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淘沙·滩头细草接疏林

滩头细草接疏林，浪恶罾舡半欲沉。
宿鹭眠鸥飞旧浦，去年沙觜是江心。

　　《浪淘沙》是较早的词调之一，形式与七言绝句同，内容则多借江水流沙以抒发人生感慨，属于“本意”（调名等于词题）一类。皇甫松此词抒写人世沧桑之感，表现得相当蕴藉。

　　首句写沙滩远景：滩头细草茸茸，遥接岸上一派疏林。细草初生，可见是春天，也约略暗示那是一带新沙。次句写滩边近景：春潮带雨，挟泥沙而俱下，水昏流急，是扳臀罾捕鱼的好时节。但由于波浪险恶，罾船时时有被弄翻的危险。两句一远一近，一静一动，通过细草、疏林、荒滩、罾船、浪涛等景物，展现出一幅生动的荒沙野水的图画，虽然没有一字点出时间，却能表达一种暮色苍茫之景。正因为如此，三句写到“宿鹭眠鸥”就显得非常自然。大江有小口别通为“浦”。浦口沙头，乃水鸟栖息之所。三句初似客观写景，而联系末句读来，“旧浦”二字则大有意味。今之“沙嘴”乃“去年”之“江心”，可见“旧浦”实为新沙。沙嘴虽新，转瞬已目之为泪，言外便有余意。按散文语法，末句应为“沙嘴去年是江心”。这里语序倒置，不仅音韵和婉协律，而“沙嘴是江心”的造语也更有奇警，言外之意更显。

　　偌大感慨，词中并未直接道出，而是系之于咏风浪之恶，沙沉之快。而写沙沉之快也未直说，却通过飞鸟归宿，认新沙为旧浦来表现。手法纡曲，读来颇有情致。前三句均为形象画面，末句略就桑田沧海之意一点，但点而未破，读者却不难参悟其中遥深的感慨，也就觉得那人世沧桑的大道理被它“一语破尽”。

参考资料：

1、 唐圭璋 等．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35-36

清瑟怨遥夜，绕弦风雨哀。孤灯闻楚角，残月下章台。
芳草已云暮，故人殊未来。乡书不可寄，秋雁又南回。

　　这首五言律诗是怀人思乡之作，大概是寄给越中家属的。

　　首联借清瑟以写怀。泠泠二十五弦，每一发声，恰似凄风苦雨，绕弦杂沓而来。长夜漫漫，枯坐一室的诗人谛听着这样凄神寒骨的音乐，怎不倍感哀怨呢？瑟是古代的一种弹拨乐器，其声悲怨。相传“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汉书·郊祀志》）。古诗中，瑟是一个常见意象。多与别离之悲相联系。如钱起《归雁》“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是说瑟的音乐魅力使雁不胜清怨飞来了。古代别离、行旅、闺怨、边塞诗中，“瑟”与“雁”这两个意象，常常连带着出现。瑟曲中有《归雁操》，脱胎于湘灵鼓瑟之神话，即湘江女神为表达对死于苍梧的丈夫——舜的思念而鼓瑟。朱光潜先生说“写景必显，写情必隐”，这两句托伤情于瑟曲，此为隐；且诗人又用“怨”“哀”二字加以强调、凸显，使之为全篇定调。

　　颔联以繁笔铺陈，用“孤灯”“楚角”“残月”“章台”等常见意象加以层层渲染，突出“夜思”之苦。上句是写诗人困守寓所，孤灯独坐，又听到苍凉悲切的“楚角”声，可以想见其内心该是怎样的酸楚！守城戍卒的思乡之曲极易勾起游子的乡愁。唐诗中，“角”与“雁”这两个意象亦常连带出现。如李涉《晚泊润州闻角》诗云“惊起暮天沙上雁，海门斜去两三行”，连江渚上的大雁都不忍闻此角声而惊飞，可见其声之凄恻！一样的，这一联竭力不提听者感受之如何，而径直以实景烘托——“残月下章台”，写一钩残月挂柳梢，那清幽、昏黄的光在地上筛下班驳的影子。诗人望月怀人，多么渴望能与亲人故旧团聚啊！残月未圆，更增几许凄凉。这一联对仗工稳，用词平易而有余味。“章台”是唐诗之通用意象，原为汉代京城长安街道名，街多柳树，唐时称为“章台柳”，以后章台成了“柳树”的代称。如李商隐《赠柳》：“章台从掩映，郢路更参差。”沈伯时《乐府指迷》说“炼句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此说未免极端，但也说明隐喻是唐诗语言的一个鲜明特点。

　　颈联点题，揭示所思的原因——“故人殊未来”。诗人用“芳草已云暮”起兴，衬托其守侯之苦。“云暮”，即“迟暮”之意。芳草绿了，又枯了；而故人依然久久未来，可见诗人的失落与怅惘。“芳草”亦是唐诗常见意象，多指代春天，或象征美好的青春等。韦庄诗常用“芳草”喻指美好时光之难永驻。如其《残花》诗云：“江头沉醉泥斜晖，却向花前痛哭归。惆怅一年春又去，碧云芳草两依依。”以碧云、芳草依依衬托美人迟暮，韶华不再。又如《台城》诗：“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乌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以江草依旧喻指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已”、“殊”两字形成鲜明对照，表达了诗人内心望穿秋水而不得的失落。

　　尾联承“故人”一句递进一层，揭出思乡之苦。“殊未来”，长期不知“故人”音讯，凶吉未卜，于是他想到了写家书；可是山长水远，“乡书不可寄”，这就更添几分悲苦。结句以景收绾。“秋雁又南回”，点出时当冷落的清秋节，每每看那结伴南飞的大雁，诗人内心就不禁情潮翻涌，秋思百结。着一“又”字，说明这样郁郁寡欢的日子，他已过了多年，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也无可奈何；这就将悲情推到了一个高潮。这两句意境，与杜甫的“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一样，空灵幽邈，含情无际。

　　全诗擅用音乐造境，以景象寓情，前两联着意蓄势，曲尽其妙；后两联一吐衷肠，酣畅淋漓。俞陛云说此诗之佳处在“前半在神韵悠长，后半在笔势老健”，实为肯綮之言。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
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

　　这首诗以《雪》为题，但其立意不在吟咏雪景，而是借题发挥，表达了诗人对统治者的满腔愤怒和不满，流露出诗人对广大贫苦人民的深刻同情。　

　　瑞雪兆丰年。辛勤劳动的农民看到飘飘瑞雪而产生丰年的联想与期望，是很自然的。但眼下是在繁华的帝都长安，这“尽道丰年瑞”的声音就颇值得深思。“尽道”二字，语含讥讽。联系下文，可以揣知“尽道丰年瑞”者是和“贫者”不同的另一世界的人们。这些安居深院华屋、身袭蒙茸皮裘的达官显宦、富商大贾，在酒酣饭饱、围炉取暖、观赏一天风雪的时候，正异口同声地大发瑞雪兆丰年的议论，他们也许会自命是悲天悯人、关心民生疾苦的仁者呢！　

　　正因为是此辈“尽道丰年瑞”，所以接下去的是冷冷的一问：“丰年事若何？”即使真的丰年，情况又怎样呢？这是反问，没有作答，也无须作答。“尽道丰年瑞”者自己心里清楚。唐代末叶，苛重的赋税和高额地租剥削，使农民无论丰歉都处于同样悲惨的境地。“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这些诗句对“事若何”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但在这首诗里，不道破比道破更有艺术力量。它好象当头一闷棍，打得那些“尽道丰年瑞”者哑口无言。　

　　“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两句不是顺着“丰年事若何”进一步抒感慨、发议论，而是回到开头提出的雪是否为瑞的问题上来。因为作者写这首诗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抒写对贫者虽处丰年仍不免冻馁的同情，而是向那些高谈丰年瑞者投一匕首。“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好象在一旁冷冷地提醒这些人：当你们享受着山珍海味，在高楼大厦中高谈瑞雪兆丰年时，恐怕早就忘记了这帝都长安有许许多多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露宿街头的“贫者”。他们盼不到“丰年瑞”所带来的好处，却会被你们所津津乐道的“丰年瑞”所冻死。一夜风雪，明日长安街头会出现多少“冻死骨”啊！“为瑞不宜多”，仿佛轻描淡写，略作诙谐幽默之语，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着深沉的愤怒和炽烈的感情。平缓从容的语调和犀利透骨的揭露，冷隽的讽刺和深沉的愤怒在这里被和谐地结合起来了。

　　雪究竟是瑞兆，还是灾难，离开一定的前提条件，是很难辩论清楚的。诗人无意进行这样一场辩论。他感到憎恶和愤慨的是，那些饱暖无忧的达官贵人们，本与贫者没有任何共同感受、共同语言，却偏偏要装出一副对丰年最关心、对贫者最关切的面孔，因而他抓住“丰年瑞”这个话题，巧妙地作了一点反面文章，扯下了那些“仁者”的假面具，让他们的尊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雪》的可贵之处，不仅主题思想深刻，而且构思新颖，不同于历代咏雪诗中借咏而颂扬“皇家的瑞气”的俗套，另外，诗中对为富不仁者的讥刺之情也历历如绘，可触可感。开头“ 尽道丰年瑞 ”的“尽道”二字，语含讥讽；次句的反问，是诗人进一步给“尽道”者所出的一道难题。三四句虽然好似信笔点染，轻描淡写，但其中所包含的讥刺之情更加冰腾跃如，给人造成强烈的冷隽感。

参考资料：

1、 吉林大学中文系 ．唐诗鉴赏大典（十二）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9 ：169-170 ．2、 萧涤非 等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1280-1281 ．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
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
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