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桂

桂花概括

　　桂花，别名木犀、岩桂、十里香。桂花因其叶脉形如“圭”字而得名，据宋代诗人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记载：“凡木叶心皆一纵理，独桂有两道如圭形，故字从圭。”桂花之名由此而来。

　　桂花是我国传统名花，自古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据文字记载，桂花在我国已有2500多年的栽培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海经》中就提到：“招摇之山，其上多桂。”屈原在《九歌》中也吟道：“援北斗兮酌桂浆，辛夷车兮结桂旗。”桂浆指的是用桂花酿造的美酒，桂旗是用桂花做成的旗帜，以装饰车辆；《九歌·湘君篇》中也多次出现“桂舟”、“桂棹”、“桂栋”等词汇，这说明，当时楚国的人们在酿酒、生活用具以及建筑材料等方面，已经广泛使用桂花树了。《吕氏春秋》中对芳香馥郁的桂花更是赞赏，称之为“物为美者，招摇之桂”。

　　汉代以后，桂花的观赏价值逐渐显现出来，人们开始将自然野生的桂花引种驯化，进行人工栽培。据《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奇花异树，其中有桂十株；武帝破南越后，兴建扶荔宫，广植奇花异木，其中有桂一百株。”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也有关于栽种桂花的描述。唐宋时期，桂花已经从宫廷栽种普及到了民间庭院栽植，于是，咏桂吟桂也蔚然成风。

桂花桂花

　　唐张九龄赞美桂花是：“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感遇》)李白在《咏桂》诗通过与桃李趋势媚俗的对比，赞颂秋桂清雅高洁的品性。诗人王绩的《春桂问答》也通过对比的手法，衬托出桂花超凡脱俗、刚劲凛然的美质，其诗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颇具特色，“问春桂，桃李正芬华，年光随处满，何事独无花。春桂答：春华讵能久，风霜摇落时，独秀君知不？”

　　古人云：“凡花之香者，或清雅或浓郁，二者不可得兼。”而唯独桂花之香既清芬飘逸又浓郁致远。宋代诗人洪适的《次韵蔡瞻明木犀八绝句》一诗对桂花的香气做了形象传神的描述：“风流直欲占秋光，叶底深藏粟蕊黄。共道幽香闻十里，绝知芳誉亘千乡。”桂花因此也被人们称为“十里香”；而宋代邓肃赞誉桂花的香味是，“雨过西风作晚凉，连云老翠入新黄。清风一日来天阙，世上龙涎不敢香”(《木犀》)。龙涎取自抹香鲸，是极为名贵的香料，可是与桂花一比，也相形见绌了。

桂花树与月亮

　　农历八月，古称桂月，说明桂花与月亮很早就联系在一起了。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中就有“月中有桂树”的记载；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也有这样一则故事：“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这便是“吴刚伐桂”的传说，相传汉朝人吴刚学仙修道时触犯了天条，被玉皇大帝罚在月宫中砍桂树。但是，无论他怎样费心尽力去砍，桂树总能愈合重新长起。多少岁月过去了，吴刚仍不知疲倦地伐树，而那棵神奇的桂树依然生机勃勃，芳香浓郁。每逢中秋这天，吴刚才被获准休息，所以，我们在中秋月圆之夜便看不到吴刚举斧伐树的身影了。毛泽东的“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蝶恋花》)便源于这一典故。

　　在咏桂的诗篇中，很多都与月亮有关，如李商隐的“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昨夜》)；皮日休则直截了当地道出了桂花的由来，他说：“玉棵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诗人白居易则显得幽默了许多，他觉得，偌大一个月宫，只有一株桂树，未免太冷清了，于是大胆建议：“遥知天上桂花孤，试问嫦娥更要无？月宫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东城桂》)南宋杨万里也留有关于桂花树的名句：“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咏桂》)桂花与明月、嫦娥的关系如此密切，自然也就沾上仙气了。

桂花寓意

　　桂花翠叶常青，亭亭玉立，不与百花争春，却香冠群芳，因而被人们赋予了许多崇高美好的意象。

桂花是荣誉的象征。我国古代的乡试、会试一般都在农历八月间举行，其时正值桂花盛开时节，人们便用桂花来赞誉秋试及第者，称登科为“折桂”或“蟾宫折桂”。唐温庭筠在欣闻朋友及第高中时发出感慨：“犹喜故人先折桂，自怜羁雾尚飘蓬。”(《春日将欲东归寄新及第苗钟先辈》)元代文人郑德辉在《王粲登楼》中则云：“寒窗书剑十年苦，指望蟾宫折桂枝。”由于“蟾宫折桂”寓意着仕途通达，所以唐宋以来，文人墨客和官宦之家都竞相栽种桂花。至今，在我国一些地方还保留着许多古桂树。如陕西省汉中圣水寺内的“汉桂”，相传为西汉萧何亲手种植，树龄约在2000年左右，开花时金黄一片，香飘数里；还有桂林市东郊唐家里村的“唐桂”，也是千年古桂树了。　在古希腊神话中，“桂”也是一种崇高和荣誉的象征，“桂”是献给艺术之神阿波罗的圣物，从1815年开始，英国王室便把选拔出来的优秀诗人称为“桂冠诗人”，直到现在，人们还保持着给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胜者赠送桂枝的习俗，以示赋予他崇高的荣誉。

　　桂花还是友谊和爱情的见证。早在战国时期，燕、韩两国就以互赠桂花来表示永结友好邻邦之意。唐代诗人王建就曾借用桂花来表达对远方友人的思念情怀：“中亭地白树栖鸦，冷霜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十五夜望月》)在我国广西、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一枝桂花一片心，桂花林中定终身”的传统，男女青年通过相互赠送桂花来表达爱慕之情。

　　如今，“月中仙品”的桂花已成为供市民观赏的著名花卉，尤其在西安的街道、广场中引进和栽植了许多桂花名品，为古城又添美景，真可谓是“广寒月中桂，香飘入万家”。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该诗前四句侧重写“宿桐庐江”之景色。日暮、山深，猿啼、江水、秋风、孤舟等凄迷孤寂的景物，构成清峭孤冷的意境，衬托出诗人的绵绵愁思；后四句侧重写“寄广陵旧游”，诗人向朋友倾述独客异乡的惆怅和孤独之感，又抒发怀念友人的拳拳之心。全诗前半写景，后半写情，景与情完美融合，写景愈真切，其情愈深，显得浑成自然，韵味悠长。

　　诗题点明是乘舟停宿桐庐江的时候，怀念广陵友人之作。

　　“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首句写日暮、山深、猿啼。诗人伫立而听，感觉猿啼似乎声声都带着愁情。环境的清寥，情绪的黯淡，于一开始就显露了出来。次句沧江夜流，本来已给舟宿之人一种不平静的感受，再加上一个“急”字，这种不平静的感情，便简直要激荡起来了，它似乎无法控制，而像江水一样急于寻找它的归宿。

　　接下去“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语势趋向自然平缓了。但风不是徐吹轻拂，而是吹得木叶发出鸣声，其急也应该是如同江水的。有月，照说也还是一种慰藉，但月光所照，惟沧江中之一叶孤舟，诗人的孤寂感，就更加要被触动得厉害了。如果将后两句和前两句联系起来，则可以进一步想象风声伴着猿声是作用于听觉的，月涌江流不仅作用于视觉，同时还有置身于舟上的动荡不定之感。这就构成了一个深远清峭的意境，而一种孤独感和情绪的动荡不宁，都蕴含其中了。

　　诗人之所以在宿桐庐江时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按照诗人的诉说，一方面是因为此地不是他自己的故乡，“虽信美而非吾士”，有独客异乡的惆怅；另一方面，是怀念扬州的老朋友。这种思乡怀友的情绪，在眼前这特定的环境下，相当强烈，不由得潸然泪下。他幻想凭着沧江夜流，把他的两行热泪带向大海，带给在大海西头的扬州旧友。

　　这种凄恻的感情，如果只是为了思乡和怀友，那是不够的。诗人出游吴越，是他四十岁去长安应试失败后，为了排遣苦闷而作长途跋涉的。这种漫游，就被罩上一种悒悒不欢的情绪。然而在诗中，诗人只淡淡地把“愁”说成是怀友之愁，而没有往更深处去揭示。这可以看作诗人写诗“淡”的地方。孟浩然作诗，原是“遇思入咏”，不习惯于攻苦着力的。然而，这样淡一点着笔，对于这首诗却是有好处的。一方面，对于他的老朋友，只要点到这个地步，朋友自会了解。另一方面，如果把那种求仕失败的心情，说得过于刻露，反而会带来尘俗乃至寒伧的气息，破坏诗所给人的清远的印象。

　　除了感情的表达值得读者注意以外，诗人在用笔上也有轻而淡的一面。全诗读起来只有开头两句“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中的“愁”、“急”二字给读者以经营锤炼的感觉，其余即不见有这样的痕迹。特别是后半抒情，更像是脱口而出，跟朋友谈心。但即使是开头的经营，也不是追求强刺激，而是为了让后面发展得更自然一些，减少文字上的用力。因为这首诗，根据诗题“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写不好可能使上下分离，前面是“宿”，下面是“寄”，前后容易失去自然的过渡和联系。而如果在开头不顾及后面，单靠后面来弥补这种联系，会分外显得吃力。头一句着一个“愁”字，便为下面作了张本。第二句写沧江夜流，着一“急”字，就暗含“客心悲未央”的感情，并给传泪到扬州的想法提供了根据。同时，从环境写起，写到第四句，出现了“月照一孤舟”，这舟上作客的诗人所面临的环境既然是那样孤寂和清峭，从而生出“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的想法便非常自然了。因此，可以说这首诗后面用笔的轻和淡，跟开头稍稍用了一点力气，是有关系的。没有开头这点代价，后面说不定就要失去浑成和自然。

　　全诗前四句描绘了一幅月夜行舟图：猿声在夜中传来江流滔滔不断，树叶萧萧而下，极写景色的寥落凄寂，同作者凄凄惶惶的心情互为衬映。后四句借景生情，怀念友人，情景融合得很自然。月夜宿孤舟，心中愁闷，自然而生怀友之情，因而热泪横流。该诗写宿桐庐江的夜间景色的旅途的孤寂情怀，将忆旧与乡思寄给朋友，运用情景交融的手法，更加突出作者对旧友的思念和失意后的愤激孤苦。

参考资料：

　　这首词是借写女道士的容貌、情态与动作来言情的，表面看起来全是铺陈其外貌妆束，其实词人是用物象的错综排比手法把客观的景物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把它们贯穿起来，从而理解人物。

　　此词上片写女主人公美丽的容貌和含羞多情之态。“霞帔”三句，写女主人公彩霞般的披肩，云一般的鬓发，镶金的镜子里，出现了她如雪洁净的容貌，她对镜正画着略带愁意的蛾眉。这里以一个“愁”字点出女主人公的心情。“遮语”二句，描写女主人公遮语、含羞、回扇、下帷等神态动作，生动地表现出她心事重重却又欲说还休，情思萦绕却又含羞掩饰的情态。下片写女主人公的相思相念与绵绵情思。“玉楼”二句，写女主人公望情人早日来到。意思是站在玉楼上盼望已久，恨情人来迟，道出其相思之切。“早晚”二句，直道心曲，写女主人公的愿望：自己迟早总要乘鸾而去，希望情人不要遗弃。

　　上片用的都是相当于现代电影蒙太奇小景别的手法展现景物，镜头自背后从下而上，先是让人们看到女主人公的服饰“霞帔”，然后是如云的黑发；之后镜头切换到照镜子的场景，也是一个特写，人面与镜像相映衬；之后又是另一个正面近景，女主人公轻转罗扇，遮住因窃窃私语而微微翕动的双唇，好像是怕被人听到，娇羞地走到窗前放下绣帏。下片写女主人公的期望。这里，就不是单纯的景物铺陈，而是人的服饰和外貌的客观呈现，但它也需要读者根据想象，在头脑中把这些画面串联成一个连续的情景，感受人物的心情，体会词人所要表达的感情。结尾直道心愿，其依恋之情，一往情深，相思之意，真挚感人。

参考资料：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

　　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