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

　　苏轼的这首《和董传留别》可能不为普通读者所熟知，而其中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却广为传诵，原因就在于它经典地阐述了读书与人的修养的关系。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把读书视为积累知识、增长学问的有效途径。读书的作用不仅在于占有知识，还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尤其是常读书，日积月累就会使人脱离低级趣味，养成高雅、脱俗的气质。清代学者梁章钜说：“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事实证明，读书与不读书，读书多与读书少的人，所表现出的内在气质与素质是绝不相同的。“腹有诗书”指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气”可以理解为“气质”或“精神风貌”。全句的重心在“自”上面，它强调了华美的气质是饱读诗书的必然结果。

　　就苏轼送别的这位朋友董传而言，“气”不应简单地指读书所带给人的儒雅之气，更指古代读书人所推崇的在面对人生的失意和困窘时的乐观豁达的态度。孔子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能“不改其乐”。王勃在人生落魄时高唱“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董传身处贫穷，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追求着自己的人生目标，这可以从“囊空不办寻春马”一句看出。显然，苏轼对董传的人生态度还是非常欣赏的。在临别时送给朋友这一句，既是赞美，也是安慰。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阐明了读书与高雅气质的必然联系，凝练概括，深得读者喜爱。今天人们引用它来说明读书求知可以培养人高尚的品格和高雅的气质。也用来赞美别人学问渊博、气度不凡。

　　范文正公，苏人也，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生，疏而贤者，咸施之。

　　方贵显时，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择族之长而贤者主其计，而时共出纳焉。日食人一升，岁衣人一缣，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妇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数，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岁入给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沛然有余而无穷。屏而家居俟代者与焉；仕而居官者罢其给。此其大较也。

　　初，公之未贵显也，尝有志于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为西帅，及参大政，于是始有禄赐之入，而终其志。公既殁，后世子孙修其业，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虽位充禄厚，而生终其身。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唯以施生活族之义，遗其子而已。

　　昔晏平仲敝车羸马，桓子曰：「是隐君之赐也。」晏子曰：「自臣之贵，父之族，无不乘车者；母之族，无不足于衣食者；妻之族，无冻馁者；齐国之士，待臣而举火者，三百余人。以此而为隐君之赐乎？彰君之赐乎？」于是齐侯以晏子之觞而觞桓子。予尝爱晏子好仁，齐侯知贤，而桓子服义也。又爱晏子之仁有等级，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晏子为近之。观文正之义，贤于平仲，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

　　呜呼！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其邸第之雄，车舆之饰，声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门而入者，岂少也哉！况于施贤乎！其下为卿，为大夫，为士，廪稍之充，奉养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瓢囊为沟中瘠者，又岂少哉？况于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

　　公之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后必有史官书之者，予可无录也。独高其义，因以遗于世云。

　　本文通篇以「义」字作线眼，旨在表彰范文正公自奉俭约，购置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的高风义行。全文采取先叙后议的方式，略可分为叙述、议论与补述三大部分，又可细分为六段：

　　大抵前三段以叙述为主，是文章的主体。将范文正公乐於助人的秉性、义田制度的概况及设立义田的夙愿，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以为后段的议论作张本。

　　首段言简意赅，以「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生，疏而贤者，咸施之」作为全文的纲领，用以提起下文。文中点明范文正公「好施予」、「赡族人」之善性，是为创办义田的伏笔；且强调施助并非来者不拒的浮滥，而是以「亲而生，疏而贤」为主要对象。

　　第二段由总叙而分叙，采取节节进逼的手法，详细记叙义田设置的经过及其良好的规模制度。以「方贵显时」点出时机，「号曰义田」点出主题，「养济群族之人」说明义田的目的，「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为总纲，并领起下文，然后再将救助的概况、对象、管理者及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作原则性的概述，具体而微地使人感受到范文正公义田的规模轮廓。尤其在叙述施行办法时，为避免行文之僵化、句式之刻板，特别使用「错综格」中「抽换词面」的修辞方法，例如在「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等四句同样叙述文句之后，转用「葬者如再嫁之数」的表述方法，使得规章制度的介绍，不致於失之严肃呆滞，反而使得语气鲜活灵动，引人共鸣。

　　第三段则采用追叙法，以「尝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追溯范文正公立志多年方能实现的艰苦历程，更加突显这份志业的艰难与志向的坚定。再以子孙修业承志的情形「如公之存也」，来展现子孙的贤肖以衬托范文正公的高洁人格，并可由此见出义田制度「规模远举」之可能，这尤其是「终其身而没」的前贤们，无法望其项背的所在。更进一层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惟以施生活族之义，遗其子孙而已」描写出范文正公自奉俭约、养济群族的仁者襟怀与高洁人格，令人感动。

　　第四、五两段为议论。第四段也是先叙后议，以晏子亲亲仁民的美德正衬范文正公「规模远举」之贤在晏平仲之上。文中先以较大篇幅叙述晏子周济齐士三百馀人的故事，并以「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儒家之「仁有等级」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德性比拟之，用以证明晏子的确具有仁者的心怀；以衬托法归结於「观文正之义，贤於平仲」两句，晏子已贤，而范文正公则更加是难能可贵，「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正是在极尽赞美晏子之后，以贤衬贤，垫高范文正公好仁之德，节节逼进，处处蓄势，文章气势流畅且具有说服力。此外，在桓子与晏子的对话之中，人物语言之神态表情，栩栩如生，颇具有临场感。

　　第五段则以今昔对比，感慨世风日下，只图一己之享乐，而不知推己及人之仁爱。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的事实与「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的达官显宦「奉养之厚，止乎一己」的现象作鲜明的对比，用不肯济人饥寒的权贵显宦，来反衬范文正公之义行可风。尤其是以四个连句的排比，极写显宦之奢靡享乐、卿士大夫及士人自养丰厚，又以「况於施贤乎！」、「况於他人乎？」两层，照应范文正公的「义」，而归纳出：「是皆公之罪人也」的结论，真是当头棒喝，发人深省。在这两段一扬一抑、借宾显主的映衬写法之中，既可以深化主题的意境引人共鸣，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内心世界的价值判断与好恶取舍。

　　末段补述所以写作此篇文章之缘故。先以三句排比句来总结范文正公一生的行迹与事功，表达对范文正公无尽的崇敬与景仰，然而此事后世必有史官会加以记载。作者只是就「独高其义，因以遗於世」的一笔扣题，标明其作记命意的所在。

　　全文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在平实流畅的笔调中，既批判了世风日下，自养丰厚，而无视族人饥苦之自私之士，也让我们对范公自奉俭约，周济群族，人饥己饥的高风义举更加景仰向慕，想见其为人。

　　此诗表面上看似一首写景诗，描绘了春日美好的景致；实际上是一首哲理诗，表达了诗人于乱世中追求圣人之道的美好愿望。全诗寓理趣于形象之中，构思运笔堪称奇妙。

　　首句“胜日寻芳泗水滨”：“胜日”，点明天时；“泗水滨”点明地点；“寻芳”，点明主题。一句中分三层叙说，特别是以“泗水滨”结穴，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寻”字不仅写出作者逸兴，也给诗歌添了不少情趣。

　　次句“无边光景一时新”，描写观赏春景中获得的初步印象。“无边光景”逆承首句“胜日寻芳”，说寻芳的结果。用“无边”形容视线所及的全部风光景物。“一时新”，既写出春回大地，自然景物焕然一新，也写出了作者郊游时耳目一新的欣喜感觉。这里不做细碎描写，不在一草一木一石上做剪贴，而是从极广大的空间落笔。

　　后两句用形象的语言，具体描绘了光景之新，抒写了寻芳所得。“等闲识得东风面”，句中的“识”字承首句中的“寻”字。“等闲识得”是说春天的面容与特征是很容易辨认的。意谓胜日寻芳，本不期望有无边光景的所得，今既有如此新鲜感受，不禁欢欣雀跃。“东风面”，把春气、春景形象化了，拟人化了，把“识”字落到实处。

　　末句“万紫千红总是春”，是说这万紫千红的景象全是由春光点染而成的，人们从这万紫千红中认识了春天，感受到了春天的美。这就具体解答了为什么能“等闲识得东风面”。而此句的“万紫千红”近承“东风面”，远承“无边光景”，对偶修辞，意象色彩强烈。诗以“总是春”收绾，逗落到“春日”上。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好像是写游春观感，但细究寻芳的地点是泗水之滨，而此地在宋南渡时早被金人侵占。朱熹未曾北上，当然不可能在泗水之滨游春吟赏。其实诗中的的“泗水”是暗指孔门，因为春秋时孔子曾在洙、泗之间弦歌讲学，教授弟子。因此所谓“寻芳”即是指求圣人之道。“无边光景”所示空间极其广大，就透露了诗人膜求圣道的本意。“东风”暗喻教化，“万紫千红”喻孔学的丰富多彩。诗人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燃万物的春风。这其实是一首寓理趣于形象之中的哲理诗。哲理诗而不露说理的痕迹，这是朱熹的高明之处。

参考资料：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两句是远景，一句写物景，一句写人景。据此，我们不妨这样想，诗人在清明节这一天来祭扫，未到坟茔聚集之地，即以目睹此景，因墓地往往在深处，怕妨路径，故一眼必是望到远景。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南北山头多墓田”，“南北”当是虚指，意即四面八方。是不是就可以解成“四面八方的山头上有很多墓田”了呢？难道我们竟没有体会出诗人说这句话时无限悲凉的口吻吗：“（你看啊！）四面八方的山头上竟然有这么多的墓田，（那些可都是死去的人啊！）”这样解就丰满得多了。下面人景也就很是顺理成章了，墓地多，自然来祭扫的人也就多了：“清明祭扫各纷然”。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各”指每家祭扫每家的毫不相干，“纷然”则指人数众多。那么既然人数众多，何以“各人自扫门前雪”呢？难道不会出现相互帮助、相互劝慰的场景吗？须知道，人们一般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互不搭腔，就是已经痛苦难过到了极致，以致习惯成自然，各自心知肚明，无需多言。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两句，诗人走上前去，镜头拉近，细节刻画物景与人景：“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字面上很好说，就是说冥纸成灰，灰飞漫天，好似白色的蝴蝶；相思成泪，泪滴成血，仿佛红色的杜鹃。可为什么要以纸灰作蝴蝶，泪血作杜鹃，而不是旁的什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美丽的神话中有庄周化蝶、杜鹃啼血的范式。那么就清楚了：原来蝴蝶是沟通阴阳二界的使者啊，冥纸当然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同样的，相思要怎么样来表达才最恳切，总不至于老是“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一类的吧，这样就浅薄了。“我”要告诉阴间的人，“我们”想你想得都把眼泪哭干了，现在啼出来的是血啊！这种震撼力，实在是难以言表的。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承接上句，依照时间发展续写诗人的所见所想：“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出句当然是虚景，哪里会有这么巧让诗人碰到狐狸在冢穴里面睡觉呢！不过是说，一天的祭扫结束了，日薄西山，人人各自归家，但“我”知道，只有一种动物是不会离开的，那便是狐狸。你凭什么这么说？虽然“我”没有看见，但“我”竟连“狐死必首丘”的道理也不懂吗？你们这些人，祭扫之时哭哭啼啼，平日里哪里见到你们有丝毫的伤心难过？狐狸却不同，它们始终对同伴、对“家庭”忠诚无二，即使死了，也要将头对准丘穴的方向！真是“狐犹如此，人何以堪”啊！这一层强烈的反差不经仔细的推敲是得不到的。可是哪里知道反差更强烈的还在后头：晚上回到家来，看到孩子们在灯前玩闹嬉戏，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心酸，怎么会知道生离死别的痛苦？这于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可是还不止如此，我们再挖掘下去就发现：这些孩子都还那样弱小，是那么天真无邪，可是终归要长大，终归要衰老，终归也要死去，这是天命所在，是多么得令人遗憾，令人神伤。你看，这里正好与首联我们提到的诗人厌倦死亡的思想相照应了。是不是吃了一惊，短短十四个字，居然内涵多至如斯境地，且皆为感人心魄，发人深省之语。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诗人要总结了，也算是表达自己的态度：“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应当说这是比较易见的文人士大夫的心理常态，就是及时行乐。我们读到这里，定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古诗十九首》里那么成系统地高唱“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或者会更直接想到“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但果真如此简单吗？我认为关于这一点我们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并未区分与判断抒发及时行乐思想究竟是已臻化境，心本开阔，还是无奈愁极，故作旷达，这一点是极重要的问题，是可以作为专题来研究的。就高翥这首诗而言，显然是故作旷达无疑。你看，诗人尚在阳间，就已经想到死后别人祭祀他的酒他一滴也尝不到了，可见他对这个世界是何其留恋！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由此可见欲望能使人丧失本我，渐成依赖。

　　原本下面该是艺术手法的分析，因又要涉及理论，与我想要表达鉴赏的最初的心理流变旨趣不合，故略去。高翥是南宋后期江湖诗派的重要作家，且为宁波人，可以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与我近来研究的楼钥有偶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