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之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这是一首赞美诸侯公子的诗。但这公子究竟是作为商纣“西伯”的文王之子，还是爵封“鲁公”的周公旦之子，抑或是一般的贵族公子，就不得而知了。按朱熹《诗集传》“文王后妃德修于身，而子孙宗族皆化于善，故诗人以‘麟之趾’兴公之子”的解说看，似指周文王的“子孙”而言；但《毛诗序》则有“《关雎》之化行则天下无犯非礼，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也”之说。既为“衰世”，就非必定为文王或周公之子了。

　　赞美贵族公子，而以“麟”起兴，这在今天的读者，或许会感到奇怪，但在古代却是一桩异常庄重和动情的事。所谓“麟”，其实就是糜，鹿之一种而已。不过古代传说中的“麟”，却非同寻常：据汉刘向《说苑》称，“麒麟，麕身牛尾，圜头一角，含信怀义，音中律吕，步中规矩，择土而践，彬彬然动则有容仪”；《春秋感应符》更发挥“一角”之义曰：“麟一角，明海内共一主也。”《荀子》亦云：“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恶杀，麟在郊野。”大抵是一种兆示“天下太平”的仁义之兽。所以后儒赞先王之圣明，则眉飞色舞于“麒麟在圃，鸾凤来仪”；孔子生春秋乱世，则为鲁哀公之“获麟”而泣，以为麟出非时也。

　　明白了“麟”在古人心目中的尊崇地位，即可把握此诗所传达的热烈赞美之情了。首章以“麟之趾”引出“振振公子”，正如两幅美好画面的化出和叠印：眼间刚出现那“不践生草、不履生虫”的仁兽麒麟，悠闲地行走在绿野翠林，却又恍然流动，化作了一位仁厚（“振振”）公子，在麒麟的幻影中微笑走来。仁兽麒麟与仁厚公子，由此交相辉映，令人油然升起一股不可按抑的赞叹之情。于是“于嗟麟兮”的赞语，便带着全部热情冲口而出，刹那间振响了短短的诗行。二、三两章各改动二字，其含义并没有多大变化：由“麟”之趾，赞到“之定”、“之角”，是对仁兽麒麟赞美的复沓；至于“公子”、“公姓”、“公族”的变化，则正如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所说，“此诗公姓犹言公子，特变文以协韵耳。公族与公姓亦同义”。如此三章回旋往复，眼前是麒麟、公子形象的不断交替闪现，耳际是“于嗟麟兮”赞美之声的不断激扬回荡。视觉意象和听觉效果的交汇，经了叠章的反覆唱叹，所造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兴奋、热烈的画意和诗情。

　　前文说到这是一首赞美贵族公子的诗，似乎已没有异议。但它究竟歌唱于何种场合，实在又很难判明。方玉润以为此乃“美公族龙种尽非常人也”（《诗经原始》），大抵为庆贺贵族生子的赞美诗，似乎较近原意。古代的王公贵族，总要自夸其身世尊崇不同凡俗，所以他们的后代，也定是“龙种”、“麟子”。这首诗用于恭贺贵族得子的场合，大约正能满足那些王公大人的虚荣、自尊之心。然而，自从卑贱如陈胜、吴广这样的氓隶之徒，曾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不平之语揭竿而起以后，凡俗之家便也有了愿得“麟子”的希冀。在这样的背景上反观“麟之趾”，则能与仁兽麒麟媲美，而可热情赞美的，就决非只有“公族”、“公姓”了——既然有不少贵族“龙种”，最终被历史证明只是王冠落地的不肖“跳蚤”；那么凡俗之家，就也能崛起叱咤风云的一代“麟子”。

参考资料：

1、 《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4-26页

　　夏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吕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吕惠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心，用集吕文公。是穆之成也。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埸，吕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吕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吕有大造于西也。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吕君，寡吕襄公，迭吕肴地，奸绝吕好，伐吕保城。殄灭吕费滑，散离吕兄弟，挠乱吕同盟，倾覆吕国家。吕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淆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吕。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吕。

　　“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吕之自出，又欲阙翦吕公室，倾覆吕社稷，帅吕蝥贼，以来荡摇吕边疆，吕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吕河曲，伐吕涑川，俘吕王官，翦吕羁马，吕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吕好也。

　　“及君之嗣也，吕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吕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吕河县，焚吕箕、郜，芟夷吕农功，虔刘吕边垂，吕是以有辅氏之聚。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吕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脩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吕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吕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吕。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吕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吕：“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榖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壹。’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吕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串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吕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3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吕，再用楚人告吕，引告吕。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吕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吕公室”，“摇荡吕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吕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吕河曲，伐吕涑川、俘吕王官、剪吕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吕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吕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吕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

参考资料：

1、 关永礼．《古文观止·续古文观止鉴赏辞典》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2、 傅德岷．《古文观止鉴赏》：崇文书局，2010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见君子，我心则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见君子，锡我百朋。
泛泛杨舟，载沉载浮。既见君子，我心则休。

　　此诗的主旨，由于诗的境界的空泛性和意象的可塑性，对其内涵可以有不同的开掘和把握。《毛诗序》“乐育材”说流传二千多年，影响至巨。连批评《毛诗序》全失诗意的朱子，在其《白鹿洞赋》中，亦有“广‘青衿’之疑问，乐《菁莪》之长育”的句子。此所谓习用典记，约定俗成者也。对诗的主题，不同的理解可以并存，似不必存此没彼。这首诗的主题，爱情说更有道理，证据之一是人们公认《小雅》中典型描写男女相悦之情的《小雅·隰桑》篇，同《小雅·菁菁者莪》不论章法、句式都非常相似；前三章中“既见君子”句式一般无二，第四章都变换声调，各自成章。

　　此诗前三章都以“菁菁者莪”起兴，也可以理解成记实，然不必过于拘泥，因“在彼中阿”、“在彼中沚”、“在彼中陵”的植物，除了“莪”，当然还有很多，举一概之而已。第一章，女子在莪蒿茂盛的山坳里，邂逅了一位性格开朗活泼、仪态落落大方、举止从容潇洒的男子，两人一见钟情，在女子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震颤。第二章写两人又一次在水中沙洲上相遇，作者用一个“喜”字写怀春少女既惊又喜的微妙心理。第三章，两人见面的地点从绿荫覆盖的山坳、水光萦绕的小洲转到了阳光明媚的山丘上，暗示了两人关系的渐趋明朗化。“锡我百朋”一句，写女子见到君子后，因获得厚赐而不胜欣喜。第四章笔锋一转，以“泛泛杨舟”起兴，象征两人在人生长河中同舟共济、同甘共苦的誓愿。不管生活有顺境，有逆境，只要时时有恋人相伴，女子永远觉得幸福。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十六句，但把一个美妙动人的爱情故事表现得引人入胜。和《秦风·蒹葭》相比，《蒹葭》在水乡泽国的氛围中有一缕渺远空灵、柔婉缠绵的哀怨之情，把一腔执着、艰难寻求但始终无法实现的惆怅之情，寄托于一派清虚旷远、烟水濛濛的凄清秋色之中。而《菁菁者莪》处处烘托着清朗明丽的山光和灵秀迷人的水色，青幽的山坡，静谧的水洲，另是一番情致。两首诗可谓珠联璧合，各有千秋。

参考资料：

1、 姜亮夫 等．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354-355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第一个镜头：鸡鸣晨催。起先，妻子的晨催，并不令丈夫十分惬意。公鸡初鸣，勤勉的妻子便起床准备开始一天的劳作，并告诉丈夫“鸡已打鸣”。“女曰鸡鸣”，妻子催得委婉，委婉的言辞含蕴不少爱怜之意；“士曰昧旦”，丈夫回得直白，直决的回答显露出明显的不快之意。他似乎确实很想睡，怕妻子连声再催，便辩解地补充说道：“不信你推窗看看天上，满天明星还闪着亮光。”妻子是执拗的，她想到丈夫是家庭生活的支柱，便提高嗓音提醒丈夫担负的生活职责：“宿巢的鸟雀将要满天飞翔了，整理好你的弓箭该去芦苇荡了。”口气是坚决的，话语却仍是柔顺的。钱钟书说：“‘子兴视夜’二句皆士答女之言；女谓鸡已叫旦，士谓尚未曙，命女观明星在天便知”（《管锥编》第一册）。此说符合生活实情；而士女的往覆对答，也使第一个镜头更富情趣。就女催起而士贪睡这一情境而言，《齐风·鸡鸣》与此仿佛，但人物的语气和行动与此不同。《鸡鸣》中女子的口气疾急决然，连声催促，警夫早起，莫误公事；男的却一再推脱搪塞，淹恋枕衾而纹丝不动。此篇女子的催声中饱含温柔缱绻之情，男的听到再催后作出了令妻子满意的积极反应。首章与次章之间的空白，可理解为对男子的举动作了暗场处理，这样就自然地进入下面的情节。

　　第二个镜头：女子祈愿。妻子对丈夫的反应是满意的，而当他整好装束，迎着晨光出门打猎时，她反而对自己的性急产生了愧疚，便半是致歉半是慰解，面对丈夫发出了一连串的祈愿：一愿丈夫打猎箭箭能射中野鸭大雁；二愿日常生活天天能有美酒好菜；三愿妻主内来夫主外，家庭和睦，白首永相爱。丈夫能有如此勤勉贤惠、体贴温情的妻子，不能不充满幸福感和满足感。因此，下面紧接着出现一个激情热烈的赠佩表爱的场面，就在情理之中而不得不然的了。其实，诗人唱到这个琴瑟和谐的场面也为之激动，他情不自禁地在旁边感叹道：“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恰似女的弹琴，男的鼓瑟，夫妇和美谐调，生活多么美好。诗歌具有跳跃性，此篇的章节和诗句间的跳跃性更大。因而也给接受者留下了更为广宽的想像再创造的空间。关于这两句，张尔歧《蒿菴闲话》说：“此诗人凝想点缀之词，若作女子口中语，觉少味，盖诗人一面叙述，一面点缀，大类后世弦索曲子。”此解颇具创意，诗境也更饶情致，实为明通之言。

　　第三个镜头：男子赠佩。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丈夫这一赠佩表爱的热烈举动，既出于诗人的艺术想像，也是诗歌情境的逻辑必然。深深感到妻子对自己的“来之”、“顺之”与“好之”，便解下杂佩“赠之”、“问之”与“报之”。一唱之不足而三叹之，易词申意而长言之。在急管繁弦之中洋溢着恩酣爱畅之情。至此，这幕情意融融的生活小剧也达到了艺术的高潮。末章六句构成三组叠句，每组叠句易词而申意，把这位猎手对妻子粗犷热烈的感情表现得淋漓酣畅。

　　王质《诗总闻》说：“大率此诗妇人为主辞，故‘子兴视夜’以下皆妇人之词。”此说影响直至清代，故清人论“对答体”诗，大多追溯至《孔雀东南飞》而不及《诗经》。其实，《女曰鸡鸣》是首极富情趣的对话体诗，对话由短而长，节奏由慢而快，情感由平静而热烈，人物个性也由隐约而鲜明。

　　此篇的诗旨，至此也可以不辨自明了。《毛诗序》谓“刺不说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过于穿凿。朱熹《诗集传》以为“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则似有顾头不顾尾之嫌。闻一多《风诗类钞》曰：“《女曰鸡鸣》，乐新婚也。”也有难概全篇之感。统观全篇，实是赞美青年夫妇和睦的生活、诚笃的感情和美好的人生心愿的诗作。

参考资料：

1、 《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63-164页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曾枝剡棘，圆果抟兮。
青黄杂糅，文章烂兮。
精色内白，类任道兮。
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
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
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愿岁并谢，与长友兮。
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
年岁虽少，可师长兮。
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

参考资料：

1、 潘啸龙 等．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847-850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

　　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不可，则听客之所为。”

　　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肖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肖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以犒从者；畏君之震，师徒桡败。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馀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

　　晋齐鞌之战齐军败绩，齐国佐奉命出使求和，但面对郤克得苛刻条件，他从容不迫逐条驳斥，并且用齐顷公的口气——虽然国君已经交代有最后的底线，但并未如此明晰地表态齐国尚愿一搏——若无和解的可能，则破釜沉舟奉陪到底！这十足底气，只能源于齐国的实力。这是国佐​外交最坚实的后盾。但是他说辞的逻辑无懈可击，果然是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