澯子入京龙荫承诸公盛赠以言因续四首于卷后 其三

　　《午日观竞渡》是明代边贡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从端午节期间戏水，赛龙舟的风俗开始写起，触景生情，表明了对屈原的思念，对异乡的端午风俗的赞同，在闲暇的日子里总会有一丝丝闲愁。

　　首联是写端午节人们观看赛龙舟的场景。表现了端午节时期热闹的场面。

　　颔联全面描写了龙舟的装饰，赛龙舟的热闹场面。

　　颈联进而转向了对屈原的思念。在端午节这天，人们都会祭念屈原。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风俗至今仍然存在。

　　尾联直接抒情，诵读《离骚》，吐露了诗人生活中的淡淡哀愁。

　　这首诗沉稳平淡，风格朴质，包含着诗人对爱国民众英雄的崇敬心情。

形容不识识乡音，挑尽寒灯到夜深。
故旧凭君休更说，老怀容易便沾襟。

　　李昌祺是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二十九岁成进士，入仕途，居官北京和广西、河南，到六十多岁才告老归家，一生游宦三十多年。古人重乡土。在外地的日子越长，越是怀念故乡，一旦能晤乡人，即使彼此素不相识，也觉得特别亲热，有说不完的话。李昌祺活了七十多岁。当他老年居官异地时，故乡的许多亲朋已经谢世；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音书梗阻，这些人的消息他无法一一知道；一旦听到故乡来人说起，老人便不禁伤心泪落，不忍卒听。这首小诗写的就是这种心情。诗中“故旧凭君休更说”的“凭”是请求的意思，“凭君”犹言“请你”，唐宋诗词中常用此义。

　　不忍心听故旧死亡的消息，是老年人共同的心态。一来，人到老年，心多慈软，不能承受这种刺激；二来，故旧飘零，往往勾起老人许多辛酸往事，陷入复杂痛苦的回忆中，容易引起感伤；再则，亲朋一个个死了，他这位幸存者能不想到自己的来日无多吗？对此，年龄越大的人，越发敏感。因此，这首诗抒发的是人之常情，具有广泛的典型意义。

　　但是，有趣的是：故旧死亡的消息老人不忍闻，故乡的近事老人却特别想听，哪怕只是一丘一壑的变迁，一时一事的兴革。诗把这两种心情写得非常生动突出。“形容不识识乡音，挑尽寒灯到夜深”：来的这位乡人，尽管老人从不认识，但他那满口乡土语音，老人听来却格外熟悉，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长期在广西、河南游宦，几曾听到过江西吉安人的口音？贺知章说：“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是一种特殊的乡土文化的印记；在天涯异域，听到乡音便倍感亲切，彼此的心自然靠近了，而且有了共同的话题。今晚，这话题是那样富于吸引力，把老人带入了色彩斑斓的世界。天尽管寒冷，夜尽管深沉，老人却听得津津有味，挑尽寒灯，毫无倦容。诗句对此只作了平静的叙述，我们却借着那“寒灯”的微光，看见了这位老人兴奋的脸色，激动的童心。

　　于是我们看到：这首小诗揭示了一种有趣的矛盾心态——又是爱听，又是怕听。“爱听”的心情，通过“挑尽寒灯”四字写得盎然欲滴，老人仿佛小孩瞪着大眼，托着腮帮子听人讲故事一样，形象十分鲜明。“怕听”的心情，通过“凭君”二字，也显得深沉迫切，老人的形象又变得皱纹满脸，灯光下老泪纵横。正是这种有趣的矛盾，这种前后截然不同的形象，使这首小诗充满了喜剧情调。你读着它，将止不住发出幑再一想，又不禁感到凄然。

　　更值得一提的是：诗写得如此自然浑成，你找不到什么“诗眼”，也找不到什么“警句”，诗人只是叙写了这次夜话的过程，他只是顺着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写一己之哀乐，却无意之中表现出了老年人的普遍的心态，勾画出从童心盎然到老怀凄怆的形象变化。诗，真有不可思议的魅力！

　　庚戌十一月，予自广陵归，与陈子灿同舟。子灿年二十八，好武事，予授以左氏兵谋兵法，因问：“数游南北，逢异人乎？”子灿为述大铁椎，作《大铁椎传》。

　　大铁椎，不知何许人，北平陈子灿省兄河南，与遇宋将军家。宋，怀庆青华镇人，工技击，七省好事者皆来学，人以其雄健，呼宋将军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怀庆人，多力善射，长子灿七岁，少同学，故尝与过宋将军。

　　时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寝，右胁夹大铁椎，重四五十斤，饮食拱揖不暂去。柄铁折叠环复，如锁上练，引之长丈许。与人罕言语，语类楚声。扣其乡及姓字，皆不答。

　　既同寝，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讫不见。子灿见窗户皆闭，惊问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袜，以蓝手巾裹头，足缠白布，大铁椎外，一物无所持，而腰多白金。吾与将军俱不敢问也。”子灿寐而醒，客则鼾睡炕上矣。

　　一日，辞宋将军曰：“吾始闻汝名，以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将军强留之，乃曰：“吾数击杀响马贼，夺其物，故仇我。久居，祸且及汝。今夜半，方期我决斗某所。”宋将军欣然曰：“吾骑马挟矢以助战。”客曰：“止！贼能且众，吾欲护汝，则不快吾意。”宋将军故自负，且欲观客所为，力请客。客不得已，与偕行。将至斗处，送将军登空堡上，曰：“但观之，慎弗声，令贼知也。”

　　时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百步见人。客驰下，吹觱篥数声。顷之，贼二十余骑四面集，步行负弓矢从者百许人。一贼提刀突奔客，客大呼挥椎，贼应声落马，马首裂。众贼环而进，客奋椎左右击，人马仆地，杀三十许人。宋将军屏息观之，股栗欲堕。忽闻客大呼曰：“吾去矣。”尘滚滚东向驰去。后遂不复至。

　　魏禧论曰：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铁椎其人欤？天生异人，必有所用之。予读陈同甫《中兴遗传》，豪俊、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见功名于世者，又何多也！岂天之生才不必为人用欤？抑用之自有时欤？子灿遇大铁椎为壬寅岁，视其貌当年三十，然大铁椎今年四十耳。子灿又尝见其写市物帖子，甚工楷书也。

　　《大铁椎传》属于作者所谓“布衣独行士”传。铁椎（zhui），古兵器。传主姓名无考，十分勇武，以其兵器来命名。传文主体部分采用传中特定人物的视点，叙写传主的非常相貌、诡秘行动、搏斗场面，活现一位隐身民间的豪侠形象，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致。结末论赞亦留有不尽之意。

　　文章一篇是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传记，作者善于层层设疑，读来引人入胜。但直到文章结尾，仅知道传主是个身怀绝技的人，至于他为什么来找宋将军，为什么后来又说宋将军“不足用”，则讳莫如深。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写这个人物是有所寄托的。宋将军陪衬出了大铁椎的性格特点，“宋将军”也暗指当时那些沉寂的明朝旧臣，徒有虚名，没有勇气和力量起来反抗。

　　传记的语言十分简练，但读者任依然能够从外貌、语言、行动等方面感受到主人公豪爽而深沉的性格。大铁椎前来拜访宋将军，目的是结交能够干大事的真正英雄。待他细心观察发现宋将军武艺平庸、缺乏胆识后，就果断做出了“皆不足用”的结论，决定告辞，这是他深沉性格的一面。

　　全篇以星夜决斗这一部分写得最为精彩。写环境：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突出了决斗的肃杀气氛。写来者之多，武器之盛，步齐环集，声势浩大，越发衬出“大铁椎”的勇敢。而那个“工技击”、有虚名、挺自负的宋将军，在一旁看着，竟吓得不敢喘大气儿，俩腿哆嗦几乎要跌下来。这一描写更从侧面衬托出“大铁椎”的勇猛过人。正面描写他奋椎挥击，人马四面扑地。寥寥几笔，就把他过人的神力、高强的武艺、豪迈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这首词用古今对比的方式，写当年繁华的景阳宫殿，而今是衰柳凄迷，月照残红，虫蛀画栋，杳无人迹，一片荒凉的景象，唯有双飞燕子，依旧翩翩飞舞。作品透露出今昔盛衰、人生凄凉的深沉伤感。

　　陈子龙的词婉丽风流，独具神韵，无论叙私情，还是言国事，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这首《山花子》词就是一首凄丽悲婉的佳作。词题为“春恨”，但非关春情，也非关春光，而是以眼前的春色为契机，发抒悲怀故国的一腔遗恨。

　　上片从残春的景象入笔，自然引发一脉凄婉的伤逝情愫。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开篇两句，呈现了四种意象——弥漫的晓雾，迷离的杨柳，零落的杏花，凄清的钟声，酿造了一种残败清冷的氛围。这是残春的景象，令人仆恓惶惆怅。五更钟，用语本于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这里暗用宋朝灭亡的旧典。《宋史·五行志》载，宋初有“寒在五更头”的民谣，“五更”谐音“五庚”，预兆宋朝的国祚在第五个庚申之后终止。宋太祖立国于公元960年（建降元年庚申），到 公园1259（理宗开庆元年）正好为五个庚申。果然，二十年后，宋朝就宣告灭亡。如今，这五更的钟声响起，不啻如一声声家破国亡的丧音，敲打着词人忧伤的心灵。

　　下面“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两句，又以冷月、旧宫、残花三种意象，进一步渲染寂寞、凄凉的景况。“景阳宫”，即景阳殿，是南朝陈的宫殿，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公元589年（祯明三年），隋军南下过江，攻占台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一带)，陈后主闻讯，即与妃子张丽华投景阳宫井藏匿，至夜，被隋军擒获。

　　明朝和陈朝都建都南京。这里是用象征陈朝段灭的景阳宫旧事影射明朝的亡国。曾经照彻陈朝景阳宫殿、目睹过陈后主投井被擒一幕的明月，如今宛如深邃明睿的见证人，冷峻地观照着明朝灭亡后的惨淡景象——暮春的红花在寂寞中纷纷凋残，意味颇为深长。

　　下片切入人事沧桑，抒写凭吊故国的感伤。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过片两句承袭上片意脉，呈示一派亡国的衰败景象。《罗浮山志》载有葛洪成仙，遗衣化为彩蝶的故事。“蝶化彩衣金缕尽”用其事，意谓明朝的皇族贵胄死后，五彩的遗衣化作了蝴蝶，连金丝缕也销蚀殆尽，早已失去帝王家的气象。昔日的皇官，玉宇琼楼早已朽蚀一空，剥落的画粉飞飞扬扬，只留下萧瑟悲凉之景。这虫蚀楼空的意象，正是奸佞卖国的象征。

　　“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结拍两句，看似描绘燕舞东风的春景，实则以燕子的无情隐喻降清旧臣的无义，揭示出他们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他们恍如翩翩起舞的燕子春风得意，毫无亡国的悲恸。这两句含意隐曲，但透过言表，并不难感受到词人的义慨和愤懑。

　　清陈廷焯评此词说：“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白雨斋词话》），并以“凄丽”二字概括此词特征，指出这首词凄清婉丽的风格与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近；“哀以思，则揭橥这首词的内蕴以哀恸悲思故国为指归，黍离麦秀之悲，家国身世之恨，久久翻腾在胸中，发而为词，便成哀惋清丽的绝唱。”如果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以思”，主要是哀悼失去的天堂，追思旧日的荣华富贵，那么，陈子龙的“哀以思”则更多地是哀痛故国的覆亡，沉思亡明的教训。一是亡国亡家的君主，一是图谋恢复的志士，显然，后者的作品更富思想的深度。清沈雄谓：“大樽(陈子龙号)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古今词话·词评》）凄丽的外壳包蕴着哀以思的崇高节义，如此解读这首《山花子》词，方不辜负词人的苦心孤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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