声，也挡不住皇上的一意孤行。

　　7句是5、6两句的结果。后半句前人解为，因武氏以一身事父子两帝，从而陷太宗、高宗父子于兽行。确实，若武氏只是隐事高宗，不示丑于世，纵使这种乱伦行径为人不齿，但若隐晦行事，总较之冠冕堂皇张扬于世让人容易咽下这口气。怎奈唐高宗喝了武氏的迷魂汤，非示丑于天下，这也叫无可奈何。或许前人的解释还不充分，高宗朝前期，曾由武氏授意，赐其长子、废太子燕王李忠死。而李忠的谋反罪名又显然不为朝野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宗的此等兽行又是拜武氏所赐。

　　8、此句为武氏品行定论，却并非臆断。武氏之毒也是大大有名的：为了搬倒王皇后，她不惜闷毙亲生女儿；如愿称后，她又将王皇后及萧妃斩去手足扔进酒缸溺毙；至于毒死亲生的儿子太子李弘，饿死儿媳等事，更是令人发指。

　　9、此的前半句，前人多解为武氏重用李义府等奸人。此解不确。李等人士毕竟还是朝廷大臣，不能一概指为邪僻。在高宗乾封年间，武氏招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行巫祝之事，被高宗发觉，差点酿成了一场废后风波。自汉武帝起，巫祝之事就被皇室严厉禁止。作为皇后，武氏以身犯事，尽管至骆宾王写此文时，年代已远，但仍是大罪一件。后半句无需解。长孙无忌、来济、韩瑗、褚遂良、于志宁都相继遭武氏陷害。

　　10、此句的“姊、兄”可以指出其证据：姐指韩国夫人——武氏的同母姐，因与高宗有染，被武氏毒死；兄指武氏异母兄长武元庆、武元爽，堂兄武惟良、武惟运——此四人因早先对武氏母女无礼，及武氏立为皇后，升他们的官，他们毫不领情，终被武氏找罪名处死。而“君、母”二字一向无解。史料中也找不到武氏谋害高宗的明证。但武氏的长子太子李弘被毒死后，曾由高宗破例尊号为孝敬皇帝，这或可给弑君一辞提供弱证。鸩母一说，则没有丝毫痕迹。或许是骆宾王写作时为了与前句配对凑音节而作。但在此之前，其所列武氏罪状足以骇人听闻，骆宾王及其主使似没有必要编排一条伪证，使武氏罪状的整体真实性受到破坏。在没有证据而只能臆断的情况下，笔者猜测此事可能与韩国夫人之死有关。武氏毒死其姐，或会受其母杨氏的诘难，母因此而遭毒手。究竟如何，恐怕已成千古无解之谜了。

　　行文至此，武氏之罪大恶极已无可辩驳。而问题也随之产生。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固然是昏君暴君层出不穷，但可以肯定，像武氏这样有如此之多的品行低劣、公开罪恶者，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从理论上讲，皇帝应是天下道德伦理的准绳。毫无疑问，以武氏为首的政权在道德上已经破产。即使以前没有破产，经过骆宾王这一番张扬也必定破产无疑。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道德破产的武氏政权曾有过任何意义上的权威削弱。据此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个政权的生存与否，道德因素并非至关重要。这样说确实令人吃惊，然而却是严酷的事实。那么，维系一个政权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呢？或曰，是权力带来的利益分配——当一个权力可以有效地予人以好处时，它总是能有效地运转，正是武则天时代，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武则天不以杀功臣著称，但她杀功臣的数量之多，在历史上亦可名列前茅。这里所谓功臣，是指为其取得权力出过死力之人，其中有一大半为她所杀，过河拆桥的意味极重。值得一提的是，她如此作派，竟毫不担心会无人替她的政权效力。据传，确实有人为此提醒过她，可她的回答很耐人寻味，她以飞蛾扑火为譬，指出，尽管有飞蛾因扑火而死，并不能阻挡其它蛾子继续向火扑来，因为只要是蛾类，就非如此不可。原来如此，社会培养的士人都必须通过入仕才能体现其社会价值，难怪他们义无反顾地以能入朝为官为毕生追求。所以，尽管中国古话里就产生了“伴君如伴虎”之感叹，迫不及待以求伴君者，仍然多如过江之鲫。这或许与供需关系有涉，因为由皇权决定社会地位分配的数量，总是远远低于社会显在与潜在的求职人数。而在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欲为社会服务，除了入仕一道，竟再无其它出路。所谓“练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除了皇上的“恩典”，人们并没有其它途径。就是武则天本人，也是靠了笼络住唐高宗才一步一攫取权力、扩大权力的。深谙权力三味又修成正果的武则天之流，从骨子里轻贱知识分子和其它人才，先是使用他们，然后毫不留情地干掉他们，而绝无人才断档之虞。于是，在很多人还愿意为这个政权效力时，它是很难垮台的。这就是武氏政权岿然不动的秘密所在。同时，这种现实又印证了这样一条严酷的社会法则——不论社会精英受到何等程度的摧残，都不会使一个政权迅即崩溃。它所必须承受的代价，只是社会发展的停滞与社会生活的黑暗，而这一切灾难恰好是由社会底层，包括被摧残阶层最为深切地感受着。既然施虐者在施虐时没有任何直接损失，又怎能奢望这些暴虐会停止下来呢？

　　除了对武氏的揭露，骆宾王文章还揭示了一个反抗者自身的问题，即，武氏的种种劣迹并非到骆宾王写作时才广为人知，为什么到李敬业起兵时才一下子提出清算总账呢。原来李敬业等人因触犯了武氏之法，遭到贬黜，一些心怀不满分子聚到一处，才酿成了一场大乱。那么，如果不是这样，武则天再有十倍罪恶，李敬业等也不会起事。于是，李敬业等人的反抗，并非只是出于公心义愤，完全是因为武则天革命革到了他们头上，严重损害了他们个人的既得利益，他们动了私心私愤，最终铤而走险。最妙不可言的是，他们居然也做成了这篇慷慨激昂的公论，尽管骨子里并不硬气。难怪武则天之流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只要他们可以依附，他们总是会安之若素，依附不成时，才会发难，而这种发难又多半成不了事。所谓秀才造反，十九不成。更有甚者，李敬业造反不成，自己人头落地、全家灭门不算，连祖坟都让武则天扒了。想当初，正是李敬业的祖父李绩一言九鼎，为武则天当上皇后铺平了道路，并为武则天主持史无前例的封后加冕仪式，其对武氏的贡献应是无与伦比的，其最后竟落得个掘墓鞭尸的下场。凡为武则天出力的人，多没有好下场。不知是报应，还是为虎作伥的必然结果，中国历史已提供了太多这方面的范例。也许正是这种不良预后，使得整个社会保持了一份良知，也使恶势力的膨胀有度可限。无论怎么说，武则天政权持续时间之长还是令人惊异的。由于武氏早先的卑微以及其追逐权力的行径，受到绝对多数的朝廷正统势力的强烈抵制，故武氏政权对所谓的正派人士有一种天然的敌视。如同武氏本人唯权是务、品行俗劣一样，武则天时代朝中的下三滥也异乎寻常的多。并且这些下三滥根本不屑以假仁假义的面目出现，处处以丑恶本色招摇得势，整个朝廷乌烟瘴气，有正义感及有才干的人处处受倾轧，常常处于下风，且人材凋零。就在这种状态下，武则天的政权经历了诸多的外忧内患，策动了无数次腥风血雨，竟是无往而不利。是不是那些品行极差之人身负治国之才呢？当然不是。那些败类充其量只能是构成武氏权力，并为其壮大声势，而事关天下气运的国计民生料理，又非正派人士料理不可。于是，历史又产生了一个奇异现象，即，尽管在相当多数的情况下，有才干的正直人士饱受摧残，仿佛生物生理上的代偿功能一般，那些幸免于难的知识管理人才超负荷超水平的运作，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完成了那些看来无法完成的事，终于维系了社会不至于崩溃。

　　如同历史上多数暴君一样，武则天的政权基本上没有输给任何政治势力，只是由于时间的自然法则而终结。于是，一千多年前由骆宾王《讨武氏书》揭示的诸多命题，始终占据着人们的思考。人们沉痛地发现，此问题尚未因时代的演进而得到彻底解决。所幸的是，现在的知识阶层已可以不通过仕途而实现自身的价值。

　　骆宾王《讨武檄文》流传千古，而李敬业的讨武战争，在华夏军事史上却难觅其踪！

参考资料：

　　元稹的这首《行宫》是一首抒发盛衰之感的诗，这首短小精悍的五绝具有深邃的意境，富有隽永的诗味，倾诉了宫女无穷的哀怨之情，寄托了诗人深沉的盛衰之感。

　　诗人先写环境。首句中“寥落”已点出行宫的空虚冷落，又着一“古”字，更显其破旧之象。这样的环境本身就暗示着昔盛今衰的变迁。而后以“宫花寂寞红”续接，此处可见运思缜密。娇艳红花与古旧行宫相映衬，更见行宫“寥落”，加强了时移世迁的盛衰之感。两句景语，令人心无旁骛，只有沉沉的感伤。

　　后两句由景及人，写宫女，“白头”与第二句中的红花相映衬。宫中花开如旧，而当年花容月貌的宫女已变成了白发老妇。物是人非，此间包含着多少哀怨、多少凄凉便不言而喻了。末句“闲”字与上文“寂寞”相照应，写出宫女们长年受冷落的孤寂与无奈。过去她们的一颦一笑、盛装丽服只为取悦君王，而今再无缘见龙颜，她们还能做什么呢? 只能无聊地“闲”在冷宫。而这些宫女们所谈的仍旧是玄宗盛世。这一方面表现了她们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另方面也证明了如今无可言说的空虚。比较之下，那种深沉的盛衰之感越发鲜明突出而具体了。

　　这里，寥落古行宫中的白头宫女，还是唐玄宗时代历史的见证人。唐玄宗在其继位后期，宠幸杨贵妃，终日沉溺在淫乐酒色之中，把政务全部委给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朝纲紊乱，谄佞当道，终于酿成安史之乱。乱后，玄宗被迫退位，赫赫不可一世的大唐王朝亦从此一蹶不振，日益走向下坡路。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曾深致感慨说：“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四句诗，已形象地概括出玄宗昏愦好色与亡国致乱的历史因由，其讽刺与揭露是十分深刻的。元稹这首短诗当然不可能象白诗那样铺张扬厉，极尽渲染之能事，他只能采取对照、暗示点染等方法，把这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高度浓缩，加以典型化的处理，从而让人回味咀嚼。寥落的古行宫，那在寂寞之中随岁月更替而自生自落的宫花，那红颜的少女变为白发老人，都深深地带有时代盛衰迁移的痕迹。白头宫女亲历开元、天宝之世，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人，“闲坐说玄宗”的由治而乱。这本是诗篇主旨所在，也是诗人认为应引以为戒的地方，却以貌似悠闲实则深沉的笔调加以表现，语少意多，有无穷之味。

　　二十个字，地点、时间、人物、动作，全都表现出来了，构成了一幅非常生动的画面。这个画面触发读者联翩的的浮想：宫女们年轻时都是花容月貌，娇姿艳质，这些美丽的宫女被禁闭在这冷落的古行宫中，成日寂寞无聊，看着宫花，花开花落，年复一年，青春消逝，红颜憔悴，白发频添，如此被摧残，往事岂堪重新回顾！然而，她们被幽闭冷宫，与世隔绝，别无话题，却只能回顾天宝时代玄宗遗事，此景此情，令人凄绝。“寥落”、“寂寞”、“闲坐”，既描绘当时的情景，也反映诗人的倾向。凄凉的身世，哀怨的情怀，盛衰的感慨，二十个字描绘出那样生动的画面，表现出那样深刻的思想。这首诗正是运用以少总多的表现手法，语少意足，有无穷味。

　　另一个表现手法是以乐景写哀情。我国古典诗歌，其所写景物，有时从对立面的角度反衬心理，利用忧思愁苦的心情同良辰美景气氛之间的矛盾，以乐景写哀情，却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这首诗也运用了这一手法。诗所要表现的是凄凉哀怨的心境，但却着意描绘红艳的宫花。红花一般是表现热闹场面，烘托欢乐情绪的，但在这里却起了很重要的反衬作用：盛开的红花和寥落的行宫相映衬，加强了时移世迁的盛衰之感；春天的红花和宫女的白发相映衬，表现了红颜易老的人生感慨；红花美景与凄寂心境相映衬，突出了宫女被禁闭的哀怨情绪。红花，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都是利用好景致与恶心情的矛盾，来突出中心思想，即王夫之《姜斋诗话》所谓“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也可以说是以乐写哀。不过白居易的写法直接揭示了乐景写哀情的矛盾，而元稹《行宫》则是以乐景作比较含蓄的反衬，显得更有余味。

　　这首绝句语言平实，但很有概括力，精警动人，也很含蓄，给人以想象的天地，历史沧桑之感尽在不言之中，寓意深刻，自来评价很高。王建的《宫词》，白居易的《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都是长达千字左右的宏篇巨制，详尽地描述了唐玄宗时代治乱兴衰的历史过程，感叹兴亡。总结教训，内容广博而深刻。元稹这首小诗总共不过二十个字，能入选《唐诗三百首》，与这些长篇巨作比美，可谓短小精悍，字字珠玑。

参考资料：

　　李贺的“鬼”诗，总共只有十来首，不到他全部作品的二十分之一。李贺通过写“鬼”来写人，写现实生活中人的感情。这些“鬼”，“虽为异类，情亦犹人”，绝不是那些让人谈而色变的恶物。《苏小小墓》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

　　苏小小是南齐时钱塘名妓。李绅在《真娘墓》诗序中说：“嘉兴县前有吴妓人苏小小墓，风雨之夕，或闻其上有歌吹之音。”李贺的这首诗以苏小小的故事为题材，写幽灵形象和幽冥境界。全诗由景起兴，通过一派凄迷的景象和丰富的联想，刻画出飘飘忽忽、若隐若现的苏小小鬼魂形象。诗中寄寓着诗人独特的身世之感。

　　诗的前四句直接刻画苏小小的形象。一、二两句写她美丽的容貌：那兰花上缀着晶莹的露珠，像是她含泪的眼睛。这里抓住心灵的窗户眼睛进行描写，一是让人通过她的眼睛，想见她的全人之美，二是表现她的心境。兰花是美的，带露的兰花更美。但着一“幽”字，境界迥然不同，给人以冷气森森的感觉。它照应题中“墓”字，引出下面的“啼”字，为全诗定下哀怨的基调，为鬼魂活动创造了气氛。三、四两句写她的心境：生活在幽冥世界的苏小小，并没有“歌吹”欢乐，而只有满腔忧怨。她生前有所追求，古乐府《苏小小歌》中说：“我乘油壁车，郎乘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但身死之后，她的追求落空了，死生悬隔，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绾结同心，坟上那萋迷如烟的野草花，也不堪剪来相赠，一切都成了泡影。这种心绪，正是“啼”字的内在根据。仅用四句一十六字，形神兼备地刻画出苏小小的鬼魂形象，表现出诗人惊人的艺术才华。

　　中间六句写苏小小鬼魂的穿着服饰和使用物品：芊芊绿草，像是她的茵褥；亭亭青松，像是她的伞盖；春风拂拂，就是她的衣袂飘飘；流水叮咚，就是她的环佩声响；她生前乘坐的油壁车，如今还依然在等待着她去赴“西陵松柏下”的幽会。这一部分，暗暗照应了前面的“无物结同心”。用一个“待”字，更加重了景象、气氛的凄凉：车儿依旧，却只是空相等待，再也不能乘坐它去西陵下，实现她“结同心”的愿望了。物是人非，触景伤怀，徒增哀怨而已。

　　最后四句描绘西陵之下凄风苦雨的景象：风凄雨零之中，有光无焰的鬼火，在闪烁着暗淡的绿光。这一部分紧承“油壁车，夕相待”而来。翠烛原为情人相会而设。有情人不能如约相会，翠烛就如同虚设。有烛而无人，更显出一片凄凉景象。“翠烛”写出鬼火的光色，加一“冷”字，就体现了人的感觉，写出人物内心的阴冷：“光彩”是指“翠烛”发出的光焰，说“劳光彩”，则蕴涵着人物无限哀伤的感叹。期会难成，希望成灰，翠烛白白地在那里发光，徒费光彩而一无所用。用景物描写来渲染哀怨的气氛，同时也烘托出人物孤寂幽冷的心境，把那种怅惘空虚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以景起兴，通过景物幻出人物形象，把写景、拟人融合为一体。写幽兰，写露珠，写烟花，写芳草，写青松，写春风，写流水，笔笔是写景，却又笔笔在写人。写景即是写人。用“如”字、“为”字，把景与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既描写了景物，创造出鬼魂活动的环境气氛，同时也就塑造出了人物形象。诗中美好的景物，不仅烘托出苏小小鬼魂形象的婉媚多姿，同时也反衬出她心境的索寞凄凉，收到了一箭双雕的艺术效果。这些景物描写都围绕着“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这一中心内容，因而诗的各部分之间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得到集中的、充分的揭示，显得情思脉络一气贯穿，具有浑成自然的特点。

　　这首诗的主题和意境借鉴了屈原《九歌·山鬼》中对神、鬼的描写方法。从苏小小鬼魂兰露啼眼、风裳水佩的形象上，可以找到山鬼“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的影子；苏小小那“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的坚贞而幽怨的情怀，同山鬼“折芳馨兮遗所思”、“思公子兮徒离忧”的心境有一脉神传；西陵下风雨翠烛的境界，与山鬼期待所思而不遇时“雷填填兮雨冥冥”、“风飒飒兮木萧萧”的景象同样凄冷。由于诗人采用以景拟人的手法，他笔下的苏小小形象，比之屈原的山鬼，更具有空灵缥缈、有影无形的鬼魂特点。她一往情深，即使身死为鬼，也不忘与所思之人绾结同心。她牢落不偶，死生异路，竟然不能了却心愿。她怀着缠绵不尽的哀怨在冥路游荡。在苏小小这个形象身上，即离隐跃之间，读者可以看到诗人自己的影子。诗人也有他的追求和理想，就是为挽救多灾多难的李唐王朝做一番事业。然而，他生不逢时，奇才异能不被赏识，他也是“无物结同心”。诗人使自己空寂幽冷的心境，通过苏小小的形象得到了充分流露。在绮丽秾艳的背后，有着哀激孤愤的思想，透过凄清幽冷的外表，有着诗人炽热如焚的肝肠。鬼魂，只是一种形式，它所反映的，是人世的内容，它所表现的，是人的思想感情。

参考资料：

　　首联虽是转述村叟的情况，但可以烈感受到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颈联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的愿望的破灭，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尾联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

　　不像多数“伤田家”一类揭示民生疾苦的诗作，常用贫富极端对立的方式来造成强烈的反差效果，以此对现实进行抨击（(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等），在这里，诗人只是真实地记叙、描摹乱后村叟的悲惨生活，而且这种记录是以一种客观、平静的方式进行的。诗中不写与“逢”字有关的内容，也没有与作者自己主观情绪有关的字眼，相形之下，首联在全诗中便显得十分突出。虽也只是转述村叟的情况，读者强烈感受到的却是诗人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一“逢”村叟，便是“乱”、“衰”、“破”“伤魂”，这样触目惊心的情形，村叟事事伤魂，诗人又何尝又伤魂。这里将村叟的情形、感受过程暗迁为诗人的心绪感受，是一种自然、含而不露和深层次的情绪转换。诗一开始即以这种与传统诗学的“含蓄”无关的“定味语”式的字眼，将惨痛现实及感受全盘托出，直接拉到读者眼前、心中，可谓字字惊心。“伤魂”二字，则实为诗眼，下面几联是在这一基调上具体情形的自然生发，不断加深着这种同属于“衰翁”、诗人和读者的“伤魂”之感。因此全诗看似冷静，实则情绪饱满，看似直白，实则含蓄蕴藉。七律首联素为人重视，此诗首联份量尤重。

　　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即男耕女织生活赖以维持的重要生产资料——桑树柘树都被砍伐殆尽，作兵营的寨栅了，村叟已无以为生，徭役又使他子孙断绝，永远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和依靠，相比之下痛失亲人的悲苦也许倒还要好受一些。可以说，“三吏”、“三别”之中，痛苦更深地表现为亲情的折磨，《杜陵叟》、《卖炭翁》等诗中主人公也许还能“重整旗鼓”活下去，这里村叟却被逼入了绝境。诗人这种真实到令人心颤的实录，是要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不幸时代中，“诗史”性作品其实都同是这样一种指向。

　　颈联出句承续上联之意，直接点明“赋税”二字，是概括性交代，对句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逃离到别的州县）的愿望的破灭，一下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而超越了对一个村叟的单纯记叙，诗也由此获得新的深广度。老人的遭遇正是当时千家万户生活的一个缩影，典型地概括了连年战乱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尾联稍异上两联，上句仍承续着上两联的苦况交待，下句却转入一个孤单、冷漠场景的刻划。子孙断绝、鸡犬星散的“家”门口，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全诗直到最后，才单用一个“独”字，将对村叟情形的记叙转入对村叟形象的简洁刻划，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也仅用这个“独”字，诗由对黑暗现实的无声抨击转入到对穷苦农民的深切同情。

　　《乱后逢村叟》之所以感人，其艺术力量正来源于这种对现实黑暗的抨击和对人民的同情，这一点又是通过极其通俗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这是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杜荀鹤出身寒微，境遇不顺，长期在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对人民的痛苦体察很深，故《唐风集》中不少反映民生疾苦、乱后心绪的诗作许多都像这首《乱后逢村叟》一样，是可以称为历史实录的作品。而正是这种由题材特点、创作者个性及艺术上的自觉追求所确立的语言风格，被世人称之为“杜荀鹤体”或“晚唐格”，体现出杜荀鹤诗的独特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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