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进士张翼投诗两轴

　　这首词与《西江月·遣兴》一样，同为辛弃疾罢官后居于江西上饶时所作：以农村生活为背景的一首抒情小词。这首词作于公元1189年（淳熙十六年己酉），当时他已五十岁了。

　　辛弃疾的上饶新居，筑于城西北一里许的带湖之滨，登楼可以远眺灵山一带的山冈，所以他把自己的楼屋起名为集山楼（后改名雪楼）。这首词的开头三句：“松冈避暑，茅檐避雨，闲去闲来几度？”写的是他平时在带湖附近山冈上游览、栖息的生活。词中的松冈、茅檐、避暑、避雨，简练地概括了他在这里生活的种种生活场景。在这里，这样的日子他不知已经经历过多少次了，所以要问问“几度”句中特别点出一个“闲”字，实际上，不是作者闲情逸致的“闲”，对作者来说，是很可伤的。辛弃疾决不是贪“闲”而是怕“闲”的人，“闲”是被迫的。他总希望有早一日能回到疆场，为国效力，可现实生活又是他不能有所作为。正如陆游《病起》诗所说的：“志士凄凉闲处老”，他自己的《临江仙》词说的：“老去浑身无着处，天教只住山林。”接下来，作者写道：“醉扶怪石看飞泉，又却是、前回醒处。”具体写了当天发生的事情。作者抱负难以施展，心情抑郁，只好以酒浇愁。他酒醉未醒，走路时身体摇晃不支，只好扶着一块怪石，停在那里看飞泉，朦胧中以为这是新停留的地方，可酒醒后，发现还是前回酒醒之处，也还是经常止息的地方。这两句特写，从怪石、飞泉表现作者的热爱自然，更主要的是表现他的醉酒。所以要写他的“闲”和“醉”，着力点正在于表达他那无奈之情，他对朝政的失望。

　　不过，作者寓居乡下，鸿图难展，心情沉重，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从他在上饶所作的一些词看，他谪居乡下的生活中，也有亮丽的一面，而这两者都是真诚的，都是来自他的高尚性格的。由于后者，使得他在农村中，不但有热爱自然的感情，而且也有热爱农村生活、热爱劳动农民的感情。这首词的下片，正是表现了这种感情。“东家娶妇，西家归女，灯火门前笑语。”写农民婚娶的欢乐、热闹情况。这和作者孤独地停留在山石旁的寂寞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足以令他格外感到寂寞的。但作者的心情并非如此，他分享了农民的欢乐，冲淡了自己的感慨，使词出现了和农民感情打成一片的热闹气氛。“酿成千顷稻花香，夜夜费、一天风露。”作者以这两句结尾，写出了为农民的稻谷丰收在望而喜慰，代农民感谢夜里风露对于稻谷的滋润。这样，他就把自己的整个心情投入到对农民的爱和关心。

　　总之，这首词在描写闲散生活时透露身世之痛，在描写农民的纯朴生活中，反映了作者的超脱、美好的感情；情境交融，相互衬托，使词的意境显得十分的清新、旷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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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毅夫名钺，自梓漕得罪，罢官东川，归鄱阳，过东坡于齐安。怪其丰暇自得，余问之。曰：“吾再娶柳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戚戚，而优柳氏不能忘怀于进退也。已而欣然，同忧共若处富贵，吾是以益安焉。”命其侍儿歌其所作《满江红》。嗟叹之不足，乃次其韵。

忧喜相寻，风雨过、一江春绿。巫峡梦、至今空有，乱山屏簇。何似伯鸾携德耀，箪瓢未足清欢足。渐粲然、光彩照阶庭，生兰玉。
幽梦里，传心曲。肠断处，凭他续。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君不见周南歌汉广，天教夫子休乔木。便相将、左手抱琴书，云间宿。

　　词序点明董“梓漕得罪归鄱阳，过东坡于齐安”的原因，惊讶董视罪罢无事而“丰暇自得”的淡然心情，记录了董续柳氏忧患与共的深情。

　　全词主要围绕董柳忧患与共的情缘展开构思，赞颂董不为五斗米折腰及柳氏不因董“梓漕得罪归鄱阳”，“忘怀于进退”的高尚情操。

　　上片，由写董的“得罪削籍”一身轻，进入到写致仕后的美好家庭生活。开头六句，就写了两个“忧喜相寻”：一是“三日而去官”的董毅夫“固不成戚”；一是柳氏“忘怀”董毅夫之“进退”而“同忧患”。他们经过了一番“风雨”的打击之后，心情如“一江春绿”，清澈明亮；留下了楚襄王“巫峡梦”醒，身心皆空，过着巫山神女般的仙境生活。接着五句，以东汉伯鸾与德耀同甘共苦、坚贞不渝的情爱和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志的史事，进一层赞颂董毅夫与柳氏过着“清欢”、“粲然”、“光彩”而带着“兰玉”般孩子的恬淡家庭生活。这种生活感情，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而东坡却能体验人微，并能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把它写得富有感染力。

　　下片，进一层写董毅夫与柳氏淡然面对人间烦恼，“欣然”、“益安”同“忧患”的人生态度。开头四句，三三排比，锵锵有声。“幽梦里”，吐真言。东坡过着贬居生活，非常寂寞，只有靠虚幻的梦境来求得片时的慰藉。“肠断处”，不理睬，一切听自然。到了“肠断”的境地，真挚之情自不待言。可见他们是志同道合的贤妻良夫。第五、六句又用一典，反衬出董毅夫有情有义，不是“文君婿”司马相如忍受不住贫困而受卓王孙的赐予那样“卑辱”的软骨头。显然，东坡是站在封建传统的观念上来看待司马相如的，不足为训。第七、八、九句引用《诗经·周南·汉广》，“夫子休乔木”意，是说贤女可求，以喻董毅夫有幸地得到孟光般的贤女为妻。东坡反其义而用之，可谓妙笔。最后三句发出衷心祝愿：愿董柳远离尘世，清闲无忧，左右相伴，白头偕老。

　　全词，序言和正文互补，如道家常；想象与现实融会，情调浪漫。喻义精当，寓意深刻。五处用典引诗，不落俗套。以典代言，既精炼文字，又准确表意，实为东坡词的一大特色。东坡与家僮建立起一种感情上一拍即合的“朋友”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自己与董毅夫的宦场失意的落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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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的上片写主人公凭栏远眺的感受，引出离别相思之苦，下片用一系列离别相思的典故，使离愁别绪进一步深化。全词以写意为主，全凭涵咏的意境取胜。

　　词从凭栏写入。“春”字点出季节，“独”字说明孤身一人。当春独立，人之了无意绪可知。“栏干十二”，着一“凭”字，表示凭遍了十二栏干。李清照词：“倚遍栏干，只是无情绪。”（《点绛唇》）辛弃疾词：“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倚遍”、“拍遍”，都是一种动作性的描绘。这里说栏干十二，一一凭遍，说明词中人物凭眺之久长、心情之焦切。这一句不只点出了时、地、人，还写了人物的处境、动作和情态。

　　“晴碧远连云”承上句凭栏所见，以“晴碧”着色，正面咏草。江淹《别赋》云：“春草碧色”。晴则色明。“远连云”，是说芳草延伸，至目尽处与天相接。杜牧《江上偶见绝句》：“草色连云人去住。”可见此景确实关乎别情。

　　写景如画，亦有点染之法，即先点出中心物象，然后就其上下左右着意渲染之。“晴碧”句是“点”， “ 千里”两句为“染”。“千里万里”承“远连云”，从广阔的空间上加以渲染，极言春草的绵延无垠。 “二月三月”应首句一个“春”字，从“草长”的时间上加以渲染，极言春草滋生之盛。

　　“行色苦愁人”句将人、景绾合，结出不胜离别之苦的词旨，并开启了下片的抒情。“行色”总括 “ 晴碧”三句，即指芳草连天之景这一远行的象征。这种景象在伤离的愁人眼中看出，倍赠苦痛，因为引起了对远人的思念。

　　下片先用典来咏物抒情。

　　“谢家池上”，指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名句“池塘生春草”。这首诗是诗人有感于时序更迭、阳春初临而发，故曰“吟魄”。 “江淹浦畔”，指江淹作《别赋》描摹各种类型的离别情态，其中直接写到春草的有“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因为赋中又有“知离梦之踯躅，意别魂之飞扬”，所以欧词中出现“江淹浦”与“离魂”字面。

　　接着“那堪”一句用景色的变换，将此种不堪离愁之苦的感情再翻进一层。“疏雨滴黄昏”，则是黄昏时分的雨中之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人知和靖《点绛唇》、圣俞《苏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阕为咏春草绝调结拍“更特地忆王孙”， “更”与“那堪”呼应，由景入情，文意连贯而下。

　　“忆王孙”本自“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至此，确知词之主人公是思妇无疑。她于当春之际，独上翠楼，无论艳阳晴空，还是疏雨黄昏，她总是别情依依，离梦缠绕。宋词之由婉约到豪放，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欧公乃是这一过程中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这一点，在此词中有集中体现。从艺术上看，此词境界辽远阔大，语言质朴清新，与一般描写离别相思之苦的婉约词已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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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句，“十年无梦得还家”,指抗元兵败的十年间从未还家。这里不说“未还家”，却说“无梦得还家”，简直连还家的梦也不曾有过，可见其决绝之情。另方面，古代前朝的遗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总是逃入深山以表示不臣服新朝政权。他的“无梦得还家”，正是表明前此十年之志：抗节隐居。这一句领起下文。决绝到连还家的梦也不曾有过，栖息山间也就怡然自得了。

　　“独立青峰野水涯”，“独立”使诗人的高大的形象屹立于天地之间，是诗人直冲云霄的气节，是诗人不可一世的风骨。“青峰野水涯”是眼前景, 奇峰挺秀，野水悠悠，是一幅绝妙的水墨画，但这又不是纯写武夷奇观，当年宋朝的河山，空旷,寂静，没有着落；独立于此，诗人的心情,有些悲怆孤独,有些若有所失。没有人烟,脚底的青峰是稀稀朗朗的春草，只知道一味的“缭乱逐春生”；不见渔舟,眼前只是烟波浩淼的野水，中间倾注着诗人的思想感情，这巍然挺立的青峰，实际上也是诗人自己的性格、形象的写照。

　　第三句一转，“天地寂寥山雨歇”， 天地寂寥，淅淅沥沥的春雨在这寂寥之中也不知什么时候停住了，田野清旷，冻云黯淡，有青草的气息，有天地的空旷，有黄昏的寂寞。简直辨不清是真在写沉寂的山中气象，还是在叹息人间的万马齐喑。

　　末句“几生修得到梅花” ？梅花向来被人们赋予了高洁坚贞的品质，如王安石写寒士的《梅》：“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陆游写高士的梅：“零落成尘碾做泥，只有香如故”；还有苏轼写的梅：“不知风雨卷春归，收拾余香还畀昊”……梅花在数九隆冬这样最寒冷的日子里开放，百花之中，一枝独秀。到次年春来草长，在群芳之中，依然默默无语，卓尔不群。人要几生几世才能修得到梅花这样的境界啊！诗人忽然提到独立世外，傲霜吐艳的山中梅花，并深致仰慕之情，无疑他要以梅格自期。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作者自置于青峰野水之间，以梅花品格相期许。诗风自然朴素不加雕饰，清旷之中已带着几分苍凉沉郁，诗人对故国的思念，对人生的思考，深远绵长,发人深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劳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数也，是不独有其德，亦皆务于勤耳，况夙兴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犹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国初因旧制，设宰臣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阙向曙，东方未明，相君启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哕哕銮声。金门未辟，玉漏犹滴，彻盖下车，于焉以息。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畴多芜，何以辟之。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六气不和，灾眚荐至，愿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诈日生，请修德以厘之。忧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门既启，四聪甚迩。相君言焉，时君纳焉。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若然，总百官、食万钱，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仇未复，思所逐之；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三时告灾，上有忧也，构巧词以悦之；群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门既开，重瞳屡回。相君言焉，时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则下死狱、投远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是知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复有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亦无所取焉。

　　棘寺小吏王某为文，请志院壁，用规于执政者。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