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论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之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之中，付之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之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之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这首词是陆游四七岁任夔州通判时所写的。他到夔州到写这首词时不过一年多，却连上岁尾年头，开口便虚称“三年”，且云“流落”，从一入笔就已有波澜之情。次句以形象描写“流落”二字。“青衫”言官位之低，“破尽”可见穷之到了极点“尘满帽”描写出作者在道途中风尘仆仆，行戌未定的栖遑之态简简单单的七个字就活画出一个沦落天涯的诗人形象，与“细雨骑驴入剑门”异曲同工。三、四句仍承一、二句生发。身似浮云，飘流不定；愁如春草，刬去还生。以“西瀼渡头”、“瞿塘关上”为言者，不过取眼前地理景色，与“巴山道”三字相对应而已这上片四句，把抑郁潦倒的情怀写得如此深沉痛切，不了解陆游当时那几年遭遇，是很难掂量出这些句子中所涵蕴的感情分量来的。

　　陆游自三十九岁被贬出临安，到镇江作通判，旋移隆兴（府治在今天江西省南昌市）；四十二岁又因为“力说张浚用兵”，被削官归山阴故里；到四十五岁才又得到起用夔州通判的新命。他的朋友韩元吉在《送陆务观序》中把陆游心中要说的话说了个痛快：“朝与一官，夕畀一职，曾未足伤朝廷之大；旦而引之东隅，暮而置之西陲，亦无害幅员之广也。……务观之于丹阳（镇江），则既为贰矣，迩而迁之远，辅郡而易之藩方，其官称小大无改于旧，则又使之冒六月之暑，抗风涛之险（由于途中舟坏，陆游几乎被溺死）病妻弱子，左饘右药……”（《南涧甲乙稿》卷十四）。这段话是送陆游从镇江移官到隆兴时写的，说得激昂愤慨。从近处愈调愈远，既不是明明白白的贬职，也不是由于升迁，为什么要这样折腾他呢？韩元吉故作不解，其实他是最了解这其中的缘由的。孝宗赵眘即位后，表面上志存恢复，实则首鼠两端。陆游坚持劝说孝宗抗金，孝宗对之貌似奖掖而实则畏恶。陆游在内政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以增强国力，由此也得罪了握有实权的官僚集团。先前由京官而出判镇江，对他是一个挫折；进而罢黜归里，更是一个挫折；此刻虽起用而远判巴蜀，这又是一个挫折。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显然并非加之于一人，而是意在摧折整个主战派的心志，浇灭抗金复国的火种，那么不幸的人岂只是陆游一个人吗？由此可见，三年流落之哀，不仅是一己之哀，实在是国家民族的大哀。创痛巨深，安得不言之如此深沉痛切？

　　上片正面写心底抑郁潦倒之情，抒发报国无门之愤这是陆游诗词的主旋律，在写法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下片忽然换意，紧扣“立春”二字，以醉狂之态写沉痛之怀，设色陡变，奇峰突起。立春这一天士大夫戴旛胜于头上，这是宋时的一种习俗，戴上旛胜表吉庆之意。但戴银旛而曰“试”，节日痛饮而曰“判”（“判”即“拚”之意），就显然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的不平常意味了。这只是词人借酒消愁，逢场作戏罢了，而内心是很伤感的。结尾处更是飏开一笔，表面上是说不是他一人偏老，而实际上是词人深深感到时光的虚度。这就在上片抑郁潦倒的情怀上，又添一段新愁。词人强自宽解，故作旷达，正是推开一层、透过一层的写法。哭泣本人间痛事，欢笑乃人间快事。

　　但今日有人焉，不得不抹干老泪，强颜随俗，把哭脸装成笑脸，让酒红遮住泪痕，这种笑，岂不比哭还要凄惨吗？东坡《赤壁赋》物我变与不变之论，辛弃疾《丑奴儿》“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之句，都是强为解脱而写的违心之言，写出更深一层的悲哀，那手法近乎反衬，那境界是一般人所难以达到的。

　　纵观全词，上下片都是写心底抑郁之情，但乍看竟好象是两幅图画，两种情怀。沈谦论词作云：“立意贵新，设色贵雅，构局贵变，言情贵含蓄。”（《填词杂说》）但作词之道，条贯、错综，两不可失，此意刘永济《词论·结构篇》曾深言之。读陆游此词，抑郁之情贯穿始终，上下片表现手法截然相异，构局又极错综复杂。读上片，看到的是一个忧国伤时、穷愁潦倒的悲剧人物形象；读下片，看到的是一个头戴银旛，醉态可掬的喜剧人物形象。粗看似迥然不同，但仔细看看他脸上的笑全都是装出来的苦笑，终于领悟到这喜剧其实不过是更深沉的悲剧罢了。

　　由于这首诗着力写雨中抢插稻秧，所以作者也不怠慢，开篇便动手“插”了起来：“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这分工何等明确，何等精细。拔秧活轻，小儿干，接秧也轻，田妇干；比较起来，抛秧插秧活重，田夫和大儿干。“抛”、“接”、“拔”、“插”，四个动词，准确具体。尤以“抛”字最妙，活画出秧束雨中飞舞的情态。只两句，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跃然纸上。

　　三、四两句进一步点明雨中抢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从句中不难领会春雨之密、之急、之大，否则，不至于从头上流入脖颈并沾湿肩膀。以“兜鍪”和“甲”分别比喻“笠”和“蓑”，充溢着一股火药味儿，正暗示抢插稻苗无异一场紧张的战斗。

　　五、六两句“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前句是个无主兼语句，“唤”的主语没有写出，按诗意应是位老妪或老翁。后句是个无主连动句，按诗意，主语应是“大儿”，还极可能包括完成了本职活茬的田夫、田妇和小儿。一家人干活绝无唱过一口便袖手看戏的道理。老人来叫他们吃早饭，（抢插何其早，自在其中），让他们歇那么小小一会儿，却无人动作，无人答话，似乎对田埂上的呼唤置若罔闻，连抬头看一眼的工夫也没有。不如此，便写不出抢插的紧张程度。

　　结句“秧根未稳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似乎是田夫对送饭老人的回答：“您瞧这稻苗还不栽稳，再说这块田还没插完，您把饭放这儿，我们呆会儿就吃，您得赶紧回去照看好那帮鸡鸭鹅们，它们要来到田里，可就糟了。”

　　这首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读。表层的，亦即文本的层面，可以说是写怀念朋友、亦即词中所说的“故人”。“去年今夜。同醉月明花树下”，去年的这个时候，在一个月明之夜的花下，这是一个非常美丽而又幽静的环境。当时作者和友人都喝醉了，其情也是非常动人的。按照宋时的习惯，有酒宴，就一定有歌妓侍宴。大的背景是月下、花前，如此幽静。而具体到酒宴上，却又是红烛光摇，翠袖持觞。正如晏几道在他的《鹧鸪天》中说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那又是何等的旖旎。将灯红酒绿，轻歌妙舞，置于如此清丽幽雅的环境之下，真个可谓是人间天上，无怪他们都要喝醉了。接下来却是一跌：“此夜江边。月暗长堤柳暗船”。这个落差极大。今夜作者却独自在江边，月亮是昏暗的，所以照见长堤也是这般的昏暗。昏暗的长堤，可谓全无生气，别说歌筵酒宴，竟是连一个送行的朋友也没有。而船在这柳阴之下，更显出没一丝生气。因为船既是“暗”的，说明船中连孤灯也没有一盏。

　　下片由自己的无聊，转向了他所思念的朋友：“故人何处？带我离愁江外去”。故人在哪里呢。说明他们之间，连信息也没有通过。这就更加令人挂念了。他不说自己思故人之愁，而偏说是故人“带我离愁”而去的，则虽不知故人现在何处，但作者的愁却是长伴着他的，他在什么地方，作者的愁也在什么地方。“江外去”，是虽不知处，但不是在长江之边，却是可以肯定的了。最后想结一个光明的尾巴：“来岁花前”，希望未来的岁月，像过去那样，能再次的醉倒在花前月下，只是恐怕“又是今年忆昔年”终是没有信心。

　　吕本中的词，不像他的诗，现实感很强，贫富对立的社会矛盾在他的诗集中，比同时代的其他诗人表现得更为深刻。而在词中，则多写风花雪月，离思别情。这自然是与词作为“艳科”所决定的。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战士血管里流的总是血，作为坚定的主战派，他写的词也会流露出他的这一遗恨。

　　南宋的形势，大抵是战战和和，所以也有“月明花下”之时，这时主战派自是“同醉’的，因为形势喜人。然而多数的情况，却是“月暗长堤柳暗船”，正因为如此，所以主战派的人多数都被贬谪以去了，这就是“故人何处？带我离愁江外去”的写照。而国势看来是无可恢复的，所以他不得哀叹；“来岁花前，又是今年忆昔年”。这就是深层次的解读。正如在《宋史·吕本中传》的最后一段“论”所说：“传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绍兴之世，吕颐浩、秦桧在相位，虽有君子，岂得尽其志，宋之不能图复中原，虽日天命，岂非人事乎？若常同……吕本中，其才猷皆可经邦，其风节皆可以厉世，然皆议论不合，奉祠去国，可为永慨矣。”

　　另外，将三种不同时空意象叠映，借以烘托出别情之深切是此词突出的艺术特点。上片犹如两个蒙太奇镜头，对比中生出无限悲愁。同是月夜，去年月明花香，人聚同醉；今年却是月暗柳昏，人别船离。过片直写离别。结句写“来岁”思念，妙在“来岁”又包含“今年忆去年”之聚散忧乐。在时间的三维（过去、现在、未来）上表现出三种不同的事态情思，而又相融相生，用笔极简练而情思极丰富。

参考资料：

　　上片首句“阳羡姑苏已买田”，是说词人与叶温叟志趣相同，二人各自已在阳羡和姑苏买了田地，准备致仕定居，脱离尘世而去。“相逢谁信是前缘”，是承前句买田致仕之相同志趣，而说二人在杭州相逢真是前世即有的缘份。“莫教便唱水如天”，用语含蓄蕴藉，使典自然。“水如天”，是化用唐朝赵嘏《江楼感旧》诗之“月光如水水如天”句，意谓千万不要教人唱起感叹故人分离的诗歌。

　　下片把与友人难舍难分之情化为永不离别的幻想：“我作洞霄君作守，白头相对故依然。”词人对叶温叟说：“让我去担任洞霄宫提举的职务，由您来作杭州太守之官。这样，咱们二人就可以白头相对，故旧依然了。”这是从反面表达词人内心的对故友难以抑制的分离之情。末句“西湖知有几同年”，则感叹人生知己实在太少了，尤其是同龄人的知己则更加稀少。

　　这首词没有太多的修饰，不堆砌辞藻，充分表达出词人对温叟的深情厚谊，也感叹了时光相催，当时同年今已满头白发，并将此升华到人生哲理的高度，耐人寻味。

参考资料：

　　此诗写出作者虽怀报国壮志而白发催人的悲愤。古今诗人感叹岁月不居、人生易老者颇多，但大都从个人遭际出发，境界不高。陆游则不同。他感叹双鬓斑白、不能再青为的是报国之志未酬。因而其悲哀就含有深广的内容，具有崇高壮烈的色彩。此联为“流水对”但其后关连，不是互为因果，而是形成矛盾。读者正是从强烈的矛盾中感到内容的深刻，产生对诗人的崇敬。陆游类似的诗句尚有“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等。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作于山阴奉祠，时作者已家居九年。 山阴是江南水乡，作者常乘小舟出游近村的山水，夜泊水村为即景之作。首联写退居乡野、久离疆场、无缘抗敌的落寞怅惘。“羽箭久凋零”，足见其闲居的郁闷。“燕然未勒铭”，典出《后汉书·窦宪传》：窦宪北伐匈奴，追逐单于，登燕然山（即今蒙古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燕然未勒，意谓虏敌未灭，大功未成。这一联用层递手法，“久凋零”，乃言被弃置已久，本就失落、抑郁；“未勒名”，是说壮志难酬，则更愤懑不平。起首就奠定了一种失意、悲愁的感情基调。

　　颔联抒发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志愿，表达了对那些面临外寇侵凌却不抵抗、无作为的达官贵人的指斥。上句是说大丈夫在神州陆沉之际，本应“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才对，怎么可以安然老死呢？一个“犹”字道出他不甘示弱的心态。“绝大漠”，典出《汉书·卫将军骠骑列传》，是汉武帝表彰霍去病之语。两鬓萧萧，仍然豪气干云，朝思梦想着驰骋大漠、浴血沙场；这就反照出朝廷中的那些面对强虏只知俯首称臣割地求和而不思奋起抵争的文官武将的奴相。（另一说是取老子（李耳）骑青牛出关，绝于大漠之中而悟道的传说）“诸君何至泣新亭”，典出《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风景不殊，正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同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作者借此典，表达了他对那些高居庙堂的衮衮诸公在国家山河破碎之际要么醉生梦死，要么束手垂泪的懦弱昏庸的精神面貌的不满。

　　颈联以工稳的对仗，揭示了岁月蹉跎与夙愿难偿的矛盾。“一身报国有万死”，尽管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尽管生命是短暂的，但是为了拯救国难，“我”却甘愿死一万次。“一”与“万”的强烈的对比，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拳拳爱国心与殷殷报国情，诚可谓掷地有声。“双鬓向人无再青”，这一句是说，岁月不饶人，满鬓飞霜，无法重获青黑之色，抒发了对华年空掷、青春难再的感伤与悲愤。即便我抱定了“为国牺牲敢惜身”的志向，可是又谁能了解我的苦心我的喟叹呢？这两句直抒胸臆，是全诗之眼。

　　尾联点破诗歌题面，回笔写眼前自己闲泊水村的寂寥景象。你想，一个老翁，处江湖之远，眼看着干戈寥落了，铁马逝去了，战鼓静灭了，大宋江山是任人宰割了，他的心怎不会如刀割一般的苦痛！“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是梦醒之后呢，所看到的是荒寒的汀州上寻寻觅觅的新雁，哪里有可以安栖的居所！这怎不教人潸然落泪呢？这两句是借象表意，间接抒情。

　　全诗以夜泊水村所见的景象而写怀遣闷，而落笔却跳转到报国之志上，寄慨遥深。“壮士凄凉闲处老”（陆游《病起》），有心报国却无路请缨，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这是这首诗慷慨悲歌的一个根本原因。用典贴切，出语自然，感情充沛，“浑灏流转”（赵翼 语），使本诗在悲歌中又显出沉雄的气象。